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弹之父”，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他为现代国防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早已为人们广泛认可。

1960年，当“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基地即将发射之时，亲临现场指挥的钱学森自是百感交集，而远在北京吴家花园里的彭德怀也同样是心急如焚。

有些不知情的人可能会好奇，导弹研发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呢？早已被罢免官职的他为什么会对这件事那么着急？

直到钱学森晚年时，他才对外透露了有关彭德怀的一桩往事，从而向世人揭示了彭德怀为何会对导弹研发事业如此关注的原因。

1950年深秋，正在西北大漠屯垦戍边的彭德怀被紧急召回了北京，在中南海，毛主席将那份标着"特急"字样的军情报告，亲自递到了他的手中。

鸭绿江对岸，燃烧的丹东城映红了北中国的天空，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正如雪崩般压向中朝边境……

凝视着作战地图上犬牙交错的战线，彭德怀思索片刻，手指重重划过北纬38度线，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地说道：“主席，我的意见是必须要出兵援朝，哪怕是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

望着眼前这位素来以敢打硬仗、恶仗而著称的铁血军神，毛主席赞赏地点了点头：“你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正所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仗就交给你了！”

几天以后，经中央军委统一决定，彭德怀正式接掌中国人民志愿军帅印，怀揣着党和人民的期望，率领着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来到朝鲜，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和研判后，志愿军火速投入战斗，尽管他们所面对的是武装极其精良的世界军事强国，但是在彭德怀的卓越指挥下，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们毫不退缩，逐渐在战场上打出了我们自己的声威。

在被寒风裹挟着的长津湖畔，彭德怀经过反复推演，以九个军的兵力实施大纵深穿插，将机械化程度最高的"联合国军"主力切割包围，最终将美陆战一师的钢铁洪流冻结在死亡峡谷。

在炮火硝烟的云山战役中，志愿军113师14小时强行军72.5公里，愣是用双脚跑赢了美军的汽车轮子，提前五分钟抢占三所里高地，完美实现了彭德怀所制定的战斗决策：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上甘岭阵地上的焦土见证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攻防战，铁原上空的烽烟诠释了什么叫"向死而生"，面对着敌人所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猛烈且疯狂的进攻，身处困境中的志愿军战士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钢铁长城。

而对于统帅彭德怀来说，亲眼目睹了志愿军战士们在战场上的奋力厮杀和毫不退缩，他在被这群最可爱的人深深感动的同时，内心里却又深觉无助和惋惜。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之间的武器装备差距，堪称世界战争史上最悬殊的军事对抗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美军在朝鲜战场投入了其二战时期的全部军事遗产，从坦克、装甲车到各种型号的火炮，再到每个士兵单独配有的各类半自动步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其在武器装备上可谓是应有尽有。

再反观志愿军呢？入朝初期，像38军这样的王牌军仅有火炮240门，全志愿军仅有800辆卡车，多数战士仍在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枪，一个军火力密度仅仅相当于美军一个营。

作为久战沙场的铁血军神，彭德怀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与美军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单一武器性能上，更存在于整个军事体系的代际鸿沟中，他清醒地认识到，未来中国若想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要拥有领先于世界的现代武器装备。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彭德怀率领着志愿军战士们凯旋而归，从1954年9月起，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自上任以后，彭德怀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而在这诸多改革之中，他将发展导弹事业视为提升中国国防实力、打破核大国威慑的关键举措，全力支持并积极推动相关工作。

然而，面对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现状，彭德怀的心中尽管很是焦急，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高端领域上的重大突破，正在他心急如焚之时，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事情的发展走向，这个人就是钱学森。

1911年，钱学森出生于上海，作为家中独子，他自出生起便成为了全家人的期望，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他逐渐显示出善于学习的潜质：3岁便能熟读古诗文，18岁顺利考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钱学森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在他24岁那年，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程。

来到美国的钱学森，依旧是灿烂夺目的天之骄子：他先是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成功获得硕士学位，紧接着他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门生，接连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7年，仅36岁的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它既代表了当时美国科学界对于钱学森的认可，也同时预示着钱学森所即将拥有的远大前程。

但就在所有人都想当然地以为钱学森会继续留在美国享受优厚待遇之时，他本人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便是放弃现有的金钱、地位，乃至于声誉，回到祖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对于钱学森的这个决定，他身边许多人都无法理解，美国当局甚至坚决不予以放行，但钱学森回国的决心却是无比坚定的：“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

1955年，几经辗转周折，钱学森终于得以回到祖国，他迫切地想要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全部贡献到祖国的建设中去，而与钱学森怀着同样心情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彭德怀。

当这两位同时代的杰出人才刚刚见面之时，彭德怀便迫不及待地拉着钱学森的手，热切地说道：“钱先生，请您告诉我，咱们怎么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搞出导弹来？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请您尽管开口，我将全力予以配合！”

望着彭德怀焦灼且期盼的眼神，钱学森情不自禁地询问道：“您为什么对造导弹这件事那么着急呢？”

彭德怀认真地回答道：“不能不急啊，咱们等不起啊！”然后他便将自己的忧虑和建议详尽地进行了解说。

在彻底了解了彭德怀的想法与期待之后，钱学森信誓旦旦地回答道：“您放心！外国人能搞的，咱们中国人一定能搞出来！”

怀着一腔热血，带着满腹才华，在彭德怀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归国后的钱学森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新中国航天建设事业中，倾注一生，献身国防。

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经国务院、中央军委认真研究之后，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此拉开了新中国导弹研究事业的序幕。

对于钱学森所牵头的导弹研发工作，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并多次为导弹试验基地的建设调兵遣将，积极推动相关工作。

当钱学森信心满满地告诉彭德怀：“美国导弹用了将近10年时间，而中国有5年就可以！”彭德怀听罢，开心极了，一向严肃认真的他在那一刻快乐得像个孩子。

没过多久，致力于火箭、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作为首任院长，钱学森带领着精挑细选出来的初代航天人全力投身到我国航天事业的技术研发和建设工作之中。

位于北京西郊的国防五院，其前身就是一个破旧的疗养院，而在成立之初，钱学森手底下拥有的全部家当，也就是十几个大学生、几台破旧的手摇计算机和一台从苏联老大哥那儿淘来的二手机床，虽然简陋至极，但却已是现有条件下的顶级装备了。

尽管条件艰苦，但钱学森等人的斗志却是无比昂扬的，为了让这些从未接触过导弹的学者们尽快的融入到导弹、火箭的建设发展之中，钱学森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述了《导弹概论》，并亲自拟定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相关专业的学习计划。

不仅如此，在导弹研发期间，钱学森还因地制宜地独创出“土法炼钢式科研”：用算盘计算弹道轨迹，拿自行车打气筒给燃料加压，用闹钟改装定时装置，正是这些富有创意的奇思妙想，让当时的航天人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勇敢地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当钱学森等人没日没夜地忙于导弹技术研发的时候，关于原子弹、导弹基地的建设也早已提上了日程。

对于这项工作，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予以了高度重视，他特别指派炮兵司令陈锡联负责四处勘察导弹试验基地，安排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主攻基地建设工作，并再三叮嘱他们务必要做好保密工作，以确保导弹试验工作顺利实施。

1958年初，经党中央同意，靶场勘察小组正式确立在甘肃省酒泉地区建设靶场，一场声势浩大的基地建设工程开始启动，在广大官兵的不懈努力下，仅用3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导弹试验基地——酒泉“东风基地”。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彭德怀却意外地卷入到一场政治风波中，也因此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尽管无法再在实际行动上支持钱学森等人的导弹研发事业，但彭德怀始终都默默地关注着他们。

幸运的是，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导弹研发的进程并未受到影响，在钱学森等航天人的共同努力下，1960年11月5日9点02分，我国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

时隔多年以后，晚年的钱学森在提及当年旧事时，依旧是感慨万千，而被问到那时彭德怀为何会对导弹研发一事如此着急时，他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出了原因。

原来，彭德怀的着急并非仅仅是因为战争中的切身体会，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对中国国防力量薄弱的清醒认识和对国家安全的高度责任感，他深知，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参考资料：

中国军网：《钱学森》

中国政府网：《此生惟愿长报国——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共产党员网：《百年瞬间丨国防部批准设立导弹试验场》

中国军网：《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澎湃新闻：《罗布泊、金银滩与酒泉：“两弹一星”在大西北营建的神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