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功德林里的将军级战犯们的表现就大不相同。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写了五千字“论文”，认为“美军不可战胜”，他的老上级、原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则表示：“只要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完全可以击败美军！”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给这些纸上谈兵的将军们好好地上了一课，文强最后也认错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都错了，我在想，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变相的美苏战争。换而言之，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

说起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和1960年、1961年前三批特赦的将军级战犯，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也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打？什么时候打好？一向“文静”的溥仪和直性子的郑庭笈、少将市长杜建时就这同一个问题，居然给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文强因为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没有赶上1962年那场辩论，要不然以他的脾气，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来呢。

文强虽然不在讨论会现场，但是像文强一样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改变命运的战犯却不少，比如我们熟悉的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都曾经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做梦都想老蒋回来“救”他们。

黄维、文强和周养浩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但是这三人却选择了不同的去向。黄维文强毫不犹豫地表示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出力，而周养浩则像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要去找老蒋，结果在小蒋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老蒋已经病入膏肓，主事的小蒋根本就不要他们：当时有十个特赦战犯要去台湾，小蒋坚决拒绝，结果张铁石在香港忧愤自杀，赵一雪、张海商、杨南村返回大陆，担任了上海、湖北、四川政协委员， 王秉钺、陈士章、周养浩则去了美国，其他的都在香港坐困愁城进退两难。

与那些用热脸去贴小蒋冷屁股的糊涂战犯相比，前三批特赦的战犯，基本都是抗战有功罪恶不大或改造积极的明白人，他们当政协文史专员享受厅局级待遇，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享受副部级待遇，住有楼出有车，一二百元的工资加上稿费收入，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衣食无忧的文史专员们自然要关心一些国家大事，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已经刚刚特赦的沈醉，就当起了记录员——主持学习的是原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

王耀武和宋希濂“轮流主持”，1975年之后，学习小组组长就变成了刚刚特赦的文强，沈醉当选为副组长，也就不承担记录工作了。

1962年，那些将军们特赦不久，沈醉也属于“新人”，文史专员学习小组组长是郭汝瑰的老部下、起义将领王克俊。

挑起话题的，是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原国民党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此公曾在法国圣西尔军校留学，也算有国际眼光的高级将领，特在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颇有些跃跃欲试：“中国人多地大，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民党领导下，要有利得多，也肯定比八年抗日要激烈得多。但无论怎样说，时间是有利于我们的。（本位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那天正赶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也在会场，他因势利导提出了一个问题：“三次大战总是要打一场的，问题是早打还是晚打好？”

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的末代皇帝溥仪马上发言：“我认为最好是不打，要万一不可避免，也是晚打，这样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早打会对我们不利。”

跟杜聿明、王耀武同样第一批特赦的原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在远征军赴缅作战时当过戴安澜二〇〇师少将步兵指挥官兼五九八团团长，对英军美军日军的战斗力都有一定了解，所以他认为早打比晚打要好：“我们的人民和民兵可说是一片汪洋大诲，任何侵略者敢来入侵，必将全军覆没。”

杜聿明和宋希濂对郑庭笈的说法表示不认可，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主动权不在我们，因为我们不会去发动战争，没有必要在早打或晚打的问题上去费时间讨论，我们只能是采取积极防御，敌人要不来，你怎么能早打，敌人只要入侵，就不存在早打或晚打的问题，只能说敌人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打了。

末代皇帝和廖耀湘、郑庭笈、杜聿明、宋希濂这四个中将各抒己见，在一旁记录的沈醉也是深有感触——他被迫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之前，也曾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给他的命运带来转机。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中承认，重庆解放后，老蒋任命其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他就想带着一批特务武装到凤仪、滇南的崇山峻岭中潜伏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到那时，并梦想自己会成为“有功之臣”。

沈醉没有说他特赦后是否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尽早开打，曾任天津市长兼北宁铁路护路司令部少将司令的杜建时表明了态度：“我是不希望打仗的。”

杜建时虽然有少将军衔，但在大家眼里，他毕竟还是个文官，所以他的“不希望打”，招来了将军们异口同声的批驳：“我们都是军人出身的人，如果要打起仗来，都可以请求上前线。保家卫国的战争是正义战争，过去我们都不怕，今天还有什么怕的呢？”

早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有很多黄埔系蒋军人在功德林心在半岛前线，他们不但用心撰写了分析美军战术特点的参考材料，还纷纷主动请缨，要随他们的陈赓学长到战场上再立新功。

文官都不想打仗，武将的心思却完全不同。杜建时被热血将军们一同猛怼，也就不再说话，连溥仪也改口了：“我之所以希望迟打，最好是不打，是我对战争有恐惧感，何况是全球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不再看到战争。”

溥仪此言一出，将军们也表示理解和同情：我们也不希望再看到战争，但战争来临，我们还是要承担起应尽的义务的。

武将要战，文官要降。从汉朝开始到明朝，史书都是这么写的，文史专员中的末代皇帝、蒋系市长和原中将军长、兵团司令，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意见依然不一致。

读者诸君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开打、什么时候打更好，肯定也是各有高论：在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以何事在何时引发？如果真打起来那又会是怎样一个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