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讲述的往事，某个角度来看算是辟了个谣。
上世纪末，江西丰城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事件。
如今网上流传的版本是这样讲的：1999年8月，一名周姓农民偶然间得知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意识到当地政府仍在维持高额税收后不仅十分不满，自发整理了一份材料并分发给乡亲，鼓励大伙合力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
周某几天后就被乡政府派人抓走了，名义上是“批评教育”，哪知周某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两天后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学习班”里。其家属到乡政府要求给个解释，却被人用棍子打了出来。
偷摸多收钱就罢了，被发现还打人，还有天理吗？事情传开一下就闹大了，附近4个乡镇上万名农民浩浩荡荡地杀向乡政府，活捉乡长，把他和另一名乡干部直接活埋在了政府大院里；许多干部被逼从高处跳下，摔死摔伤者甚众；乡派出所长被活活打死，尸体吊在树上示众。
此事惊动了国家高层，江西省公安部门耗费了相当多的警力才逐渐平息事态。
该事件被许多人认为是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开端。
长期以来，事情在网上传得有鼻子有眼，可几乎所有相关资料均语焉不详，尤其是当时周某的身份交代得很不清楚，使得整件事经不起推敲。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就是凭空杜撰的，当时一些情况着实触目惊心。
1999年，江西省上饶地区上饶县汪村农民曹政节曾向相关机构反映，当地政府收对农民的压榨实在太狠了。
其中一些事情听起来十分离谱，例如，领导一纸令下，村里所有的个体屠宰场一夜间关门大吉，农民自家养的猪不能自己动手杀，必须送到政府指定的几家屠宰场。
这些屠宰场不但要收取屠宰费用，农民还得交“屠宰税”，更绝的是，这“屠宰税”不是按屠宰牲口的数量算，而是按照家里人头数——杀一头猪，家里有几口人，就要交几倍。
以此为例，地方政府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离谱的地步，根据相关资料：在国家出手整改以前，当地一名农民平均每年需缴纳的各种费用超过300元，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就需要上交近2000元。
对此，曹政节欲哭无泪，有一年他算过账：当年的结余大概有一千块出头，可村里以各种名义共向他收取了11项费用，合计998.38年，意味着他这一年起早贪黑都白干了。虽然愤怒，可自己就是一平头老百姓，又能怎么样呢？
实际上，当地个别干部还真就到了目无王法、为所欲为的地步，上头发下来的红头文件，他们不向民众公示，隔天就拿到黑市倒卖。一些有钱人还真就吃这一口——在他们眼里，货真价实的政府文件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
不过，这些赃官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2000年8月，江西省农工委为解释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让机关刊物《农民发展论丛》的杂志社编撰了一本名为《尚方宝剑在手，农民朋友抓牢——减轻农民负担手册》（下面简称《减负手册》）的增刊。
正如刊物上所写的“可能是对农民最有帮助的一本书”一样，该书旨在以尽量通俗的方式，让基层民众充分了解国家政策。
不过，这类刊物的发行量本来就低，对农民而言定价10元不算小钱，本就不怎么买杂志的农民便很少关注，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减负手册》在农民群体中的流传度很低。然而某个机缘巧合，有人拿到该书并做过了解后，顿时大吃一惊：书里讲的和现实中的，是同一个中国吗？
此后半个月内，《减负手册》疯狂售出1.2万余册，创了当地机关刊物销售量的一个记录。对于农民而言，十块一本价格不菲，可仍有人愿掏数百块买下几十本，分发给亲朋好友，只为让大伙儿意识到国家一早就开始照顾农民了，只是有些坏人一直以来在欺上瞒下！
地方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发现端倪后，领导第一时间将《减负手册》定为“禁书”，不但从书店下架，还要求农民尽快将手中的上交；警方也接到命令，派出大量人手分散走访调查，但凡发现有人宣传或是讨论书中内容者，一律抓起来“批评教育”。
一时间，几乎整个江西省都成为“战场”，受牵连者甚众，上到负责增刊编撰的机关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被重点调查，领导希望能揪出他的“污点”，从而便有理由让《减负手册》彻底消失；下到许多农民被请去喝茶，曹政节就因此被关了15天。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者虽未能在桂晓琦身上发现任何问题，可后者仍被毫无缘由地遭到停职。
虽然民很难斗过官，可眼下状况就大不相同了。
从2000年8月中旬开始，江西丰城多处乡镇政府大院外有农民聚集，就国家相关政策与地方税收问题讨个说法。当地政府自知理亏，不但拒绝露面，还让工作人员驱赶。
随着时间推移，聚集的农民越来越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干部的赖皮做法很快就引发众怒。
2000年8月16日，有人突然开始对政府大院发起冲击，很快便被冲破院墙，见到工作人员二话不说按倒就揍。
这场闹剧共持续了两天，直到当地公安机关调来数百名武警官兵，一面驱逐闹事者，一面对群众进行安抚，事态迅速得到控制。
据官方资料统计：丰城事件中共有4个乡镇政府、24个村委会、2个派出所和1家公司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过程中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此外，共有52名倒霉的村干部成了民众的“出气筒”，家都被砸了。
这才是这起事件的原本样貌，相比于网络上流传的那个“腥风血雨”的版本，上述细节能够得到具体资料的佐证，显然更加经得起推敲。
事后，国家下令对江西丰城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最终给出了这样的官方解释：江西省一些农村的违规税收问题确实存在，但这场暴动的真凶并非农民，而是黑恶势力从中作祟，其中就有当地臭名昭著的袁氏家族的影子。
袁氏家族团伙以袁秀平、袁秋、袁国洪、袁友洪四兄弟为首，骨干成员大多学历较低，好逸恶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蹲过监狱。他们在当地横行霸道，抢劫杀人无恶不作，作风与土匪无异。
袁氏团伙爪牙甚多，经常倾巢出动，围堵当地工厂企业，强行要求“入股”。若遭到拒绝，一大帮人就耍赖不走，让厂子无法生产，最终不得不妥协。有人跑到乡政府去告状，哪知这群暴徒竟敢直接冲进乡政府打人，要求别多管闲事。
团伙还威胁派出所不准插手，当地警方本就人手不足，便只好按兵不动了。如此一来，袁氏兄弟俨然成了丰城的“土皇帝”，民众谈之色变，企业也被迫主动上交“保护费”。
袁国洪、袁友洪兄弟俩对丰城事件有所参与，调查人员认为，该事件正是由袁氏团伙策划并煽动的，趁机搜刮财物，逼迫乡干部下跪，耀武扬威。
得知情况，中央下达指示：“在处理问题时务必分清哪些是群众的合理要求，哪些是坏人的挑唆。”最终，坏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造成当年混乱的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国家高层的政策落实到基层时，无法有效地得到执行。
毕竟高层领导岂能不盼望国家强大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即便是当下，我国社会中依旧存在许多问题。对于一个亿万人口的大国而言，想要解决问题并非易事，我们需要给予充分的耐心。
人们在回忆过去时，可能会感慨眼下的中国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和谐，如当年完全是两个世界！话说回来：发生了如此巨变，也才相隔短短二三十年而已，此间变化之大，足以证明国家高层的决心与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