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为农民大众写作一生，他是“文摊”圣手，农民才子。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被称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但这位“圣手”却与文坛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宁愿在农村赶集时自己摆上一个小摊子，叫卖自己的几种小本子，做一个受农民欢迎的小摊主。这个小摊主可是不好当的，过去天桥卖艺人有句话叫“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凡是直接面对买家，或者用文一点的词叫受众的，都必须有受欢迎的真本领才行。显然赵树理正有这种本事，他既是一位出身农家的才子，也是才子群中的一个农民。

论才子，赵树理确实算得上，汪曾祺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叫《才子赵树理》吗？才子首先要会做文章，这自不必说了，2021年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的“赵树理文集”就有《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文艺与生活》《谈兴趣》《布谷鸟》《焦裕禄》《红绸裤》《书信·自传·讲话》八册，这些“小本子”摊开来也是一笔不小的买卖呢。

而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唱念做打，他也一样都拉不下。他会书法，字是欧字底子，结体稍长，字如其人，临过《争座位帖》《兰亭集序摹本》，汪曾祺说他的字是自己见过的作家里写得最好的。办报时，他自己给文章配上小插图，还会刻图章、写山水画。他会下围棋，只是棋品不佳，和自己的邻居严文井下输了不让人家回家，一定要扳回一盘。他演过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锣鼓笙笛都拿得起放得下，唱上党梆子、上党鼓书，能走过场、起霸，还师从和尚学过一阵庙堂音乐。他一个人同时打动鼓、钹、锣几种乐器，嘴里还唱着，自己就是一台戏。写出满意的作品更要弹上一段三弦，写完长篇小说《三里湾》的最后一个字后，他激动得用三弦连弹了上党梆子的三个曲牌。

赵树理出身农家，打小就是个农民，就算进了城，当了官，衣食住行、行动坐卧的本色依然是一个农民，是一个底层劳动者。他自己说过：“我从小曾锻炼了一个消化小米的胃口和两条爬山的腿，这两种生理的性能，我将永远不让它退化。”喜欢吃的是烤白薯、葱蘸酱、大饼和拌着香油、辣椒油、芝麻酱的老豆腐、山药蛋菜、拉面、和子饭（小米、南瓜、山药蛋）、沁水乡下的干卤面，奢侈一点不过来个“炒和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或者三菜一汤：花生仁、豆腐干、蒜肠加二锅头。他喝酒的习惯进酒铺拿起酒坛倒上一杯，也不吃菜，一口喝干，放下钱就走，出门遇到第二家再接着喝。这是旧社会车把式的喝法。赶车人想喝酒了，让大车继续往前走，自己进去干净利落地喝一杯，回头出来还能追上马车。赶上朋友聚会，他就会展示自己的划拳绝技：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这一招连划拳高手老舍也抵挡不住，经常败下阵来。他喜欢穿黑布对襟小棉袄，穿棉裤戴黑毡帽，进城后换成皱皱巴巴不挺括的蓝布制服、蓝布人民帽，穿一双自己家做的黑布鞋，活脱一个老农民。

赵树理做农民也是个“才子”农民，犁地、摇耧、锄苗、扬场，放牛、担炭、拾粪，他样样精通。延安大生产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和体力弱的赵树理一起种地，他自己找老乡要了块地种上，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五百斤南瓜和二百斤土豆的任务。其他像当社头祈雨、盖房子、刷墙、看风水，他也干得有板有眼。他在《黄河日报》社当过司务长，学会了和面烙饼，没有哪家农民做饭的动作有这样爽利。他会剥柳皮、破荆条、编簸箕、织鸟笼，自诩出身于“编织世家”。这说法倒也没错，他出生的山西沁水县尉迟村，相传是唐朝开国将军尉迟恭隐居之地，用柳条编簸箕的手艺就是他传下来的，村里还修建了尉迟庙加以纪念。他会拔火罐、扎火针、放十宣（穴）血来治病，当过一段时间的“杨大夫”，摇着铃铛到处卖用草药炼制的丸药，后来还把这段生活写进诗里：

少年挥剑干钩臂，

方今提得乞儿篮。

回忆当年诸父老，

授我家传千灵膏。

采药西登王屋巅，

归炼灵膏向市塞，

技击招将顾主至，

自是方得市米钱。

另外一种被他玩得烂熟的手艺是生火，女儿说他是“烧火专员”，他自称“火神爷”，无论是家里、宿舍还是什么别的地方，他都抢着干这个活儿。他先把玉米芯摆成圆圈，然后一层层垒成下大上小、周围有洞的“金字塔”，最后用纸往中间一点，火一下子就烧起来了，还没有烟。火生得好是因为他怕冷，在农村写作的时候没有煤炭，手脚都冻得发麻，连钢笔水都会冻住，公家发的被子对这个大个子来说太短了，盖得住头盖不住脚，在鸡叫前后最冷的时候，他就只能蹲在火上烤着。

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个农民中间最自在的多面手，一个在自己的文摊上才如鱼得水的才子，即使进了城，他也总说要“回山西住一住 怕时间长了接不住碴”。他曾经想写一本长篇小说《石头底》，相对《石头记》，他想写一写几千年来在大石头底下生活的那些人的哀乐，那是他文摊上小本子的主人公和读者，他从他们身上学来了各种本领，一直没忘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就算穿了水獭领子狐皮大衣，他也还是乡亲们的“老赵”。只要这些石头底的人还在，老赵的那些小本子就还会有人去读一读。

立志做“文摊匠”的赵树理，用温和而有善意的幽默，吐露平凡百姓的生活日常，再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村社会的风土人情。作品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文集通过赵树理先生不同体裁的作品反映了“山药蛋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独立文学流派的风范。

赵树理，其代表了解放区40年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最著名的有中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有《地板》《李家庄的变迁》《福贵》《邪不压正》《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等等。其是有意把小说作为通俗故事来写得，他对小说各个方面的探索，都达到了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完成艺术化，而不是之前乡土小说在艺术化的基础上追求大众化，因而特别能做到两者的统一。

围绕他的创作形成了山药蛋派小说。他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其是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的文艺路线的典范。

“赵树理方向”的特点就在于农民化和大众化。这是和当时解放区的状况密切相关的，解放区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民众在翻身中迫切要求能够与他们同声共气的文艺。①赵树理追求的大众化是和农民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的大众化，而不是从上而下的赐予，这是与其农村出身和对农民的熟悉导致的，②其自觉地将写作和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其作为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工作者而创作，因而形成了“问题小说观”，自觉追求反映党的农村建设工作中的偏差以及对农民的影响。

其局限性则是，前者使得赵树理过分排斥知识分子，过分排斥西方文学，于是文化修养不足，视野也比较狭小，后者则使得小说和党的农村工作紧密联系，在党的农村工作出现偏差时，问题小说的模式就出现了言不由衷等危机。不过在这一时代，其创作的局限性还没有显示出来。

赵树理创作的特点

分成两部分吧，内容上和形式上。

①内容上，赵树理塑造了一批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首先是背景上，其小说的背景是在晋东南的农村，具有鲜明的民俗色彩地方色彩，而如今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民作为总体终于翻身了。赵树理将这整个背景其作为一种社会景物，提供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环境，具有空间上的地方性，也具有时间上的时代性，这共同构成了其小说具有的现实性，其具有实效性，能够紧密配合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变革。

而在写乡土题材，尤其是写农民上，其继承了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传统，但是不是以人道主义的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写理想中的田园牧歌，或者写农村黑暗，而是能够更进一步，直接同农民对话，展示农民的精神风貌及其面对的矛盾事件。赵树理在创作上主要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中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写他们摆脱旧文化习俗的艰难。

其小说中的人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到封建思想毒害，背着沉重包袱的旧式农民，另一类则是已经觉醒了而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的新人。

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其代表有《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还有《传家宝》中的金桂婆婆。其共同特点是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包袱，迷信、满脑子等级思想、抱着旧式的生活生产方式不放。而年青一代的新人，比如《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小芹，《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传家宝》中的金桂，他们在婚姻爱情、经济生产、政治管理中，都表现出解放了的一代的新人的理想品质。

而其故事通常是皆大欢喜的，故事中的人会遇到矛盾，会遇到问题，但是其解决最后却没有落到一个悲剧性的激烈结局中。对于那些作为反面角色的老一代农民，李有才固然写他们的可笑和不合时宜，但是也写他们的淳朴和善良，安排暗示了他们在大环境和剧情的影响下，产生的转变，因此最后总是团圆式的戏剧结局。

除此之外，还有不大能被概括其中的一些要点，比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和《邪不压正》中的小昌，他们是年青一代的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但是却表现出丑陋的贪婪、自私以及官僚主义。《李家庄的变迁》则是企图以更加阔远的木管观察近代农村社会的变迁，以一个农民铁锁为线索来表现村庄和历史的变革，但是由于赵树理缺乏驾驭宏大场面的笔力，其写作史诗的企图是好的，但是写出来却不是很成功。

②其形式上的特点则是开创了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

其对评书戏曲等以说唱为基础的传统形式加以改造，创造了评书提，既实现了民族化和大众化，又是一种现代的小说文体。

首先，其抛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那种程式化的框架，而是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和完整性的结构特点，故事来龙去脉清初，有头有尾（这其实也是西方小说的一个优点吧，只不过后来现代主义加以打破了而已），在叙述中也注意借鉴传统说书中的扣子手法，做到故事嵌套、引发悬念等效果。

其在描写和叙述的关系上，吸收传统评书式小说的手法，把描写融化在叙述中，把人物放在情节的脉络中，用事件来展现性格，很少有精致的景物和心理描写。因此其作品故事性和叙述性很强，是一种带有口头性的文体。

其在语言上则彻底拥抱口语化，力图用大白话来准确地进行描写和叙述，同时具有明快简约而幽默的特点，饱含乡土味，质朴而明快，从而在语言上完成了艺术性和通俗性的结合。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本名赵树礼，曾担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曲艺》《人民文学》编委。1920年代中期，赵树理在山西第四师范求学，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式开始文学工作。1943年，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一举成名。1947年被解放区文艺界树立为“赵树理方向”，其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铁锁等典型形象。代表作还有《李家庄的变迁》和首部反映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等。

赵树理是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赵树理逝世53周年纪念日。

　　1940年代开始，赵树理以其通俗化文艺观，消弭了新文学与农民大众之间的隔阂，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摊文学家”。

　　他一生经历“抗战”、解放战争、土改、合作化运动等历史过程，始终孜孜不倦地为农民写作和立言。谨以此文，纪念赵树理。

　　117年前的9月，赵树理降生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他的一生，是扎根农村生活、参与农村工作并为农民而写作的一生。除了作家，他还是农村问题的思考者。也正因为这些严肃且有批判性的思考，让他陷入身不由己的困顿中。

　　1970年9月23日凌晨，凭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作品在解放区轰动一时的作家赵树理，于病痛中告别人世，享年64岁。

　　从“树礼”到“树理”

　　赵树理一出生，作为赵家迟来的男丁，他被寄托了继承香火、光宗耀祖的希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祖父赵忠方仍固守祖训，认为“读书知礼、学优而仕”是不变的真理，毅然决定为赵树理开授《大学》《中庸》《孟子》等典籍，并为其取名“赵树礼”。

　　沁水县当时盛行各类宗教会道门，赵家也不例外：祖父赵忠方和祖母信奉“三圣教道会”，母亲王金莲是“清茶教”信徒，父亲赵和清迷信传统阴阳卦术，凡事都要卜卦问道。赵树理浸淫其中，直至成年，仍未褪去迷信思想。1943年，赵树理写出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父亲赵和清成了其中“二诸葛”的原型，赵树理以这一方式与封建迷信思想决裂。

　　1925年夏天，时年19岁的赵树理考入长治山西省第四师范。两年后，他在同学常文郁和王春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恰逢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山西掀起了学生运动的浪潮。1927年10月21日，第四师范爆发学潮，驱逐校长姚用中。由赵树理执笔，辑录于《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同学录》“序”中的《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宣言》一文记录下了这次惊心动魄的革命行动，赵树理强调“革命志气”和“革命精神”，呼吁“世界革命青年”联合起来抵制和反抗一切恶势力。

　　也就是在那一年，国民党实施“清党”行动，开始抓捕共产党员。情势危急下，赵树理离开第四师范，假扮为“游方大夫”，在安泽、沁水、阳城和河南济源等地边界山区一带流浪数月。

　　在1929年4月28日这天，赵树理因“共产党嫌疑”遭捕，关押进县看守所，夏天被押至太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审问。由于缺乏证据，国民党无法判定赵树理的共产党员身份，于是将其投入“山西省自新院”。自新院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建立的一所非正式监狱，负责对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嫌疑犯”进行思想改造，是国民党“清党”运动的产物。赵树理最早的两篇小说《悔》和《白马的故事》便写于这一时期。彼时，自新院为使新人“转变思想”，并不限制自新人读书看报的自由，只要开列书单，便可让院方到山西省图书馆借书，赵树理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

　　一年后，赵树理在《自新月刊》发表了《读书·做人·革命》一文：“有人说现在是革命时期，用不着谈人生问题。如果有人是这样说，错得也不算很近。要知道一方面革命，一方面还要做人。若没有合理的人生观，做人先成了问题，还怎么革命？”此处的“革命”与“人生”显然是同构的：“合理的人生观”先于革命，而革命又反过来塑造了人生观，经过学潮洗礼的赵树理，已在心底埋下革命的种子。

　　《读书·做人·革命》发表时署名“赵树礼”，仅仅一个月后，从自新院获释的赵树理即告知友人史纪言，他决定改名为“赵树理”。从“礼”到“理”，意味着告别“读书识礼、学优而仕”的封建礼教，拥抱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理”。

　　赵树理就此开始了为农民大众写作的一生。

　　“在共事中间，既好做学生，又好做先生”

　　19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期间，赵树理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从参与“驱逐校长”的学潮到逃亡流浪，再到被捕、参加抗战，其人生观、文学观以及对革命与文艺关系的思考渐渐臻于成熟。他自幼生活在乡村，熟悉农民的生活、情感和伦理，这些，使得他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时能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问题。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等人撰写的讨论“下乡”的文章。这批文章强调“下乡”之于整风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跟其他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改造不同，赵树理采纳的视角是“自下而上”的：“我个人熟悉农村生活的方法就是和人‘共事’……我觉着在共事中间，既好做学生，又好做先生”，“要和人‘共事’，下乡几天，走马观花不行，住下来，当旁观者也不行，最好的办法是以协助工作的身份参与农村工作。”

　　可以说，赵树理大部分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都是在“共事”中生成的。

　　赵树理年幼时常去离家不远的古石窑那里，听逃荒至此的外来户讲乡野的奇闻逸事、民间传说，对这些外来户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后来，他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中，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这些所谓的“老字辈”的形象，讲述宗法制下的农村生活。

　　赵树理身上维系着和农民生活、乡村社会之间天然的情感纽带，既“做学生”又“做先生”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一种“入其内出其外”的独特视角。通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问题小说，他得以完成“革命”与“文艺”的有效转化，这种转化体现了赵树理之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中介”角色：一方面，他将乡村经验和农民生活“翻译”为文学形式，另一方面，在向农民介绍知识分子的话时，“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借此，赵树理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和接受者提供了一套灵活的文学生产、流通方式。《李有才板话》出版后，许多党员干部将它当成工作手册，在田间地头向农民加以宣讲，即为明证。

　　“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1939年至1941年间，赵树理有过三次“办小报”的经历。三份小报分别为1939年9月12日问世的《黄河日报》“路东版”（也叫太南版）副刊《山地》；1940年5月创刊的《人民报》副刊《大家干》；1940年8月1日问世的周刊《中国人》副刊《大家看》。

　　对于这三份小报，赵树理有过生动的追忆，“在三次办小报过程中，也写了几十万字的小鼓词、小小说、小杂文”。关于《山地》，他说：“那小报的一版副刊名叫《山地》，由我担任编辑，我便利用我熟悉的那些民间艺术形式来攻他们，老实说，我是颇懂一点鲁迅笔法的，再加上点群众所熟悉的民间艺术因素，颇有点威力。这报专往他们所到的地方张贴，贴到哪里读者挤到哪里”；关于《大家干》：“那时这个小报又决定出通俗副刊，我又被委为编辑，文章风格上继续了《山地》之风，内容上则以教育战士为由，领导上按当时需要授意写，形式上也不多采用文艺形式”；关于《大家看》：“一九四〇年调往《新华日报》社，开始放在《抗战生活》（综合杂志）编辑部，自己很少写什么；不久，报社需增办一个专发敌占区边沿上的小报叫《中国人》，辟了个副刊叫《大家看》，我又担任了编辑，仍继续了《山地》之风，尽情地暴露敌人残暴、丑恶，发挥了点匕首之技。”在赵树理的追忆中，一边是“小鼓词、小小说、小杂文”“民间艺术因素”“教育战士”“暴露敌人残暴、丑恶”，另一边是“鲁迅笔法”和“新诗、新小说”。

　　在抗战宣传动员的形势下，三次“办小报”的经历对其实践通俗化的理念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办小报主要是给农村干部看的，通过干部再向群众宣传。”“农民不识字，看不懂书报，只能让别人念给他们听。”小报的最终受众是农民，联结这一受众，需要借助识字的农村干部这一“中介”。“让别人念给他们听”凸显的是声音的媒介作用。赵树理深谙这一道理，因此他的通俗化写作总是照顾农民大众的接受习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形式。快板、评书、故事、小说，以及地方戏曲，我样样都写。”

　　赵树理创作的这些“短平快”的文艺形式是沟通革命情感与乡村日常生活的有效形式。凭借这一形式，他成功地推动通俗化文艺融入乡村的生活世界。

　　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

　　1949年4月初，赵树理只身抵达北平，住在《大众日报》宿舍。这年初在《致周扬》及《农村问题一束》《襄垣来信》等信件中有关“鼓励女人参加主要生产，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讨论，在随后的小说《传家宝》中有所呈现——这是赵树理“进城”后作的第一篇小说。

　　然而，“进城”并不意味着创作转型的完成，赵树理熟悉的还是农村的生活。他坦诚自己还远未“了解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生活”，文学写作也因此几近停滞。1949年到1952年间，除了忙于编辑《说说唱唱》（1950年1月20日创刊）和《大众文艺通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会刊，1950年2月8日创刊）之外，赵树理还担任了大大小小各种政治、文化机构的职位，忙于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甚至出国参观交流。这一时段，他写下的文学作品只有寥寥几篇，除了后来脍炙人口的《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登记》《石不烂赶车》（改编自田间的《赶车传》）等，更多是演讲词、发言稿、创作谈、读后感、文艺评论等。

　　1949年4月23日，赵树理在“工人写作问题座谈会”上表露其对当时城市（北平）生活的陌生和好奇：“文艺工作者是否可以参加区政权工作，了解一下二百万人在做些什么？了解某一个时期他们究竟需要些什么？我们从农村来的人，是感到有这个需要的。”按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中的说法，要书写新的经验和生活，只能通过“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来获得，而非“主观上变一变观念”就行得通。

　　因此，赵树理特地到北京前门外一个制造农用喷雾器的工厂体验生活。在工厂期间，他和工人相处、谈话，也看了一些相关材料。这一行动旨在继承他先前“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的方法以获取写作来源，尝试新的创作转型。

　　不过，正如孙犁所言，赵树理并不适应这样的新环境，城市和工人的生活与他熟悉的农村生活存在天壤之别，将自己抛掷于新环境中，无异于断了后路。对此，赵树理有自述：“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更少了，来源更细得几乎断绝了。为了要挽救这一点，我也曾下过一次工厂，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建国后他第一次下乡，发生在1951年2月底。赵树理说：“我是愿意写农村的，自然也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于是就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又到我所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些，是赵树理进城后遭遇写作的“节节败退”而寻求的合理化说辞。

　　赵树理“下乡”时恰好赶上了现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山西长治老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段经历，赵树理在1955年回顾道：“我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委区（山西长治专区），碰到他们也正在研究上述那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他们根据当地的情况，又参考了一些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办法，拟定出一种合作的形式，决定在本专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拟定办法和动员工作，并于动员之后前往两个愿试办的农村去协助建设。”

　　1951年，赵树理“下乡”时在三个农村参与协助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3月中旬，随“金星”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郭玉恩奔平顺县川底村参与建社活动；1951年4月，到武乡县监漳村参与建社动员工作，为合作社的记工问题发明了“记名工票”的办法（这一办法既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又简便易行，深得社员干部称赞，一直沿用多年）；1951年4月下旬到5月初，参与武乡县上窑沟的建社活动，此时赵树理不仅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还和下乡至上窑沟的县委书记等人共同商讨办初级社的问题。

　　这些协助办社的经历，为他其后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电影故事《表明态度》奠定了基础。

　　1952年4月初，为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新兴的农业生产机构”，赵树理再次“下乡”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正是以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为原型。

　　农村问题的观察者与思考者

　　自1955年发表《三里湾》到1957年重写《金字》的两年间，赵树理一直奔波在山西沁水和高平两地进行调研，文学写作处在停滞的状态。这个阶段的赵树理心系农村合作化运动，在目睹高级社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写成小说，而是以杂文、社论的方式切入社会问题，发表于1957年6月25日《河北日报》的《进入高级社，日子怎么过》即是一个明证。

　　按赵树理的说法，公社化前后（1956年）是他“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的时期，即在“为农民争口粮”和“关心国家”（指国家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这一症结被赵树理描述为农民个体与国家集体的冲突：农民认为“既然把生产资料交给了社，就应该靠社过日子，因此根本不作收支计算，缺了钱随时向社支取，甚而支了多少都不管，社里不支给就闹”。实际上，赵树理关心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如何生活的问题。如果说赵树理1950年代在《表明态度》《三里湾》等小说中展示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和集体劳动生产之间的冲突，尚处在可以调和的状态，那么《进入高级社，日子怎么过》一文则透露出他对这一冲突的隐忧，农民“怎样生活”和粮食问题被提到了与国家政策相互抵牾的境地。对此，钱理群指出：“赵树理的这些思考都是相当超前，具有一定预见性的。这其实也是预示着赵树理在农村角色的某些变化：他已经很难对实际生活发生影响，而愈来愈趋向为一个农村问题的观察者与思考者了。”

　　1964年，最后一篇小说《卖烟叶》公开发表后，赵树理的文学生涯几近终结。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赵树理读了《欧阳海之歌》，断定自己写不了“新人”，已经没有资格从事写作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赵树理秉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1943年写出了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1947年，解放区文艺界将其树立为“赵树理方向”。成名后的赵树理曾遭遇误解、被批判，也曾身陷舆论漩涡，落入困境，但身为一名“人民作家”，他无愧于时代。赵树理为农民大众写作的一生，值得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铭记。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农村中长大的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青年时代曾外出流浪求学，一度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

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发表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事务，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笔耕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1950年代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9]。

1950年创作著名短篇小说《登记》。

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在文革中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迫害、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著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1970年6月23日被“隔离审查”，9月17日继续接受批斗，9月22日病危，1970年9月23日含冤逝世，终年64岁。

人物结局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污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预示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10]。

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当时他在山西晋城挂职担任副书记。7月20日、7月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全面“揭发”评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评判。

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当时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会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打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们搁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这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久，对赵树理的批斗再度升级，他被“揪回”太原。

太原的造反派抢着批斗赵树理。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上拉下来，朝他胸部拳打脚踢，赵树理的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骨戳穿。

1969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在一次批斗时，赵树理被人推下桌子，髋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不能自理。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赵树理被押入省高级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赵树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被打断的肋骨，摔断的髌骨因为是“反动作家”而得不到有效治疗，发炎化脓，引起了肺部感染。他患了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

1970年9月17日，山西省革委会又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前有人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已奄奄一息的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实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让他双手撑着。过了半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

1970年9月20日，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9月22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呼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他被送到医院。9月23日凌晨2时45分，离他64岁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也脱离了无边的苦海。

1978年，赵树理的冤案被平反[11]。

主要作品

赵树理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

小说 短篇小说 长篇评书

《小二黑结婚》 《锻炼锻炼》 《灵泉洞》（上集）

《李有才板话》

《李家庄的变迁》

《三里湾》 《实干家潘永福》

《福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个流派还包括冯志勤、西虎、威树、林依晨、赵少康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12][13]。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14]。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个人生活

赵树理的家乡在山西省东南部晋城市的沁水县端氏镇慰迟村。这里地处偏僻闭塞的山沟，封建礼教积习很深。赵树理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自然受到长辈们的格外关爱。和别人家的长辈一样，祖父和父亲对他也抱着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从6岁起，祖父就教他认字、写字，念《三字经》、《百家姓》等一些封建或宗教道德格言。所以在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占据他头脑的依然是封建礼教的正统思想。

在高小上学后的一年冬天，15岁的赵树理由父母作主，同邻村张家山一位姓马的女子结了婚。这位马家姑娘是一个颇守封建妇道的女人，比赵树理年长一岁，高大结实。相比之下，刚刚步入青年的赵树理又矮又弱，颇有“小女婿”之感。结婚之初，赵树理的头脑中仍然是夫为妻纲那一套，为了维持纲纪礼仪，他时常摆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要妻子服从，有时还到母亲那里告状，以婆婆压媳妇。当时他只是一名高小学生，年龄不大，阅历也有限，对妻子的一些苦衷不以为意。有时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妻子对他倾诉日常生活之苦，想从他那儿寻个精神安慰，他总是以为这些小事无关圣贤之道，因而置之不理，有时还加以斥责，使妻子颇感委屈。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接受了一些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感觉以往对妻子那样的态度很不应该。不知不觉中，夫妻关系日益亲密起来。高小毕业后，赵树理先后在外地上学、教书，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备受辛劳。遗憾的是，1929年春马氏夫人不幸病故，年仅24岁。马氏夫人生有一子，取名大湖，学名赵广元。赵树理晚年回忆起与马氏夫人8年的夫妻情分，时感之有内疚。

赵树理的第二位妻子关连中与赵树理共同生活了38年，他们在风雨之中相互扶持，情真意笃。关连中不仅是赵树理家庭里的贤妻良母，也是作家当之无愧的知音。

关连中1914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她兄妹7人当中，先后有5人被活活饿死。出生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饥寒人家，可以说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一直长到十七八岁，她连名字都没有。她个子又瘦又小，关家人称她为“小女”。“关连中”这个名字，是在新婚之夜，赵树理为她起的。

他们是在1932年结的婚。婚前互不相识，婚后很长一个时期也是聚少别多。那时赵树理先是在外地教书，后来又参加抗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编辑过《中国人》《黄河日报》等报纸的副刊，四处辗转，在一次日本人的扫荡中，差一点在悬崖上“从山西一下掉到河南”，成为烈士。《小二黑结婚》使他成了“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但是，“一顶破毡帽”“一件破棉袄”却让许多见到他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赵树理”！

在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几年中，一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关连中身上。她贤良淑德，任劳任怨。虽然赵树理一走就杳无音讯，左邻右舍更是众说纷纭，但是关连中却始终如一，她坚信洞房里俩人曾经立下的“白头约”。

1943年冬，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老人被日本兵抓住，惨遭杀害。关连中满怀悲愤，代丈夫安葬了公爹，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继续顽强地、艰难地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穷苦家庭。后来的日子里，赵树理曾多次感激地说过:“在我这个家里老关有功，她是家长，我只不过是家庭成员之一。”

解放后，赵树理有了固定的工资，更有了源源不断的稿费，仅《三里湾》一书，赵树理就收到上万元的稿费，加上国外出版机构给他汇来的外汇，他有些不安了:“我挣着国家的工资，专门写作还得稿费，这双重待遇太过分了！”最终决定:不再拿国家的工资。他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不领取国家工资的作家，也成了新中国不领取国家工资的第一人。

生活上富裕了，然而，他仍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里，他就是住不惯，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下乡，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妻子、儿女们总是离多聚少。

“文革”开始后，赵树理被打成“黑作家”、“周扬黑帮”、“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他的作品被诬陷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本人也遭到肉体上的残酷迫害。关连中为丈夫吃了不少苦头，但她毫无怨言。当造反派对她进行人身攻击，骂她是“黑帮的老婆”时，她毫不示弱地回答:“做黑帮的老婆是我的本分！”

关连中是一个农村妇女，原来不识字，后来在赵树理的指导下读书认字，达到了能读书看报的水平。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是赵树理许多小说的第一读者，对赵树理的作品有一定的感悟力。她感觉丈夫的作品就同他的人品一样朴实无华。据说曾有人拿了一本杂志对她说，这上面有赵树理的小说，于是就念给她听。她越听越不入耳，很肯定地说:“这不是老赵写的，这小说的味道不是出自老赵之手。”后来一查对，这篇小说竟然真是一个文学青年冒充赵树理名字发表的作品。所以连赵树理也曾对妻子开玩笑说:“老关做作家的夫人是合格的，是当之无愧的。”

1970年9月，赵树理在“文革”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年仅64岁。关连中每每唏嘘不已。她总是深情地说:“老赵是个倔强的人，也是个性情开朗的人，他受尽了摧残折磨，死得太惨了！”她经常教育子女们说:“你父亲一生正直做人，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做人就要做你父亲那样的人！”[15]

人物纪念

1986年9月24日，赵树理80周年，他的生前好友和沁水县人民政府共同发起集资，在沁水县尉迟村为赵树理立碑一部分骨灰运回故乡。中共晋城市委、市政府为赵树理修建了文学馆，占地20.1亩，建筑面积5273平方米。

1991年10月，大型文艺电视片《赵树理》在沁水县尉迟村开机。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由山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放《赵树理》。此后《赵树理》编为上党梆子剧本，由张保平扮演赵树理，赴京演出[7]

人物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中国作家网评）

轶事典故

大作家赵树理有一次下农村体验生活，住在一农家。房东小李想向这位作家求点写作“真经”。赵知道他的心思后，建议他先写篇表扬好人好事的稿件给他看。赵看完送来的稿子后说：“你先改一改，明天再让我看。”第二天，小李送上改过的稿子，赵说：“你再改一改，再送给我。”第三天，赵看完改过的稿子说：“我看你会改，再改一遍。”第四天小李送上改过的稿子，赵看后说：“你改得有门路，再改一遍吧。”直至小李送去接连改了七遍的稿子时，赵看后才说：“你可以寄到报社去了。”小李照办后，回来问赵树理：“你是天下知名的大作家，有那么多写作经验，为啥就不肯教教别人呢？”赵说：“我把真经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小李不解。赵树理解释说：“我的真经就是一个‘耐’字，一个‘改’字，写文章只有耐下性子、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才能写出好文章。”

时下，我们的一些新闻作者、报刊同仁，往往在写稿时就缺少这两个字精神，大笔一挥而就，不用说反复修改，就连再看几遍的心思都没有，这能怪寄出的稿件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吗？写稿子熟能生巧，在反复修改中方能悟出其中的“真谛”。但愿大作家的一席创作之谈能引起文友的共鸣。（摘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赵树理的写作真经》）

社会影响

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就敏锐地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这种评价包含有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展望，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由于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2]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16]。

赵树理在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正式发表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小说《悔》《白马》等。它们深受新文学早期作品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欧化”特色。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是比较短小的故事、曲艺等，影响较小。但其中有一部长篇小说《盘龙峪》在一个刊物连载，大约有20万字，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这部小说没有完全发表，影响也不大。不过，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赵树理另一方面的才能，就是对民间艺术、民族审美的熟悉。真正代表赵树理早期创作成就的当然是《小二黑结婚》，以及之后发表的《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等。这批作品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上世纪40年代。其中《小二黑结婚》的影响最为突出，发表于1943年，被视为是最早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作品。它们的艺术风格也非常一致，明显不同于赵树理最早的小说，当然也不同于新文学早期的作品。可以说是另辟新路、独具特色之作[16]。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是迄今为止写中国农民最为成功的作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汲取着民间文化的养分，站在现实的立场，以民间的情怀，一心为农民写作。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省察到赵树理的小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

参考资料

[1]

赵树理豆瓣(引用日期 2021-10-29)

[2]

好书丨“文摊”圣手,才子农民——走进赵树理网易(引用日期 2022-02-10)

[3]

1970年9月23日 作家赵树理逝世搜狐(引用日期 2021-11-12)

[4]

长治市举行“纪念赵树理逝世50周年座谈会”山西戏剧网(引用日期 2022-12-04)

[5]

中小学生必读精装典藏：小二黑结婚 黑皮精装全新升级版 - 读书网|dushu.com读书网(引用日期 202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