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争片，我们印象中的就是打打打，大场面，炮火集齐，最好再来点飞机。火爆的视觉效果可能大大局限了观众们对于战争片的印象，前线血肉横飞是战争，后方的斗智斗勇同样是战争。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某一个具体项，更多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战争是战争的表象，而战争的后续，战争的前瞻基本上少有人感兴趣，因此，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就是普遍意义上的枯燥乏味。它没有大场面，全是回忆录，但却体现了战争的另一面。

《决战之后》讲的是1949年三大战役过后，人民解放军俘虏了一大批以杜聿明，黄维为首的国民党军事将领。这些将领们集中关押在一个叫做功德林的看守所。在这里虽然解放战争已经结束，新中国的建立如火如荼，然而这些战败的国民党军事将领们却各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人对于朝鲜战争热血沸腾，他们将朝鲜战争看作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有的人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担忧。所有的在押人员人心涣散，且都普遍不服从管教，如何处置这一大批历史战犯，这无疑是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建设中面临的又一挑战。

《决战之后》第一次将目光聚集在了战争的尾巴上面，这里没有炮火连天，有的只是一大群战败的军事将领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服气，甚至有人叫嚣要重新来一次决战。然而受命看管他们的共产党人们却没有像国民党之前对待自己那样施以极刑，更多的看官方式集中在了说服教育上。最终，杜聿明等人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认清了当前的形势，看清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攻城易，攻心难。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摧枯拉朽的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然而在战败之后，这硕果累累的战绩并没有直接说服国民党军的军事将领们。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失败了的事实并不服气，当一个失败者并不是军人们所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失败总是寻找客观原因且无法主观上进行彻底的接受。然而失败就是失败，失败并不能因为自己不愿意承认而重新被改写。

这是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虽然无法知晓当时在功德林看守所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通过这部影片，对于国民党军事将领的故事却可以略知一二。对于自己失败的事实无法接受后，这批人就开始在沙盘上进行推演，可随着推演以及当时的场景还原，那些原本高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开始垂头丧气。他们想到了战场上可能发生的任何场景，但是却低估了解放军顽强的钢铁般的意志精良的军事装备并没有阻止解放军前进的步伐，相反，这些外在因素却成了国民党军事将领们失败的内因。

战场上的厮杀使得一线的士兵们纷纷倒戈，但是这些身居要位的将军们却没法接受自己已经失败的事实。以杜聿明为首的将领们根本不服气自己的败局，他们只看到了沙盘上的演练却没法看到现实中的战士们的浴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没法做出深刻的体会。这对于这些养尊处优的将军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将失败推给外因，却从来不习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将军们相互之间的推诿并不能掩盖当时环境下的败局，可惜，一旦形成的败局就没法轻易更改了。

本片节奏上非常的缓慢，缓慢之余，会让观众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但这些感觉如果套用到当时的形式上，原本平淡的剧情似乎就具有了某种致命吸引力。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这个时候，朝鲜战争打响。抗美援朝结束后并不是一个新的起点，相反，由于美国没有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吃到甜头，在战争结束后，美国等联合西方国家对于新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封锁。

国际上形势不容乐观，国内的烂摊子却一一爆发，西南匪患以及国民党撤退前留在大陆的百万特务蠢蠢欲动。蒋介石依仗着美国第七舰队的余威叫嚣着要反攻大陆，而功德林中的国民党将领们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接受改造。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不服气，自然会有着更多的歪心思。

然而我党毕竟不是国民党，毕竟不会用当时国民党用过的方式反过来对待这些历史的罪人们，短时间的说服教育如果没有用，那就进行长时间的说服教育。通过参加劳动，通过一视同仁，通过对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比，本片在缓慢的节奏中渐渐的打消了曾经敌对势力的疑虑。杜聿明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当他亲眼见证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比之后，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之后，一切都彻底的改变了，也包括他内心永远过不去的坎。军人们为何而战？如今的目标已达到，两党纷争起码在功德林就已经消弭了。

缓慢的节奏中，我们换了个角度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虽然没有硝烟，但谁又能断言，战争岂止于一面？要知道，我们不止能拍战争片，我们还擅于塑造经典。

《决战之后》就是三十年前的一部电影。

小小功德林，像一面镜子，导演用舒缓的节奏，让我们瞧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国军的腐败、国军的派系、国军将领的推诿责任、国军精锐的愤懑、国军同僚之间的龌龊还有他们的民族大义，我们都能清晰的感受到。同时短短的几个情节，就把蒋介石的无能，我党第一代核心的胸襟展现无遗。

战俘里，分了几部分，一部分如杜聿明、杨柏涛、王耀武，积极靠拢组织，不排斥思想改造，并且杜聿明、杨伯涛实实在在利用自己当年的教育知识等，详细的写了介绍美军的资料，给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志愿军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指导。

另一部分就是随大流的多数，让干啥干啥，苦闷过，自杀尝试过，心中不服是有的，但是就是混起走。

还有一部分就如黄维等人，逃避改造，讲究忠诚之类的。

但是无论什么样子的人，当他们听到中国打过三八线时，也是由衷的高兴，当走到长春一汽、武汉长江大桥时，他们看着焕发勃勃生机的中华大地，他们也是发自内心的自豪。

当他们享受着宽大政策，甚至优待政策时，他们也深受触动。

无论是当年杀害瞿秋白的宋希濂，还是杀害江姐等一大批地下党的特务头子，在逐步学习和加强认识时，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终归回到了一个“人“的性质上，看到果木被冲毁，很焦心，看到老百姓的车子陷到泥里各个都去帮忙。

对比当前这些性暗示、性玩笑、同性、宫斗、阴谋的电影，这部片子是正能量的。“不是这届观众不行”，而是当前许多狗屎导演脑子中没货，拿烂俗的梗，烂俗的情节，挑逗观众的兴奋点，让人看过后什么也不会留下！

整个影片，看到历史的宏大的同时，很多情节又让人发自内心的觉得幽默，玩梗玩的也溜溜的。

比如

1、王耀武操着一口山东腔问文强：文强，你在国防部认识人，我1948年在华东广播电台发表声明，国防部他们知道吗，他们……

话还没说完，文强打断说：知道了知道了，我在战壕里都听到了。

王耀武：那蒋介石他……

文强：不瞒您说，蒋介石都没听完，就把广播砸了！

（话说王耀武一个山东人，功成名就回山东当省主席，也看得出蒋介石对他的关怀）

2、食堂打架时，一个将领拉着另外一个将领：诶，这是陈诚土木系和军统的斗争，你劝什么劝！

3、王陵基：我与蒋委员长同庚

改造后的王陵基：我与朱委员长同庚！

（王陵基 川中五大将军，是功德林里唯一实实在在的上将）

4、罗盘风水将军 张淦凡事都踏风水定方位

有将军嘲笑说：要是真灵，也不会被共军抓住。

5、“小煤山抗战”，因为功德林几个日本战俘，和国军战俘打起来了，消息传到杜聿明那里，他听到国军没吃亏，只郑重的说了句“好！”

（后来李所长给大家开会时，说起日本战俘的来历，原来是太原绥靖公署的日本参谋，太原那个军长反驳说，日本战俘交给蒋介石审判，他宣布日本战犯无罪，还亲自把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各位你们说说，哪个司令部没有日本军官当顾问……看到这里无语，蒋委员长啊！你已经突破常人的理解了）

6、“杀猪大捷”，文强：难得国军这么团结，军统操刀，军团副司令拦截，打了个大胜仗。

7、两个战俘在谈论朝鲜战争时，看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过来，改用英语交流，两个都是留学美国的高材生，这时小战士过来，请教细菌的“菌”字怎么写！

两个战俘望着低头学习着离去的战士，感慨：我们这么多将领、这么多参谋，怎么败在这样的人手上了！

了解民国历史的都知道，那时国军政府里，有一批英美日留学博士，各个西装革履，谈论起英美时头头是道，然而他们眼中只有上海、南京这样的地方，他们不知道中国农民什么样子，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中国什么样子。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是一个比较精明也比较特殊的人物，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王耀武有自己的办公室，管着所有的学习小组组长，很多“同学”都想取代王耀武而成为功德林战犯中的“带头大哥”。

王耀武这个“带头大哥”并不是欺压“同学（功德林战犯互称同学）”的某“头”某“霸”，而是为战犯同学服务、帮管理人员做事的积极分子——战犯们在功德林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改造，王耀武的正式职务，是“学习委员”。

沈醉回忆：“王耀武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但这么多高级军政人员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

王耀武的地位确实令其他同学眼红，因为在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中，“权力”最大的是学习委员王耀武，“权力”第二大的是生活委员庞镜塘，但是两人还是以学习委员为首：战犯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谁学习成绩好谁学习成绩差，王耀武有很大发言权和决定权，而庞镜塘这个生活委员，则有点“费力不讨好”。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一间特殊的“工作室（实际是办公室，但不能那么叫）”专属于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庞镜塘和王耀武两人有一间小房子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各组学习组长与生活组长有事开会或碰头，便在这个房间内，别的战犯在他们不开会时，也可以去这里与他们聊天或反映情况。”

战犯们反映情况，当然是找王耀武而不是找庞镜塘，即使是找庞镜塘，也是发牢骚挑毛病，找王耀武则是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王耀武汇总上报，其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老王笔头一歪，好话能变成坏话，坏话也能变成好话，虽然王耀武从来都是实事求是，但是战犯同学们却不能不对他保持尊敬。

学习委员王耀武领导各个学习小组长，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所长、政委，也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王英光、贺春年、胡大叔、马玉和那个级别）领导，每天学习完毕，王耀武都要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据沈醉回忆，王耀武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所以他不仅得到管理所领导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们的信任。 但是王耀武的山东同乡、同事庞镜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老蒋任命的山东党务一把手），显然不具备王耀武的威望。

庞镜塘管生活，而那些被俘的高级将领好日子过惯了，再加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些高级战犯除了徐远举、周养浩、董益三等特务被抓时口袋空空之外，大多比较“富裕”：“因为解放军执行不搜俘虏的政策，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虽暂时交管理所保存，但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10条、糖果10斤。”

沈醉在被俘时揣了十两黄金，被俘后又有很多“朋友”给他送钱，后来又从成希超藏在衣领、袜子里的两千一百美金中分得了三分之一（当年七百美金相当于六百多克黄金），所以花起钱来也毫不在乎，曾对他恨之入骨的徐远举周养浩，后来也吃他的最短，再也不骂他了。

战犯中的“财主”们上报的香烟糖果数量由庞镜塘负责统计并交由管理人员采购，再由她来分发。庞镜塘看着上千条香烟、上千斤糖果的采购清单也十分头痛，只好跟同学们“讨价还价”压低数量，结果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

被庞镜塘压低了购买数量，有人十分生气地在他的办公桌上写了一首打油诗，直接把他气哭了：“前有石敬瑭，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瑭，可惜学不像！”

庞镜塘想让管理人员核对笔迹，找出那个恶作剧者，但是管理人员认为核对一百多人的笔迹动静太大而婉拒了。

还没找出打油诗作者，庞镜塘种在办公室的两盆山胡子（可能是山胡椒，根能之风湿）和五色朝天辣椒又被淋上了一大杯开水，等他发现这些东西蔫了的时候，已无法起死回生了。

庞镜塘再一次被气哭，他知道这件事不好再让管理人员调查，就请沈醉帮他“破案”，结果又被沈醉泼了一盆冷水：“我早不干这行了，这种案也不必去破它，你要反躬自问有什么地方使同学不满才是要紧的问题。”

现在想来，庞镜塘找沈醉“破案”是找错了人，因为写歪诗、浇开水这种事情，正规将军是不屑干的，那是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常玩儿的把戏，沈醉不但知情，而且可能是参与者——沈醉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是经常去王耀武庞镜塘办公室抽烟聊天的。

与庞镜塘不同，王耀武只栽花不种刺，谁又不得罪，所以他从1956年转入功德林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一直稳坐学习委员办公室，连缝纫组长杜聿明对他也很是客气：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同学们经常称王耀武为“王佐公”，却没有人称王陵基为“王方公”、杜聿明为“杜光公”——蒋系高官都有名有字，取一字而称“某某公”是尊敬，比如白健公（白崇禧字健生）、李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程颂公（程潜字颂云）。

因为王耀武很会做人做事，所以就成了功德林战犯同学中当之无愧的“带头大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大家对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问题不愿和小组长讲的，便和他去谈，这就比向管理人员去谈少了许多顾忌。”

王耀武第一批特赦后，每天早上再也听不到他高门大嗓喊大家“吃糖、吃糖（王口音很重，起床听起来就像吃糖）”，集合也不再由王耀武吹哨子——王耀武最后一次吹哨子，是1959年12月4日上午9点多钟，管理员叫王耀武吹哨全体集合时，人人喜形于色，列队进入小礼堂，礼堂主席台上挂的横幅“特赦战争罪犯大会”，那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全体集合了。

王耀武离开了战犯管理所，谁会成为新的“带头大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杜聿明与王耀武同一批特赦，庞镜塘第二年也出去了，即使庞镜塘不出去，这个“老好人”也当不了大哥。

王陵基在所有战犯中军衔最高、年龄最大，但是他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杜聿明出去后，胡子也不知道由谁来刮，所以他只能算“老前辈”，而当不了“带头大哥”。

在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中，沈醉的年龄属于最小的一拨，他在杜聿明走后接任缝纫组组长，离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还有一段距离，徐远举和周养浩就更不用说了——这两个家伙在战犯中很不受待见，别说“带头大哥”，连小组长都当不上。

王陵基、沈醉一个太老一个太小，不想管事也管不了事，谁来充当管理所与战犯之间的联络人就成了问题，沈醉第二批特赦，后面的事情他不知道，自然也就没写，所以要找功德林战犯中的第二任“带头大哥”，我们就只能从其他“老同学”中去找了。

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十分熟悉的名字：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

黄维这个人大家都比较熟悉，他就是那个“永动机研究家”，此人一向孤僻倔强，曾经挨过董益三（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康泽的部下，跟沈醉同在第二批特赦）的耳光，他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搭理”其他同学，同学们也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但是有些事情刘安国在电视剧中能做（比如煽风点火说怪话），真实历史中的文强却绝不会做。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虽然不认错，但也没有顽固反抗，在山东期间，他就是战犯中很重要的负责人，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所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可能就是王英光的历史原型），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战犯管理所的很多规定，也是文强帮着起草制定的：“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规定贴在墙上，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这些条子贴起来，里面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看过笔者前期文章的读者，肯定知道文强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用领导语气跟管理人员说话，也是习惯使然。如果文强不转换阵营，其地位会高得难以想象。

文强最后一批特赦后，也进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专员，而且成了专员中名副其实的负责人——当时王耀武已经辞世，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又全体专员选出，文强连续三次全票当选，做了十五年组长，专员们有什么事，都是请文强跟上面沟通，而且每次都是文强出马，马到功成，副组长沈醉跑前跑后给文强打下手，大家其乐融融。

文强为什么能成为新的“带头大哥”，除了他级别较高、办事比较有能力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至于其他原因是什么，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可能比笔者了解得更清楚吧？

功德林监狱里面，战犯自愿从事劳动，自己管理自己。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分散在各地关押的战犯们，大部分被转到北京，集中关押在功德林监狱。

当时，刚进入功德林监狱的战犯只有两百多名，为了便于管理，这200多个战犯们被编成了11个学习小组。并且从小组当中，选出两个服从纪律，表现良好的战犯，出来担任正、副组长。

之所以采取这种战犯管理战犯的模式，是为了更好的改造战犯，特别是那些死硬派，倘若由监狱的管理员直接管理，肯定会闹出不少摩擦。让战犯来管理战犯，利用曾经的上下级关系，或者是级别上的高低不等，这种模式管理起来简直是事半功倍。

当初，确定把大部分战犯集中关押在功德林的时候，就先制定了针对性的“改造政策”。大方向上的原则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因此，功德林里面的劳动，也多是一些象征性的体力活。

譬如：每个星期，每一个战犯都要从事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不过并非是强制性劳动，而是采取自愿报名，量力而行的方式。

监狱里提供了诸多的劳动方式，有理发、打饭、缝纫、洗衣、挑饭等等，至于选择何种劳动方式，就完全由战犯们自行选择。

面对这种政策，战犯们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中下层军政战犯，这些人没有多大的抗拒心理，很好的执行了监狱里的这个规定。

第二种就是那些曾经的大人物们了，这些人以前过的是养尊处优、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生活，除非强制，让他们自行劳动，压根就是妄想。

当然，既然已经成为了阶下囚，那肯定是不能明着拒绝劳动，很多人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法子来躲避。这些曾经的“大人物”，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多多少少都能找出一些毛病出来。即使找不出毛病，他们也有法子应对。

譬如：有的人就装病，去医务室检查之前，事先偷偷用滚热的水漱一下口，等到医务室一量体温。好嘛，温度一下子就飚了上去，这样就可以从医生那里拿到证明，获得一天或者半天的休息时间。

除此之外，一些人躺在床上，口呼自己头疼脑热、胸闷气喘，总之就是各种不舒服。医生们也不傻，知道这些人的歪脑子，但也没有揭穿他们。只是告诫他们，要好好休息，不要有思想包袱，认真接受改造。

这些曾经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要他们一下子就转变观念，是很难的。监狱的管理员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让他们自愿报名从事体力劳动，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慢慢来。

等哪一天他们自己主动报名参与劳动，那才是战场外的另一种胜利，管理员心里清楚，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要打赢这一仗，得慢慢来，不能急躁。

所以，监狱才会采取前文我所说的，在战犯之间成立学习小组，由战犯们自己管理自己。

功德林每天的生活都是固定又单调的，早上从事体力劳动，下午就是各个学习小组之间互相学习交流的时间了。

学习什么呢？主要是互相批评、互相表扬、相互提意见，譬如今天谁做了什么好事，谁做了几份工，谁又偷懒在床上躺着没动，以前谁又犯了什么过错，等等。一开始，战犯们都是互相揭老底，都在讨论责怪过去战场上的陈年往事。

等时日一久，战场上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掰扯得，碎得不能再碎以后，大家讨论交流的关注点，就在当下的牢狱生活了。

为了更好的改造战犯，监狱还设置了墙报，这块墙报被称之为“新生园地”。每一个战犯都可以在墙报上写东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任其发挥，不加干涉。

这块新生园地也成了战犯们日常激烈讨论之所在，他们往往在墙报面前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而说争论的内容也是千奇百怪，万象包容，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无不在争论之列。

一开始，我对功德林这种改造战犯的措施不是很理解，后来细品之下，和邓公的“先富带后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00多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行为都不一样，其中有积极接受改造的，自然也有抗拒改造的。那么，就让那些态度良好，积极改造的先动起来，特赦的时候，就先特赦这些表现良好的战犯。

如此一来，再怎么倔，再怎么抗拒的战犯，能不心动？对于监狱里的人来说，恢复自由身是最大的渴望。

于是，那些抗拒很大的战犯们，也不由得动了起来，开始主动要求从事体力劳动。只要你动起来就好，后面的事也就好办了。

峥嵘岁月，永不褪色，经典电影赏析《决战之后》。

一)、影片简介

《决战之后》是西部电影集团出品的剧情片，由李前宽、肖桂云执导，李法曾、郑大年、葛优、赵小锐、许守钦、古月等人主演。该片于1991年在中国上映。该片讲述了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一大批国民党高级战犯被押送到新中国的监狱功德林进行改造的故事。

二)、故事梗概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原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摆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战犯管理所内引起不小轰动，不少犯人窃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内心蠢蠢欲动。也有战犯对形势作出了相反所判断，被俘前做过装备部主任的杨伯涛对美械装备很了解，积极进言，想帮志愿军，此举得到杜聿明的支持。管理人员抓住战犯上进心理，从生活上、思想上真正关心他们，个别人交待了以前隐瞒的历史材料。

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最终感化了战犯们抵触的心灵，认识到打内战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影片通过监狱饭厅内派系争斗、煤堆旁痛打日本战犯、重新讨论徐州大战、众人围堵杀猪、讨论学习《矛盾论》、参加生产劳动等一系列场面，着力刻画了以杜聿明为首的战犯们，从昔日“党国栋梁”沦落为阶下囚后，从最初的消极对抗，到思想上彻底放下武器，投降真理，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复杂过程。

三)、艺术特色与精神内涵

《决战之后》虚化改造过程，重在揭示心态。片中战犯众多，有拥兵一方的司令，有举足轻重的军政要员，还有罪恶深重的特务，为非作歹的封建军阀等，却杂而不乱，人各有貌。影片一方面刻画他们身陷囹圄的失落、不服、不满，从麻木、无望与沮丧中复苏过程；另一方面又注重刻画他们的喜怒哀乐，赋予个性化言行，显现出个性形态。影片一开始，杜聿明一身重刑具，差点跌倒，一名解放军战士扶他，粗暴推开，傲然上了吉普车，冷峻自尊；他患病不医、折磨自己，所长安排治疗，默默疑惧；狱中“弟兄们”争斗，冷吐“献丑”二字，愤恨国民党尔虞我诈的派系之争和对张狂无聊的蔑视，体现出理智冷静、沉默持重的气质。

影片既不讳言战犯们的罪行，也不回避杜聿明、邱行湘等在反击外来侵略中，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历史贡献。从新旧历史的交叉点入手，通过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诸如“算命”、“洗澡”、“打饭”、“沙盘会战”、“读毛著”、“朝鲜战争爆发”激起千层波浪、对徐远举悼词的慎重等细节，此外，在果园劳动时的所悟，杜聿明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情不自禁地开动“解放”牌汽车等，都很恰当地揭示了他们的心理及思想的转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次出现的脚步声，用不同的角度，表现沉重的脚步，蹒跚的脚步，缓慢的脚步，整齐的脚步，有力的脚步，预示着战犯们从被动改造到自觉改造，从囚犯、获赦到公民的过程 。

现实与历史结合巧妙，注重细节。影片多次以蒙太奇的艺术手法，运用闪回镜头，切换时空结构。管教所长提问杜聿明应补充昆仑关战役材料、历史缺少哪一部分也不完整时，杜聿明那惊呆的眼神，若有所思的表情，缓慢走下楼的脚步，与那硝烟滚滚的战场，国军士兵组成的“人坟”，安葬李世魁将军，祭奠的鸣枪声、高举大刀的敢死队员、硝烟中盘旋飞舞的和平鸽，以及战犯们操练行进、奔跑的重复镜头，构成了现实与历史的对比与反差，一个是当年在抗战疆场上一派雄姿的杜聿明，一个是在现实的监狱中被改造的杜聿明，沉重的画面生动、感人，反衬出杜聿明等人内心苦闷和对自由的向往。

色调冷暖处理，手法隐喻象征。功德林监狱封闭型的空间和战犯闭锁的心理构成了影片的冷色调。厚重的高墙，阴冷的心理、灰暗的囚室、黑色的囚衣，使昔日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将领开始了一种闭锁式的生活。从一扇扇打开的牢门中，映照出他们各自顽固、沮丧、失落和绝望的心态、情绪。杜聿明有病不医、郑庭笈签字离婚、刘镇湘绝食抗议、黄维拒绝剃须、张淦研究“易经”，或寻死觅活、或阴阳怪气、或冷嘲热讽、或相互争斗，丑态百出。不断重现的开会、讨论、生活场面，叙说着战犯们一步步的醒悟与自新。

打败一个人很容易，而要使他彻底屈服却并非易事。战胜其人心，远比消灭其肉体困难得多。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绝非等闲之辈，他们各自都有其顽固的立场和信仰。然而，他们一旦被博大的情怀和强大的政策感召，战胜了自我而醒悟，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历史功勋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让人去感受、去领悟、去思考共产党人这一历史功绩，也许是影片的主题思想吧。影片以李所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浓厚的人情味，既斗争又疏导、既严责又关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抒写了一曲灵魂拯救的壮歌。

功德林也有三大战役，葛优出演大特务，电影《决战之后》故事。

2019年，央视播出了一个题材很特殊的电视剧《特赦1959》，讲的是国民党战犯和战俘在功德林监狱服刑改造的故事。

这个题材有些偏门，但也很有吸引力，因此《特赦1959》口碑还不错。不过，对于看过沈醉回忆录以及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观众来说，这部电视剧拍的还是有些浅。

而对于看过电影《决战之后》的观众来说，第一观感就是电视剧版《特赦1959》里的演员和演技对比《决战之后》差了不少。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拍摄《决战之后》时很多当事人还都在世，演员们甚至可以直接和自己要饰演的角色接触，而且像刘龙、叶庆林等演员本身就擅长饰演国民党高级将领，因此《决战之后》在反映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段历史上是比较权威的影视作品。

本文就从一些细节上回顾一下该片。

一)、《决战之后》拍摄背景

在电影里，曾有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常乃超”的角色，这个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官的人叫黄剑夫，黄埔五期毕业，曾在北平和平解放时拒绝参加返回南京，后来又在四川起义，被安排到军事学院当教官。

黄剑夫的妻子叫邱行珍，是他黄埔同期同学邱行湘的妹妹，因此黄剑夫就是邱行湘的妹夫。

黄剑夫有个儿子叫黄济人，他1977年考入四川内江师专中文系，在学校期间萌生了将父亲和舅舅这些昔日的国民党将领在解放后改造的经历写成书的想法，尤其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监狱里的事情，显然是一个历史文学中的空白。

通过舅舅的帮助和父亲的名号，黄济人得到了采访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沈醉和文强等人的机会，最终写成了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刚刚完成电影《开国大典》拍摄工作的李前宽、肖桂云夫妇看中了这本书，决定将其拍成电影，这样一来《决战以后 》就像是《开国大典》的续集一样，在时间上正好可以承接，同时很多演员都可以通用，如古月、黄凯、孙飞虎、刘锡田等特型演员均在该片中亮相。

二)、《决战之后》的演员和角色

《决战之后》里的绝大部分角色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有一号的人物，能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都不是一般职务，党部要省一级负责人以上，行政要省主席以上，军队要中将以上，特务要少将站长以上的才够格。

因此虽然该片不需要找特型演员演战俘，但选演员首先考虑的也是形似，然后才是神似。

笔者选取其中几个重要人物说一下：

杜聿明饰演者李法曾，本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主角是邱行湘，但电影改为了杜聿明，无疑这是明智之举，毕竟杜聿明被俘前的职务和特赦后的职务都相当高，在历史上也鼎鼎有名，其女婿也非常给力，因此主角非他莫属。

按照沈醉的回忆录，功德林里的杜聿明体弱多病闹了不少笑话，不过在《决战之后》里，电影着重塑造的是杜聿明的正面形象，尤其是他在管理所里天然的权威地位。

国军将领们打架时，杜聿明一句“现丑”震慑住众人。

当几个将领和日本战俘展开小煤山大战时，杜聿明一句“弟兄们吃亏了没有”显得大将气派十足，威风不减当年。

李法曾当时正因为演了《诸葛亮》走红，其演技可谓顶级水平，甚至连唐国强版诸葛亮都借鉴了他的演法，虽然他和杜聿明长相有些偏差，但在神似上是毫无问题的。

黄维饰演者许守钦，黄维堪称功德林里最有争议的战犯了，首先他打仗时用了毒气。其次他顽固不悔过，以忠贞自居实则是好面子。再次他打着研究永动机的旗号抗拒改造浪费国家资金。

最后，他还是一个渣男，本来以他的资历和关系，好好改造有望第一批特赦，结果他死硬抗拒，让妻子一个人在外面带着三个孩子和黄维的母亲苦熬了27年。等到黄维特赦出来一年后，其妻子由于长期的压力导致精神分裂再加上黄维的不闻不问选择跳河自杀。

该片对黄维在改造过程中的荒唐之举拍了一些出来，也点破了他研究所谓永动机的动机。

饰演黄维的许守钦在相貌上和老年黄维相似度很高，有意思的是，李法曾的妻子赵敏芬（《还珠格格》太后）在长相上和黄维妻子有些相似，因此她出演了黄维妻子蔡若曙。

邱行湘饰演者赵小锐，邱行湘是少将，本不该进入功德林的，而他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里本来是主角，但在该片中又让位于杜长官。

按照沈醉的回忆录，邱行湘在改造时确实很诚恳，而且由于年轻体力好还抢着干重活，片中邱行湘下水抬车的情节就是来自于现实中他一个人下粪坑铲大粪，因此邱行湘第一批得到特赦。

赵小锐和邱行湘长相有相似之处，再加上他孔武有力，饰演能干活的邱行湘也不在话下。

文强饰演者葛优，文强的历史非常复杂，他的姑母叫文七妹，这身份你合计合计吧，在黄埔军校时是林帅的班长，两人还打过架，入党介绍人是他们学校政治部主任，在红军时当过红一师师长，你说这履历，啧啧。

可惜，后来他脱离了组织投入了军统的怀抱，深得戴老板器重，曾担任多年北方区区长而且成绩斐然，是不折不扣实打实的大特务。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和黄维一样不服从改造自暴自弃，也是最后一批特赦。

现实中的老年文强确实长相清奇，因此该片导演居然选中了年轻的葛优出演文强，只是给他换了配音，如果不换配音那就真成李东宝了。

当年还算年轻的葛大爷演技了得，他把文强那种阴阳怪气的样子演绎的很好，文强在看了葛优的表演后给出评价：他比我好看。

除了这几位主要演员外，其他配角也相当不错。

王耀武，前山东省主席，被称为国军中少数明白人，他在功德林里依然活得很明白，表现很积极的同时也不得罪人，符合他一贯的人设。

尤其是王耀武的山东口音简直是神来之笔，一张嘴就让人想笑，是该片的搞笑担当，尤其是给大家分菜时：“下一个，好（hao，平声）”

除了王耀武的口音之外，海南人郑庭笈的口音也是一大亮点，他在里面担任洗澡管理员，摇着铃喊：“洗澡啦，洗澡啦，一组先si，二组后si”，让人忍俊不禁。

此外，导演找了杨勇的儿子出演杨勇将军，而出演罗瑞卿的演员个子非常高，不愧于“罗长子”的外号。

三)、功德林里也有三大战役

《决战之后》里在剧情上有意思的地方很多，最有趣的无疑是“三大战役”。

片中战俘们不甘寂寞，自发制作沙盘给淮海战役复盘，谁知道他们自己也经历了三次大战役。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食堂，黄维不满原军统特务王少山（原型董益三）打小报告，于是和王少山从开骂到动手，结果引发了国民党战俘内部的群殴。

因为国民党大多数将领也一直对军统特务很不满，因此双方积怨较深，结果在功德林里打了起来，沈醉比较懂事，按住了要上前帮忙的徐远举。（该片还有个有意的穿帮，将徐的葬礼提前了十几年）

这次“战役”发生在影片开头，体现了战俘内部心浮气躁的情绪。

第二次“战役”发生在小煤山，原64军军长刘镇湘不满日本战俘，主动挑事和日本战俘打架，结果引发双方群殴，其他国军将领赶紧过来帮忙，最后取得“小煤山战役”胜利。有意思的是，葛优饰演的文强在这次群殴中选择了“友军有难我自岿然不动”的名场面。

这次“战役”让国军战俘们更为团结关系也更为融洽。

第三次“战役”则是抓猪事件，沈醉这个军统著名杀手拿把刀用杀人的手法杀猪，不仅没把猪杀了还让猪给跑了，结果引发了全院一帮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围追堵截抓一头负伤猪的滑稽场面。

文强再次选择作壁上观说风凉话，他最后一批才被特赦着实正常。

该片著名场面还包括，傅作义看望陈长捷遭拒，杜聿明杨伯涛为抗美援朝志愿军出谋划策，全体战俘热火朝天为志愿军炒面等片段。

最后，该片的意义何在呢？

片中有句台词说得好，历史，要回头看才能看得清。

最后再说一个该片的喜剧画面，第一批特赦人员应周公之邀到颐和园聚会，由于聚会的性质是黄埔同学会，因此邱行湘把同批特赦的溥仪请到一旁：今天是我们黄埔军校同学在颐和园聚会，您老就……

这段，越合计越有意思。

1978年，原国民党将领黄剑夫之子黄济人对长辈们的过去产生兴趣，千里迢迢拜访黄维，想写他们的故事。正值各行业拨乱反正，急需一批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新作。在公安部的协助下，黄济人与文史专员们共同工作，写下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此书揭开了功德林的面纱，让广大读者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生涯有了粗略的了解。然而，由于作者的阅历、学识有限，只是用体制下的语言，写了点陌生的事。三十年后，他修订此书，补充了战犯们特赦后的经历，依然只是罗列事件，缺乏更深层面的思考。

1991年，《决战之后》上映。电影根据小说改编，将主人公换成了更典型的杜聿明，致力于表现人物灵魂的碰撞。创作人员曾去公安部查阅档案：“（战犯）材料写的那个小字儿小楷，特别漂亮，特别规整。所以像这些人，他都是有自己的思想的，有选择的。”

1992年1月，《艺术研究》发表了李前宽、肖桂云的《导演;决战之后的思考》。其中有真实事件反映，也有大量的艺术加工。比如战犯们在功德林内对徐蚌会战的失败进行复盘：“像那大沙盘，生活当中绝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但是为什么出现了以后，公安部还非常认可，观众也特别认可？因为这场戏，表现了他们所有人的心理。他们在讲到这场战争怎么会输的话，因为他们一直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输。其实他们输的是人心。 ”

电影后半段，战犯们外出参观，周总理特别交待，不穿囚服，全部换上蓝色的中山装。“作为那样一个战争过来的老将军，看到孩子，看到这样一种生命旺盛的景象，心里都感觉到很愉悦。眼里看到的一切，似乎描画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将要过上的美好生活。那是他们年轻时，曾经想象过的未来。”

杜光亭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关于杜聿明的选角，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决战之后》筹拍与央视《三国演义》同时。李法曾是原定的诸葛亮演员。之前，他已经饰演过1985年版的《诸葛亮》，风靡全国。导演李前宽认为，杜聿明是个儒将，要李法曾的气质来演才合适，硬是几次登门拜访，从三国剧组抢人。李法曾也说，《决战之后》是他从影这么多年来，最喜欢的一部。为此推掉了三国的片约，退居演员遴选一职。

电影拍好后，适逢杨振宁回国开会，李前宽和李法曾请他观看样片。起初杨振宁对李法曾淡淡的，越看越入神，看到杜聿明在功德林说“我对蒋介石是尽到了责任，可是对我女儿……”那段，嚎啕大哭，一把攥住李法曾的手就不放。导演那天衣兜里刚巧有个手绢，赶紧递过去。这部电影是得到了主角亲属高度认可的。当时健在的沈醉、文强等人也纷纷表示：“我们的杜长官又回来了。”

2018年，我偶然看到了《决战之后》，从此兴趣盎然，到处查资料。

大陆宣传材料讲革命经过，是单一立场的叙事。退到台湾的人写历史，也是单一立场。唯独留在大陆的降臣俘将，由于处境特殊，他们不得不尽量贬损己方，夹缝求生的行文，可以看出更多信息。这种笔法，历代良史用过。

看《文史资料选辑》一些没改干净的表述，特别有趣。字里行间总漏出点由衷心思来。血洗的山河，墨写的文章。“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毛主席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一时间，举国悲痛。

之后，在叶剑英、华国锋等领导人的筹办下，中央成立了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毛主席的直系亲属、中央和军区的领导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份名单，而就在这份名单的最后，悲伤中的中国人民听到了三个令众人震惊的名字——黄维、杜聿明、宋希濂。

这三个原蒋介石的嫡系将领的名字出现在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上，但大家疑惑归疑惑，没有人将这个疑惑表达出来，毕竟能出现在毛主席治丧名单上的名字，都是中央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黄维竟然出现在葬礼的守灵人员中！那么，黄维为什么能够为毛主席守灵呢？

黄维于1904年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由于父亲早逝，全家的生活都靠他的母亲一人承担。

尽管生活艰苦，但他的母亲仍然坚持送他去私塾读书，希望他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因此，黄维在私塾期间努力学习，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鹅湖师范。

然而，由于家庭经济原因，他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后来，在1924年，20岁的黄维遇到了方志敏，并受到其思想的影响。他开始理解并愿意投身于“三民主义”事业。

巧合的是，黄埔军校正在各地秘密招生，于是黄维成功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名黄埔军校的学员。

在校期间，黄维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天赋和过人的意志力。他不但在理论知识上表现出色，还锤炼了自己的身体素质。

毕业后，因为成绩优秀而被留校担任三期入伍生总队区队长。在此期间，他还跟随蒋介石东征两次。

然而，黄维将军也有固执的一面。他认为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能真正救国救民，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真正之主义。

此外，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和良臣的形象也非常认同。所以黄维对蒋介石可谓是死心塌地。

所以在蒋介石对红军痛下杀手时，黄维依旧义无反顾的执行着“蒋校长”的命令。

而正是因为黄维的“书呆子气”，使得他在被我军俘虏之后，依旧是傲气十足。

1946年，蒋介石毅然地全面发动内战，单方面撕毁和平协议。在解放军奋起抵抗之后，到了1947年7月，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到了1948年底，蒋介石委任黄维为12兵团司令。

然而，黄维骨子里的固执和书生气过于浓重，导致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率领的兵团根本无法经受我军的进攻，最终遭到了彻底覆灭。被我军俘虏的这位国军高级将领在“功德林”中再一次展现了他固执的本性。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冥顽不灵的国民党战犯都被送到了功德林进行改造管理，其中包括黄维。黄维被送到功德林之初，刘伯承元帅曾向毛主席请求立即枪毙黄维。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淮海战役中，黄维被我军重重包围时，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竟然使用毒气弹来突破包围。

这一行为无疑给我军战士带来了巨大伤害，刘伯承元帅因此向毛主席发电报请求处决黄维。

然而，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没有处决黄维，因为他知道命令的真正来源是蒋介石，黄维只是执行者。

因此，毛主席将黄维送到功德林，希望他接受改造，但黄维却成了战犯中最固执刺头。

黄维在学习时总是捣乱，无论教员讲述什么，他都会自顾自地大放厥词，导致课堂纪律混乱不堪。

当工作人员让他写检讨书以反省自己在战争中的过错时，他不仅拒绝，还在纸上写下了“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怪话，以此对抗改造。

他对那些接受改造的原国民党将领们挖苦讽刺，甚至言语顶撞管理人员，处处与管理员作对。由于这些表现，他一次次与特赦擦肩而过，成为了战犯管理所中的“老大难”。

他执拗的性格在监狱里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死守着所谓的“君臣之道”。

除了黄维外，另一个出现在毛主席治丧名单上的杜聿明也是出了名的“刺头”。

有一次，杜聿明趁看守不备，癫狂地用脑袋撞击石头，想要以死报忠。幸好及时发现，才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

1975年的一天，黄维得到了特赦命令，成为了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军战俘。得知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特赦令时，黄维感到内心仿佛一下子被击垮了。

同年12月，黄维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黄维意料不到的发展。

1976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又在周总理，朱德元帅逝世以及唐山大地震的打击下，9月9日，毛主席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之后，中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负责毛主席逝世后的相关事宜。

在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末尾，我们看到了杜聿明等三位从功德林特赦出来的“国民党战犯”的名字。

起初，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为何这些“战犯”能够参与料理毛主席的后事。

然而，原因有二。首先，黄维等人在抗战期间为保卫国家做出了贡献，特赦后也对新中国的发展有所贡献。

其次，此举是为了向远在台湾的国民党展示我党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消除他们的顾虑，以期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至于为什么黄维能成为毛主席守灵人中的一个，是因为在黄维看来，只有蒋介石才能真正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因此，毛主席此举的目的也是借此契机让黄维看看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追求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高度契合的。

而黄维在看到新中国的发展后，也彻底的放下了过去，开始为新中国的发展做自己的贡献。

我党始终秉持着为国为民、公正公开的原则，无论党派、阶级，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益，我们都会全然接受。

同时，我们的国家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做出贡献的英雄。

黄维和杜聿明去世后，都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这是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为华夏热土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除了他们两人，这里还埋葬着十位国民党的将领。

宋希濂去世后，也被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这是对他的纪念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