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熟悉的昆明远征园里，有一座特别的衣冠冢。墓碑上有两个人的照片和名字，最上面刻着“黄埔亲家”。

我见过有夫妻合葬的，有兄弟合葬的，而“亲家”合葬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2015年，我正在国外，突然接到一封电子邀请函。

看完，我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就乘飞机回国。

我要到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七届生命论坛，并且上台领奖。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以个人名字冠名志愿项目的志愿者，叫“许年君关爱抗战老兵项目”。

直到领完奖，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能踏入人民大会堂，登上领奖台。

更想不到，有一天关爱抗战老兵的项目竟被如此认可。

我的父亲就是个抗战老兵。

想到他，我心生愧疚。

我出生于1947年7月，小时候住在外婆家。

我外公是大地主，土改的时候被镇压了，外公的父亲叫周仁寿，做过浙江省省政府主席。

我妈在常州一个小学教书，我出生后就由溧阳的外婆带，弟弟出生后，由农村的太外婆带。

到了我三年级的时候，我被妈妈带回上海和老爸团聚，弟弟还留在农村。

老爸在上海禽蛋一厂动力科搞冷库，我妈也到上海一个厂里做了会计。

父母先是住在带阁楼的房子底层，很挤，后来厂里给老爸安排了宿舍，面积就大了。

小妹妹就在上海出生的，我每天上学路上都要经过幼托所，所以我负责接送妹妹。

老爸当时在经济上还可以，每个月都能给我一些生活费。

上海的学校生活很丰富，我还参加过上海少年宫口琴队，大炼钢铁的时候，人们在马路上炼钢，我也参加了慰问团。

妈妈和我

但到1957年，我妈得癌症去世了。

妹妹才两岁多，无人照顾，就被送到西安大伯家去了。

我之前见过大伯一次，大伯来上海看我们，买了三张豫剧名家常香玉的票，请我们去看。

本来说要带我去看，后来因为我不听话，老爸说不带我去了，拉着大伯就出门了。

我脾气犟，非要去。

妈妈抱着妹妹坐在门口挡住门，我去拉她也拉不动，妈妈没有打我骂我，而是被我气哭了。

我之前没少惹我妈生气，现在妈妈走了，家中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

家里也不需要我生炉子了，妹妹也不需要我接送了，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午饭我在外面买着吃，晚饭老爸从厂带点盒饭回来。

然后，我就看到老爸整天在写东西，他没有要给我看的意思，我去偷看他写的内容。

原来是他的简历。

我对这份简历印象深刻，记住了他是“蒋匪部队”的。

我知道，老爸要倒霉了。

我小时候也比较调皮。

那时候上海的学校，一周上6天课，上午上 4 堂，下午就在弄堂里面，在同学家里组成学习小组。

我在弄堂里跟人家争吵，出手打了人家一下，把对方眼睛打肿了。

告到老师那里，班主任竟然把我开除队籍，当场就把我的红领巾解掉。

这老师大概想着我爸也不敢来学校告状，才这样欺负我。

到1959年的时候，老爸成为支持右派言论的反革命，管制三年，要遣返原籍。

那天晚上，是老爸厂里保安科的负责人陪着我们父子俩回乡的。

他陪着我们俩坐火车，从上海到无锡。

虽然没有把老爸绑起来，我也觉察到，我们是被押送走的。

在火车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尿裤子了，可能是有点害怕。

我穿着尿湿的裤子，在无锡的汽车站坐了四五个小时等天亮。

天亮才能坐汽车，回到溧阳县城的老家。

从上海回到溧阳，整个人都灰溜溜的，老爸先带我去老家的小学申请就读。

校长拿着我的成绩单，看上面的评语，见我的品行等级一行，写着“差”。

校长问我们，这个评判等级是怎么比较呢？

江苏省是甲乙丙丁，上海是优良中差劣。

我告诉他，上海是5 等，你们分4等，这个“差”的意思大概是什么什么。

校长理解了，说，你是五等里的第四等，最高分数按100 分的话，你就是40分。

我们这里丙等的最高分是50分，已经算不及格了，但你连丙都不如。校长跟我老爸说，我们不能收。

我听后也不想跟校长多说什么，特别是一想到路上还尿了裤子，更不想跟人争论。

好在六一班的班主任和我妈是一个村上，曾经还是同学。

经他说情，学校这才接受我了，给了一个试读身份，不是正规接收的学生。

我只忍了三个月，考上初中，走了。

初中时，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

我在苏州、上海都上过学，肯定比当地的学生见识多一些，人也比较活跃，刚进去还坐在第一排。

一天，班主任把全班同学都叫到操场上，然后开始训斥大家，说你们一四班是灯火辉煌。

其实就是上夜自习后没有关灯，班主任觉得丢了他的脸。

班里有班干部，其他同学也都比我大，班主任本应该发完火，安排他们去关灯。

没想到，班主任却单独把我狠狠批了一顿，还记了个大过。

他可能是要杀鸡给猴看，毕竟我老爸是反革命，也不敢去找他闹，其他学生他惹不起。

大过就大过，我也不在乎，就忘记了这件事。

到了初三的时候，教我三年代数的老师，也兼教导处文书。

他突然找到我，说：“许年君，过来。”

我说：“干嘛？”

他说：“许年君，你写个报告我看一下。”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写什么报告。

他说，你档案里还有一个记大过的处分，你要考高中了，不要再把这个处分带到高中档案里。

听他这样说，我就写了个免处分的申请交给他。

第二天，学校公告栏就宣布—— 撤销许年君的记大过处分。

他让我很感动。

后来知道，他父亲也是地主，他同情我。

中学时的合影，我在后排左一

上中学以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因为父亲才被人瞧不起，对老爸有点不理不睬。

他大概是委屈，对我说过：“你放心，我将来不要你养的。”

我和老爸到溧阳后，西安的大伯母经常写信来。

大伯是知名音乐教授，和大伯母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不仅收留了我妹妹，还收留三伯父家的儿子，五叔家的女儿也在他家学音乐。

大伯母在信中说，等孩子长大点，肯定会告诉孩子们的生母是谁。

到大饥荒时期，农村没什么吃的了，寄养在太外婆家的弟弟就被送回我们家了。

对老爸来说，两个儿子都在身边，似乎更觉得对不起女儿，很想小妹。

家里只有三个男人，我们都要照顾自己，衣服自己洗，我还教弟弟怎么生炉子。

老爸管不了我，对弟弟比较严，老是打他。

弟弟想着养他长大的太外婆，好几次离家出走，往常州的方向走。

最远走出十多公里，被遣送站逮住了，送回家。

老爸也找过几次，找见弟弟睡在公园的长凳上，揪着他的领子就往回拖。

祖母住在哈尔滨的五叔家，见我爸一人带着俩孩，经常回来看我们。

看到老爸这样对弟弟，祖母当时就觉得，弟弟将来肯定是不愿意照顾我老爸的。

时过境迁，后来，我弟弟对老爸还挺好。

我升高中考得还可以，成功被录取了。

高中有一个老师对我一直都很好，后来我知道他家里是资本家。

是这些同病相怜的人，让我感到一点点温暖。

到考大学的时候又有新政策，我这样的四类后代，通知上写着“不予录取”。

我就下放到了农村，那已经是1965年。

弟弟考初中也因政审不过，和我们一起下放到农村。

生产队里开始有7个男知青，后来上海的、无锡的、我们城里的，陆陆续续又来了十几个。

在农村，出身好的、四类出身的，都算是青年知识分子，也没有人欺负我什么。

我开始活跃起来。

我在中学时的照片

到“文革”串联的时候，还跑出农村，在富阳石灰厂打零工待了半年，待不住才又回到农村知青点。

我当时的感觉，只要离开我老爸，我就会走上新的道路。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教授大伯也被下放到农村，大伯母忍不住批斗，上吊自杀了。

三伯家的儿子跟着大伯去农村，也逼着跟大伯划清界限，用了很多偏激的语言。

就在我正想方设法走出上一辈的阴霾时，得知老爸也被下放了。

好巧不巧，他偏偏要求下放来到我身边。

那是在我最最最困难的时候。

本以为下乡离开父亲，能够摆脱歧视和委屈，可是老爸又来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画面，我、弟弟、祖母、老爸四个人在小草屋里，油灯一闪一闪的。

我对老爸说：“你也没办法，是上面压下来的，但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身边来呢？”

我又对祖母说：“老爸随便到哪个地方，不要下放到他两个儿子身边好吗，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老爸没法说啥，只能不吱声。

祖母哭着说，他不靠你们两个儿子靠谁呢？父子间的情不可能说断就断了。

我也争取过，到生产队说，不要把老爸下放到我们这里。

但是生产队管不了，他们也觉得，不到儿子身边到哪里去呢。

我突然就感觉，我被什么东西压到地底里去了。

老爸来后，我立马从一个知识青年，又变回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女。

队里开批斗大会，我坐在观众当中，看见老爸站在前面，头低着。

然后通知，四类分子的家属，不允许参加批斗会。

我性格倔强，不走，公社的人要把我撵出去。

我说：“我也是知青。”

他们说，你是什么知青，你不是四类分子的子女吗。

一看，我爸就站上面，我没什么话好讲，蒙着头跑掉了。

我想不通为什么我连参会的资格都没有，参会可以拿工分。

我平常和其他人一样劳动，开会也算劳动，为什么我连劳动权利都要被剥夺掉。

那真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小时候太小，不懂，歧视委屈也嘻嘻哈哈过了，现在我什么都懂了，羞耻心让我更加疏远老爸。

每次老爸批斗完回到家，我是不会搭理他的。

我也看出来，老爸好像也觉得对不起我，但他也没办法。

老爸还被绳子绑着游街，我站在人群里，也讲不出什么话，只能低下头。

我知道，他明明没做什么坏事。

我带着悲哀的心情，又带着恨他的心情。

如果他不来我身边，这些惨状我至少看不见。

60年后，我竟然在档案馆寻回父亲的简历

从此以后，就算在农村，我也只能低着头干活了，像霜打的茄子。

72年，大伯也去世了。

两岁就被大伯收养的妹妹没人照顾了，怎么办？

老爸心里一直惦记着小妹，但他也不敢跟我开口，比如说把小妹接回来。

我当时想的只有一个，千万不能把妹妹接到身边，成为和我一样的反革命分子子女。

问了两个亲戚，也都不愿意收养妹妹。

又问哈尔滨的五叔，他愿意。

我就一个人去了西安，准备送妹妹去哈尔滨。

妹妹见到我，觉得来了一个管她的陌生人，对我不理不睬。

我告诉她老爸的事，她也爱听不听，没有一点反应。

我们还在泰安亲戚家住一宿，一起去爬泰山。

整个上山下山的路上，妹妹都没有跟我讲话。

妹妹已经上了高中，这些年大伯家的变故对她的影响很大。

为了彻底扎根农村，男知青大部分都成家了。

有个和我一起插队的知青，他们家也是一家人，陆续被安插在我们这个大队。

他爸爸和我老爸一样，也是个国民党老兵，我们两家离得近，我和老爸就常常到他们家去。

光明正大地接触也不敢，只是坐一坐聊聊天。

两个老兵被下放到农村，多是养牛，他们正好是一对。

知青有个妹妹叫淑芳，对我老爸很好，有时候老爸生病，需要打针，都是淑芳来帮他打的。

老爸找我说，淑芳将来可以做他的儿媳妇。

但那时候我对人生没抱任何希望，也完全没有要成家的打算。

另外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有人给我介绍农村姑娘，我也是不愿意的。

这样苦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大概是1976 年3月，有人推荐我去中学当老师。

虽然有人提出反对，难道要反革命的儿子来当老师？但好像是校长说的，这个人还是有点才华的。

随后主管文教的朱书记拍板，让我先代课，半学期不胜任再换。

就这样，我顺利进入了中学。

没想到老师通过了，学生还不满意，有调皮的指着我说：“你会把我们教成小反革命的。”

本想着留不下了，老师们觉得我教得还不错，让我留下继续教。

秋季开学，我任高一两个班的英语课，初中三个毕业班的化学课，还有高二体育课没人上的，我都去上。

只有政治课我不能教。

自从当了中学老师，我又焕发了积极性。

人生有了希望，我慢慢考虑能否成个家了。

淑芳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们俩从认识就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我们俩开始处对象，对她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淑芳家是溧阳县城的，8岁的时候，爸爸就被判刑了。

判决完出来，淑芳和姐姐就在人堆上看着爸爸出来，也不敢打招呼。

爸爸朝她们做着手势。

淑芳太小看不懂，姐姐看懂了，告诉她说，爸爸做的手势是7年，意思是爸爸要劳改七年。

爸爸劳改后，淑芳母亲一人带五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

老师让淑芳回家要 5 块钱学费，母亲拿不出，要三四块、两三块钱，也拿不出。

回去要了几次，最后是隔壁大妈拿出来 5 毛钱，给她送到学校去。

淑芳几次说自己不要念了，学费掏不出来不说，在学校里还给人指指点点。

人家骂她爸爸是反革命，她也只敢躲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哭。

家里也不好过，好容易买了几斤米，还有人去偷，床上的油布，被邻居家偷走，人家拿出来晒，认出来了也不敢去问。

家里冬天就一件姐姐的大衣，姊妹几个人轮流穿出去，后来也被偷走了。

当然，淑芳和我一样，也会遇到好人。

她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隔壁邻居有一个看眼睛的医生阿姨。

看淑芳家里没有电，就叫她晚上到她家去写字看书。

有时候还问家里妈妈吃饭了吗？淑芳说买了 3 分钱的萝卜干，泡了一壶水放在妈妈床边。

阿姨听后，马上把家里的饼干抓一把，让她赶紧送过去。

这个阿姨还从小就教育淑芳，说你不要恨你的爸爸妈妈，这是社会的变迁，不是你爸爸妈妈做了坏事，你爸爸不是做坏事的人。

淑芳哪懂这些，只知道爸爸是坏人，做了坏事才会被判刑。

她三年级，姐姐带着去劳改农场看爸爸，看见爸爸也不亲热，就原地站着，爸爸叫一声，她也不过去。

她心想，爸爸是坏人，那就不能跟他接近。

和我想得也差不多。

淑芳和我，好像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但现在两个苦瓜慢慢长起来了。

我和淑芳晚年在云南松山

不久，淑芳也调回县城，我也被分配到县里的服装厂。

我还没到厂里报到，就看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江苏分校的招考信息。

我赶紧去报名参加考试，机械专业，结果考试成绩很好，其中数学还考了满分。

毕竟我教了几年书，恢复高考之后还辅导过高考。

录取的电话打到厂里，领导找我问起我这件事。我说，是不脱产的。领导就批准了。

我和淑芳都到了县城，年纪都不小了，我们就结婚了。

那是1979年，我32岁，她29岁。

我们一对黄埔后代就这样结合在一起。

1979年，家里还有件大事，老爸也迎来了平反。

岳父倒是很早就摘帽了。

老爸摘帽已经59岁了，上海原单位为他办理了退休。

公社专门管理四类分子的人，见到老爸对他说，老许啊，我一直对你不错吧。

老爸说，去你的吧。

老爸退休后，在原来上海同事的介绍下，继续回去配合同事安装建造冷库。

这是个技术活，老爸在上海公司里拿的钱不少，让我也跟他去干。

老爸给我发工资，我帮他带队、施工。

在建冷库这方面，我下了很大功夫，后来还拿到了工程师职称，就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

等老爸不做冷库了，我已经能把他介绍到别人的项目里了。

我们合作得很好，像两个难兄难弟。

也经常开玩笑，还说说之前的事，哈哈大笑，都过去了，不提了。

那些他被绑的事，我也不好意思说的，说出来不是玷污他嘛。

老爸在上海世博会

老爸平反之后，妹妹年年都来看老爸。

有一次，妹妹从江苏宜兴，还给老爸带了一个几百块的紫砂壶，孝敬老爸。

妹妹走的时候，老爸塞给她一万块钱，老爸一直想弥补对妹妹的亏欠。

再后来，老爸竟然就成了黄埔同学会溧阳联络组负责人。

我只知道老爸和岳父都是黄埔的，更多也没兴趣问。

老爸和岳父俩人住得近，经常走动，每周二上午都相约去参加溧阳黄埔同学会聚会。

老爸喜欢打牌，岳父喜欢唱京戏，老爸管岳父叫学长，因为岳父比老爸早了一期。

俩人感情越来越深，比亲兄弟还亲。

应该是1994年，我当时还在徐州那边上班，回来陪两个老人去参加了常州黄埔同学会的纪念活动。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他们黄埔同学的聚会，听他们讲他们过去的经历。

大家合唱黄埔校歌，亲如一家，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了，和之前大不相同。

玉雕上刻录着我父辈们的姓名

从那时候起，我才开始了解我们许家的事情。

我的爷爷叫许积福，是当年溧阳城南河沿知名的木行老板。

我爸那一辈，有兄弟五个，属振字辈，便按照“仁义礼智信”来取名。

大伯是许振仁，生于1916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38年奔赴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和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学习。

解放后在西北艺术专科学校、西安音乐学院工作，是小提琴副教授。

二伯是许振义，生于1918年，1936年进入黄埔14期工科（湖南醴陵工程兵学校），抗战爆发后留校当中尉教官，1940年因患痨病身亡。

三伯是许振礼，生于1919年，曾就读于黄埔三分校（江西瑞金）16期政训大队，毕业后在国军第二挺进中队任分队指导员。

三伯在抗战期间加入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抗战胜利后找到军统头目毛人凤学长，自荐后被派往金坛情报站任联络参谋，后来被枪毙了。

我父亲许振智，生于1921年4月29日，曾就读于黄埔四分校（贵州独山）17期23总队步科，毕业后任忠义救国军上尉连长，抗战胜利后在交警大队任职。

五叔许振信，生于 1925年7月14日，唐山交大毕业，通晓五国语言，后调入哈尔滨机车车辆厂。

五叔是中国第一批热处理高级工程师，发明的弹簧计算尺得到华罗庚的肯定，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励并获专利。

我只看到许家五兄弟，四个上了抗日战场。

可是我并没有询问更多细节。

老爸说起他原来的战斗，南陵战役，我还以为是山岭的“岭”。

完全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

到2011年，岳父查出患了肺癌。

他可能预感自己时日不多，天天在大舅哥的家里走来走去，唉声叹气说：“唉，我一肚子的故事都要带到棺材里去了。”

淑芳看了心里着急，想，你快不要说了，我哥哥都把你恨得要命。

大舅哥十六七岁好不容易有了工作，爸爸劳改出来了，要他写下放决心书，放弃工作。

大舅哥不肯，岳父替他写了一份。

岳父的本意是代替大舅哥工作，扛起家庭重担，但大舅哥一直怨恨父亲。

岳父住在大舅哥家里时，就连一桌吃饭，大舅哥也是不和他说话。

有一天，岳父兴冲冲和我说，“南京1213志愿者联合会”来走访他，他讲了自己的经历。

我当时还想，怎么会有组织来找国民党老兵呢，我还以为是什么小报记者。

7月24日，岳父去世。

处理完岳父后事，淑芳和我说自己很后悔，父亲回忆过去时，没想到给他记录一下。

听淑芳这一说，我儿子就在电脑上查姥爷的文章。

我这才详细知道，岳父叫劳玉珂（又名劳震） 1918年三月二十九生，山东阳信人，黄埔6分校16期12总队，少校团副。

1937年抗战爆发，正在省立惠民乡村师范上学的劳玉珂与同学一起，随校迁离，参加了山东第三路军军事干部教育团。

一个月后，因为战事的变化，该团改为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军团，暂编入桂林军训团，改为黄埔16期预备生。

毕业后历任第五战区92军暂14师1团机枪连排长、连长，后又调至第三团任迫击炮连连长。

1945年，日本投降，岳父所在部队从阜阳经徐州到山东济南接受日军投降，他清晰地记得两个细节：

一是接收炮的时候，日军把所有炮排列好，各炮炮长出列敬礼，礼毕，检查大炮的配件，检查完毕，开始交接。

另一件是交接战马，那些日本兵对着自己的战马深深鞠躬之后才把马交给我军。

过了几天之后，他和战友发现这些战马都被喂了很多碎玻璃，大片死去。

儿子不仅查到他姥爷的经历，还加了来采访的志愿者的群，把我也拉了进去。

我知道了，他们一直在寻找抗战老兵，我赶快把我老爸介绍给他们。

当时我老爸也确诊了癌症，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志愿者来到医院，问了我爸的抗战经历，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那些战斗经过。

老爸回忆起来情感最深的，是他在黄埔军校17期23总队时的经历。

老爸说，“1942年，我们这批三百多位同学都要毕业了，同学们联名给当年送他们来军校的第三战区总司令写了封请命信，要求回到老家，收复失地。”

“我记得我们在上饶，顾祝同给我们训话，他说你们要记得学成杀敌，要收复自己的家乡。”

“我们毕业了，我们要打回老家，我们三百多个同学啊，都被批准回来了，战场上大部分都牺牲了......”

说到这里，老爸竟然哭出声来。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老爸哭。

我感到奇怪。

想到我妈去世，我那时候10岁，清楚记得我爸没掉一滴眼泪。

在殡仪馆、在家里，都没哭过。

我祖母去世，他也没哭。

我爷爷、大伯去世，他都没哭。

没想到，志愿者来访问他，他哭了，哭得这么厉害。

老爸年轻时爱好运动，是篮球队的队长。

要不是这场战争，老爸的理想是高中毕业考个体校，成为一名出色的体操运动员。

1937年，念高中的老爸因流亡逃难而失学。

当时高中生里盛行考军校，让他永远难忘的一句口号就是：三江子弟，打回老家去！

1939年6月，老爸18岁，从一个文书投考进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

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安排人将这批学生接到了江西上饶。在上饶统一编队之后，送到了江西瑞金。

与我老爸一同被招考入团的，许多是从沦陷区招收的爱国知识青年。

部队的条件艰苦，寒冬里，学生还穿着单衣、短裤，晨操时以跑步取暖。

3月，一团人经过调整，便出发前往贵州独山归建，父亲成为四分校17期23总队的学员。

开拔去贵州军校前，司令长官顾祝同送别训话说，你们都是三江子弟，好好学习，学成后随本长官打回老家去。

像我老爸这样的苏、浙、赣三省沦陷区的子弟听了，都泪流不止。

两年苦学毕业后，老爸分入忠义救国军，在1纵队3团3营7连1排任排长，在松江附近抗战打游击，后随艾庆章团长到安徽宁国，调特务连任副连长、连长。

到1944年过了春节，初六初七的样子，部队接到命令在安徽南陵一带阻击一股富春江打败退下来的日军部队。

老爸说，我们那时候武器装备已经很好了呢，一人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汤普森冲锋枪。

但遇到负隅顽抗的鬼子，仗打得还是惨。

同年三月，与日军正面交战，由他率领装备精良的特务连三个排左冲右突浴血奋战，胜利攻占南陵。

此后，老爸所在部队一直驻扎在东天目山一带与日军对峙。

抗战胜利后，忠义救国军改为铁路保护队，成了铁路警察。

解放后，老爸在其搞地下工作的六姨帮助下，托人在华东粮食局找了份工作，留在了上海，直到我们父子团聚。

老爸（左）和黄埔老兵钱义范（右）

听老爸边哭边讲，我好像重新认识了他一样。

原来他对讲述自己的抗战是那么在乎。

2012年3月29日，老爸去世。

去世三天前，老爸已经不吃不喝了，但眼睛是有神的。

弟弟和我守在他身边。

我告诉他说：“女儿马上就到了，你孙子也从日本飞回来了。再等几天。”

老爸说：“我等不及了。”

妹妹终于赶到老爸床前，握住老爸的手。

老爸说：“你来了。”

说完，老爸就离开了我们。

志愿者拜访过我老爸，我马上说我知道哪里有老兵。

从此，我正式加入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队伍。

对照着老爸他那个溧阳黄埔同学会的通讯录，跟着大家一起去寻找老兵。

淑芳也非常支持我，我们两个都是黄埔后代，与老兵们有密切关联。

溧阳附近的老兵，我还会带着淑芳一起去走访。

因为老爸是黄埔同学会联络人，我跟着他和许多老战友有交流，也知道怎么跟老兵交流。

和溧阳的抗战老兵合影

后来，我就开始想怎么为溧阳境内的抗战老兵申报成优抚对象。

有一位抗战老兵叫孙恒之，说他在腾冲战役任预备第二师第五团重机枪连连长，攻打腾冲，战斗十分惨烈，整个机枪连120多人，最后只剩下40人。

孙老1949年率部在成都起义，后部队解散发给路费回家种田至今。

他说的这些经历，都没有任何证明材料，家里有的都全毁了。

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看过我老爸手写的简历，还知道有判决老爸的判决书。

这些老兵只要说的是真的，一定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都有存档。

我就一趟趟地跑法院，跑公安局，跑省档案局，终于找到了与孙恒之有关的资料，开始为他办理申报手续。

溧阳市民政局也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对每一位抗战老兵，只要取证材料和相关手续齐备，有一个就向上申报一个，绝不拖拖拉拉。

最后，孙恒之成为了溧阳第一个被国家民政部门批准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优抚对象。

2014年9月底，98岁的孙恒之，不仅收到了民政部门为他办的银行卡，卡内还有着6150元的首期政府优抚费。

在溧阳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当年我就把符合申报条件的所有溧阳国民党抗战老兵，都向民政局进行了申报。

全国健在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得到国家民政部优抚的共30位，其中溧阳就有8位，约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一。

这8位，都是我去为他们跑下来的。

一个抗战老兵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拿到了政府给发放的存折后，每天晚上看一看，早晨醒来又拿起来看一看。

看了一年多，把存折都翻烂了，仍旧要看。他就这么高兴。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种认可和承认。

每年我都会到老爸的墓碑前，告诉他老兵的近况。

我把一个一个名字念出来，说谁谁谁拿到了优抚资格，谁谁谁生活不错。

这些事，做就做了，并没有想得到什么。

2015年12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第七届生命论坛暨全国百优志愿者表彰活动。

我以华东地区关爱抗战老兵杰出志愿者代表的身份，登上了主席台，接受中央领导人的表彰和授奖。

那次大会，我的“许年君关爱抗战老兵”项目获奖，成为全国唯一以个人名字冠名的优秀志愿者获奖项目。

我所获得的奖杯和荣誉证书

有很多抗战老兵后代，都和我有一样的人生经历，有些人走出来了，有些人一辈子没有走出来。

我在溧阳公安局的档案室查找老兵资料时，竟偶然间看到了我老爸的个人档案。

一看，竟然就是我十岁那年偷看到的父亲写的简历。

60年过去，父亲蓝色墨水的笔迹清晰可见，只可惜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记得有一年，我有个表叔，从上海来接我祖母到哈尔滨去。

见到我，他就说：“我永远忘不掉你说的那句话，那真是你们最辛苦的时候。你还对你爸说，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身边来呢。”

表叔重提这事，我当时就很羞愧。

这么多年，我一直忘不了这事，我就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差劲，当初为什么要抱怨老爸呢？

他又没有错。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们的抗战事迹，他们的英雄事迹，讲给大家听。

许老师是两位老兵的后人，他生活在江苏常州，多年来一直在做志愿者，寻找走访了数百抗战老兵，为老兵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他所为之坚持的背后，是两代人的家国命运。

我们所记录下来的每篇故事，都需要编辑伙伴陪同当事人回忆过去。

许老师的也一样。

年轻的伙伴陪着他聊了不下十小时，说不忍心去追问细节了。

但作为记录者，我们不得不做个“残忍”的人。

因为真实的力量，现实的意义，就体现在一点一滴的细节上。

在一次次的追问下，许老师嚎啕大哭。

他说，这些事之前也告诉过其他人，但好久都没有这么伤心过了。

小时候懵懂，不懂家里洪水滔天；青年苦闷，不懂为什么要替父亲承受生命之重；晚年反思，只想为年少无知赎罪。

讲述人生真实的过往，需要勇气。

不美化所谓的苦难，也不会狡辩犯下的错误，更不会粉饰复杂的人性。

我们要感谢这些勇敢的讲述人，他们像剥洋葱一样，把过去一点点扒开。

让我们、我们的后人，有幸了解到他们对于亲人、爱情、事业、生活的种种困惑，以及在困惑中，他们如何努力前行。

这是他们的记忆，也是家国的记忆。

因有他们真实的讲述，跨越了岁月，抵挡虚无，抵挡遗忘，也帮我们找到自己。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许年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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