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他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申请办公场所。但是由于当时民国初立，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孙中山因为各种事务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教育问题，便回复蔡元培四个字：自行解决。

蔡元培

等的就是这句话，蔡元培听后潇洒离去，坐着黄包车满南京城找地方，最后他选中碑亭巷小楼二层的三间房，作为办公场地。1月19日教育部挂牌成立，蔡元培随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然后又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

同时，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废止祀孔读经，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建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系。

这时，摆在当时民国教育者们面前的一项难题出来了：教授的教材从何而来？蔡元培说：我们自己编！

蔡元培经常对身边的同事说：“小学没办好，哪来的好中学？中学没办好，哪来的好大学？”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将小学的教材定下来。

随即在蔡元培的召集下，叶圣陶、丰子恺、陶行知等数十位民国大家云集教育部，共同编写教材。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家，在编写小学课本时，却是提笔千钧、小心翼翼，因为这些课本承载了启蒙中国的理想。所以他们反复研究、讨论，生怕因为自己的一丝失误而误人子弟。

1912年，承载各位大家共识的《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印发超过2560万册。这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共计二十八册，及《公民须知》一册。因为那时还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所以里面的内容还是文言文。

本书开篇写道：“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课本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日常生活、器物常识、实用技能、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课本之外，还有特为教师准备的《教授法》。

小学语文第一课，由学者钱玄同和刘半农共同编写。两位先生还因用“来来来，来上学”，还是“去去去，去上学”而争论不休。“去”字偏俚语化，而“来”字笔画偏多，小孩不易学。学者们讨论多日，反复斟酌，最终敲定使用“来”字版本，课本的每一篇都慎重如此，可见各位先生考虑之缜密，编撰之严谨。

《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人”字。插图中有大小7人，三世同堂。虽然只有一个“人”字，《教授法》里解释了四页，足有将近两千字之多，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除书写、读音外，还列举具体的人的不同特点。不但告诉当时的学生，这个“人”字背后蕴含的各种道理，甚至还会启发他们去思考：世间万物，人之外尚有何生物？人何以胜于鸟兽等等，由此奠定走向新时期做文明人的出发点。

天下的壮美也在课本上一一呈现：安徽的形状像蔷薇花，江苏像人在舞剑，江西像个老公公，浙江则像个老婆婆，山东像跪倒的骆驼，而陕西则像在风中翩翩起舞的神女......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梧桐两株，枝高叶大，霜降后，叶渐黄，西风吹来，落叶满阶。”多有意境的文字，带学生领略中文独有的美感。

初级课本中还充满了日常生活常识，由家庭而社会，兼顾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劳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调，不矫情，不煽情，符合儿童心理。不知不觉间培养一种健康、卫生、勤劳的生活方式，尊重劳动、文明礼貌，还有美育、趣味、情操等方面的熏陶。

读完整套书，一个高小的毕业生就已经获得基本的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和爱国的情怀。无怪乎当时的一些大家，虽然只有小学水平，但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最终成才。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才和后来的勤奋学习有关，但也与当时的小学教育分不开。

虽然民国时期又相继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小学课本，但是《共和国教科书》出版后却是一印再印，十年之间共销售七八千万册之多，堪称民国第一教科书。

这套课本成为许多人认知的起点。90多年后，有人将翻印的课本送给已经百岁的杨绛先生。当老人翻开第一页，便开口朗读，后脱卷背诵，情难自禁。

多年后，历史学者傅国涌曾这样评价说：“小学课本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