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声明：本人所有行文提及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轩辕黄帝继位的上古时期开始计时，至封建王朝最后一任王朝清朝末代皇帝退位的1912年为止，时间跨度4600年，与当代中华文明没一点关系。

文明：一度被中华老祖宗解读为礼仪，用以区别于“禽兽”。老外因为说话很直，办事简单粗暴，常被认为是“蛮夷”

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同时也是最有思想的民族，中华民族4600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不断与巍峨的世界打交道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自己独特的思想，提出了很多用于解决纷争和夯实“家天下”的治国思想。

儒家思想因其语言华丽、上纲上线，以及“天命所归”等观点，在满足了中华民族无限想象力的同时，也为统治者所青睐。自汉武帝之时异军突起，成为了治国致仕的不二思想，影响后世2000年。

在儒家思想主导之下，中华民族有了礼仪之邦的自豪感，据此我们有了傲视周边游牧民族的资本；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对文明的理解走向了一条“独孤求败”之道：物质生活被藐视，外表的仪态礼仪被奉为判别文明的唯一标志。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中的“野”指的是野人，通俗说来就是举止粗俗、说话直白；“史”指的是流于虚饰的矫揉造作之言行。

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生活富足了，“腹中未消化的鱼肉”多了，人自然也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言行举止也就文明了起来。

比方说对比我之前和现在住的小区。一个业主群里面天天有人在撕心裂肺地呐喊，不是怪楼上敲东西，就是辱骂物业吃肉不吐骨头，按照中华文明标准，显然属于粗鄙的野人行径；

反之，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业主群里几乎没听到什么辱骂声音，反倒是客客气气的感谢声音此起彼伏，出现分歧也以“请”、“不好意思”化解。我们买的东西放在路边一夜，也无人拿。

之所以两个小区文明风尚相差如此之多，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物质生活有没有上一档次，绝非无视物质实际而盲目追求外表上的文明礼仪的“克制”。

但在孔子看来，文明的特质不在于物质生活层次的高低，而是如何维持文质平衡的君子模样。故而孔子无视物质生活实际，极端崇尚颜回的“安贫乐道”作风，对于如何不野蛮又不流于虚饰的微妙平衡，则投入了大量精力，显然是有违人性的做法。

也正是因为孔氏思维影响后世2000年，导致我们对西方充满了鄙夷之态：在我们物质生活领先于对方时，我们讥笑他们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在他们通过科学利器实现了物质生活大爆发时，我们又嘲笑他们是说话直白、办事粗鲁的“野人”。

总之他们就是“不开化”的蛮夷，与孔子立定的文明标准相差太远。据此，甚至有人得到一个结论：全世界就咱们是文明之人，这也是儒家“平天下”引发的“唯我独尊”导致的后果。

被“绑架”的中华文明：最温柔的语言，干最狠的事，难道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

圣人尚且如此，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华民族自然不能落后，自此中华文明走上了一条“孔乙己”式的文明之路：即便生活再糟粕，却要穿长衫；

即使没钱喝酒，不惜背地里偷窃，也要跟着长衫们一道“文明喝酒”；当被讥笑为“偷”，文明人设崩塌时，却用“窃”不是“偷”来为自己的“文明”做法背书，这就是无视物质实际、盲目追求仪表上的“文明”导致的恶果。

故而，原本武力值爆表、重于开拓实际的中华文明被道德绑架了，“偃武修文”、“刑不上大夫”，对于“空谈误国”的读书人全方位保护了起来，沉湎于仪表和语言编制的“文明”世界中。

这也使得中华文明走上了另一条“双面之路”：用最温柔的语言，干最狠的事。

带头人依旧是被奉为圣贤的孔子。在教授的弟子当中，有一个不喜欢畅谈理想而追求实际的樊迟。他不问周礼问世俗，不问治国问种菜，“请学于稼，请学于圃”，这让孔子很是无语。

当着樊迟的面，孔子“强力克制”，表现出了超然的文明气质：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但当樊迟转身离去时，孔子终于爆发了，当着子路的面将樊迟好一输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随即斥责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

圣人尚且如此，其他以此为榜样或者为挡箭牌的野心家更是“有恃无恐”，于是当着受害者的面说着最温柔的语言，但在背地里却干着最狠最恶毒的事；表面上对人爱护有加，背地里却恶言相向的事比比皆是。

在此“文明”风向引导下，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两个人是死敌，但是在公众场合往往表现出了“你好我好”的和谐融洽场面，但在背地里都对对方下死手，一旦一方占据上风之后，得胜的一方终于露出獠牙，将对方“诛九族”、“斩草除根”。

难道这就是我们以引为傲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