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位“社会大哥”将他的手下全部召集起来，足有千余人之多，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大摇大摆地沿街前行。

接到群众报案，有不少警察闻讯赶来，他们却不敢制止，因为歹徒手里握着上百把枪，装备之精良，竟压过警方一头。

社会大哥本人更是手持一把制式手枪，在众多小弟的簇拥下张牙舞爪。看到有警察胆敢多瞥他一眼，他就直接用枪指着对方，扬言要打断对方的腿。

“这座城市里被我打伤打残的人多了去了，不怕多你一个！”

这不是在拍电影，也不是以枪支犯罪而著称的美国街头，而是1991年的山西运城。谁能想象，那个年代，一个社会底层的渣子，竟然能扰乱一座城市的秩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运城出了个名叫张永强的混混，他虽然一早就声名狼藉，街坊邻居避之不及，可认识他的人，谁也没料到他日后竟然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每一位长辈都望子成龙，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光宗耀祖。甚至有不少老一辈的人对后辈倾注了过多的期待和宠爱，心态都变得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笔者曾亲耳听长辈说过，多生几个孩子，自己的后半辈子就多一分保障，那心态像极了买彩票，似乎买的越多，中大奖的概率就会越大。

然而殊不知，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许多父母有能力生没能力教养，却竭尽全力地溺爱孩子，反而因此让孩子的人生沦为悲剧，更是给社会造成灾难。

张永强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农民，本身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咬紧牙关把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张永强的父母几乎从未给孩子灌输过任何为人处世的道理，导致张永强进入校园，跟身边的同学一比较，一股“身出寒门”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把他孱弱的三观击得粉碎。

他每天都被这种自卑感压得抬不起头，哪儿还有心思读书？为逞能充面子，他不惜四处偷窃，跟别人干架，中学还没读完就已经成了当地警察局的“常客”，坐牢跟回家一般稀松平常。

看到儿子沦落到这种地步，老两口也只能干着急，没辙——他们压根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万般无奈之下，张永强的父亲找遍了关系，求爷爷告奶奶，总算给儿子找了份工作，在当地传染病医院的锅炉房里当工人。虽然这份工作不怎么起眼，好在也算是事业单位，收入稳定，活儿也不算累，吃穿不愁。

怎料事与愿违，突然有了一笔收入后，张永强邪门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展示自己的“阔气”，他几乎每天都要组织饭局并且抢着买单。当然，以他微薄的工资是无法支撑这样的生活的，但他很快就想了个办法。

每到深夜，张永强就伪装成护工，出入住院病房，搜刮熟睡的病患的财物。一开始，他尚且做贼心虚，听到风吹草动就赶紧夺门而逃，哪知得手几次后，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甚至“贼不走空”，在惊动病人后，明目张胆地抱着对方的行李跑路。

值得注意的是，监控录像是从1995年开始在逐渐在我国普及的，在此之前，人们丢了东西，十有七八得自认倒霉，再加上住院患者通常也不会带太多钱财在身上，只要人没有受到伤害，大多数情况下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时间一长，即便同事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张永强平日里所做的龌龊事，后者也基本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张永强误以为这天底下当真没有王法，其野心也愈发膨胀，小偷小摸竟已然无法使其满足。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犯罪没有成本”是有多么可怕——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有人稍有叵测之心便敢于铤而走险，社会怎能不乱？

出于种种原因，那个年代我国的法治建设前路漫漫。讽刺的是，张永强居然坚信逍遥法外得益于自己出众的“犯罪才华”，日益奢靡的物质生活也让其经济状况愈发糟糕，他便做了个决定：招兵买马，做一番“大事业”。

张永强的“创业之路”比预想中要顺利得多：某次参与打架斗殴时，他发现有两个人跟自己很像，下手特狠，如亡命之徒。这二人名叫李平、曲红革，过去的经历与张永强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李、曲二人对现实生活一早便牢骚满腹，他们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饱一顿饿两顿，却自认“怀才不遇”，埋怨社会残酷无情。因此，三人一拍即合，甚至有模有样地搞了一番“桃园三结义”，彼此以兄弟相称。

这样一来，张永强就拥有了他的核心团伙。

1988年，三人正式拉起大旗，自称“狼帮”，在运城市内招兵买马，一时间有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前来投靠。他把市传染病医院锅炉房作为“大本营”，医院因而受到牵连，变得乌烟瘴气。

有了自己的势力，张永强开始明目张胆地向病患收取“保护费”。他经常带着手下喽啰四处闲逛，看到好东西就抢，好看的姑娘直接强行带走。没多久，不仅医院变得门可罗雀，连附近的商户也纷纷逃离。

随后，张永强将黑手伸向市里比较上档次的消费场所，如酒店、歌厅、招待所等等。他所用的手段还非常“巧妙”：安排年轻姑娘敲门，房客一开门便投怀送抱，不等后者反应过来，喽啰们便一拥而上，指责其“耍流氓”。

要知道，“流氓罪”在当时算得上是重罪，严重者甚至要被枪毙，受害者因此宁愿破财免灾。而张永强开口便动辄三五千，那个年代，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小几百块，这样一来，一年的辛苦工作基本就打了水漂。

曾有一位非常有钱的李姓商人，从广州北上谈生意，怎料竟杳无音讯。朋友多方打听，才发现他被张永强的手下控制了。后者名气上为李老板提供“保镖服务”，实则将其软禁，逼迫他结清“服务费”。最后，李老板被逼得没辙，只能交1万元“赎身”。

靠着这些肮脏手段，张永强的势力迅速扩张，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令他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

原来，运城的“黑产”地带早就有人先入为主，当时有位江湖人称“王四”的“社会大哥”，在运城只手遮天。眼看狼帮迅速崛起，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王四当即找到狼帮约架。

张永强有些慌，要知道王四不但手下众多，手里更是有“家伙”，靠拳头根本打不过。然而倘若他不应战，狼帮便“颜面”尽失，日后就不能继续在道上混了。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一个歪主意，欣然同意与王四的帮派“决战”。

当天，王四聚齐人马，带够武器，气势汹汹地杀向约定地点，哪知等在那里的竟然是警察——王四连同他的心腹一并被逮捕，其帮派也树倒猢狲散，很快便销声匿迹。

这段小插曲令张永强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此后的他疯狂囤积武器。

在狼帮被捣毁后，根据资料，警方从起老巢中缴获各式枪支多达百余把，其中包括2把解放军制式半自动步枪、一把微冲、5把仿制式连发手枪；此外还有20多颗手榴弹、十几公斤炸药——如此装备水平竟超过了运城警方，这也难怪张永强有底气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搞“黑帮阅兵”。

很快，运城周边有实力的帮派要么被狼帮生生打散，要么被迫归顺，他在运城也是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各大经营场所都要定期向其缴纳“保护费”。

对此，张永强仍不满意，曾放话称要带领狼帮打服整个北方，成为北方的“土皇帝”。此时他的野心已膨胀到了扭曲的地步，不但要让平民百姓怕他，让其他帮派不敢染指他的“生意”，甚至还想让政府和执法部门向他的淫威屈服。

1991年发生的一件事，足见他有多么丧心病狂。

当年4月16日，张永强在赌桌上输了几千元，心情十分糟糕。在回老巢途中偶遇传染病院制药厂负责人关建刚，当即向他索要5000元。关建刚自然不愿当冤大头，被一众喽啰当街暴打。

关建刚被打得遍体鳞伤，却找准机会逃走。张永强大怒，拎着菜刀直接杀到对方家门外。眼看警方赶到，张反而更加来劲，指桑骂槐地大喊“你有几个脑袋让我砍”，并且威胁关建刚，如果不老老实实交钱，明天他全家的脑袋都得搬家！

隔天他又带人去医院耍威风，开枪扫射医院传达室的玻璃窗。结果令张永强非常满意：现场的警察根本不敢管，而关建刚被逼无奈，连夜逃回老家。

1991年前后，张永强的势力膨胀到了顶点，狼帮成员数突破千人。他不但在当年举办了一场炫耀武力的“阅兵”，让所有成员身穿统一着装，手持枪支和砍刀，用喇叭放着国歌，一路“高歌猛进”。

此外，他还大搞“内部改革”，效仿电影中的香港帮派，在团伙中设立等级制度，甚至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他所奉行的宗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帮派内有一人受到欺负，狼帮便全员出动，哪怕对方是平民百姓也不放过。

可以说，张永强几乎凭一人之力便让整座城市变得人心惶惶，民生凋敝，各行各业都备受侵扰，几近荒芜。对此，没有人敢反抗，毕竟警察被指着鼻子威胁都不敢做出反应，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呢？

恐怕他的父母和看着他长大的街坊邻居怎么也想不到，当初那个不爱学习，总是惹是生非的坏孩子，如今竟然能如此“有出息”，达到如此惊人的“高度”。

好在善恶有报，尤其在中国的土地上，自古以来邪不压正，就当张永强踌躇满志，准备带领团伙继续“开疆拓土”时，报应来了。

狼帮当街大搞“阅兵”时，有人将不法分子，尤其是张永强手持一把54式手枪，指着警察耀武扬威的嚣张模样偷偷录了下来。这份影像资料随后便出现在了上级部门领导的办公桌上。领导既诧异又愤怒，气得拍了桌子。

1991年4月23日，山西省、运城市各级相关部门协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斩首行动”。在国家“铁拳”之下，这些混混可谓原形毕露：偌大一个团伙，80多名骨干成员被捕，手里的百十条枪愣是一枪都不敢开。

最终，张永强连同他的6名骨干被处以死刑，运城市总算拨云见日，恢复了久违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