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下们提起陈昌浩的时候，个个都是满怀深情，但这深情里又夹杂着一丝复杂的情绪。
陈昌浩是他们的首长，无疑很有个人魅力，充满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情怀。他是众人的恩师，也是革命路上的领路人，率领千军万马在沙场征战，总是冲在前面，从来不知道害怕。
他以前和开国元帅徐向前一块儿打仗，那是攻无不克。在他手底下呢，也出了不少厉害的人物，像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这些人。但他自己却退到幕后去了，到了晚年，他见着以前的手下就道歉，就这么在愧疚里度过了余生。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从“列宁号”上向敌人扔手榴弹的政委】
1905年10月，陈昌浩在湖北汉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出生。
他打小就聪明又爱学习，还特别勤奋努力，成绩总是排在前面。1924年的时候，陈昌浩考进了武昌高等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在上学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他很积极地带着学生上街游行，去支援工人运动。
1927年，陈昌浩在党内表现很优异，被当作第三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送去莫斯科培养。
三年之后，陈昌浩在国外学习完了就回国了，到上海的青年团搞地下工作去了。
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倒水河的河滩上，鄂豫皖红军是主力，一支更有力量、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队伍组建起来了，这就是后来成为我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的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总部是由原红4军改编而成的，总指挥是徐向前，总政委是陈昌浩，当时陈昌浩才24岁。
陈昌浩才24岁，还是个“文官”呢，可他在方面军中威望特别高。他出门进门常常骑着大高马，身上背着20响的盒子炮，不夸张地讲，他一招呼就有好多人响应，那叫一个威风凛凛，就连军中出了名脾气暴的倪志亮都得对他礼让三分。
倪志亮在方面军里当总参谋长呢。他能耐不小，脾气也挺大。他身边的警卫要是犯了错，他就爱拿枪吓唬人，朝着犯错的部下脚边就开枪，常常把人吓得够呛。
倪志亮本来想出了这一招，可大家老是把这招算到许世友头上，许世友脾气也很暴躁，这可真让许世友受冤枉了。
有一回倪志亮往前方打电话，刚接通的时候没马上听出来接电话的是谁，张嘴就习惯性地冒出一句：“你这小子……”结果对方立马“啪”地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下倪志亮更是气到破口大骂。没过多久，陈昌浩就带着人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对着倪志亮就骂开了：“倪志亮啊倪志亮，你个王八蛋，连我都敢骂！”
倪志亮当时一下子就没了气势，赶忙认错。
红四方面军刚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带的集团军就在鄂豫皖苏区附近等着找机会动手呢，不过因为兵不够，一直没能把部署弄好。
徐向前打算趁着这个好机会，大胆地采用进攻策略，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黄安城。
国民党69师守黄安城，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咋地，可在这儿修了不少工事，防御体系挺完整的。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挺有优势，周围麻城、黄陂、孝感的守军能来策应。
黄安城离鄂豫皖苏区中心特别近，被根据地和游击区包围着，它有多重要就不用多说了。所以徐向前就把这儿当作第一个目标，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长期围困，一点点削弱敌人，创造条件再攻城消灭敌人。
围城都围了40多天了，守城的敌军早就没弹药也没粮食了。没办法，他们只能拆老百姓的房子当柴火烧，把猫和老鼠抓来杀了吃，可就算这样还是饿得不行。
攻城的时候到了。
12月22日晚上，红军朝着黄安城展开总攻，刹那间炮声轰鸣，硝烟弥漫。
就在这个时候，天边有一架战机远远地飞过来了。
战机的声音由远到近，朝着黄安城守军的上空快速飞来。守城的敌人本来以为是自己这边的补给来了，都跑出防御工事打算争抢物资呢，没想到等来的是传单和炮弹，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
他们本来觉得红军就只有“小米加步枪”，不可能有飞机这么先进的装备呢。结果被打了个猝不及防，等看清机身上写着“列宁号”，才晓得上当了。
他们预想的倒也没错，红军当时就只有一架战机，这架战机原本是四川军阀刘湘的，阴差阳错就被红军缴获了。
陈昌浩就是个“文官”，像他这样亲自上阵杀敌的政工干部可太少见了。而且他还坐着刚缴获的“列宁号”，也不怕驾驶员要是叛变就把他卖给国民党了。
他一只手拿枪指着跟着“列宁号”一起被俘的驾驶员龙文光，另一只手抓起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扔。搞突然的高空奇袭，把自己的生死都抛到脑后了，真得说他胆量和见识很不一般啊！
没过多久，黄安战役就以我军取得大胜而结束了。在这一战役里，我军总共消灭了1.5万多敌人，69师的师长赵冠英还有好几万官兵都被俘虏了，还缴获了7000多支枪、10多门迫击炮和一部电台呢。
红四方面军能初战获胜，这徐向前依据敌情精准规划军事策略功不可没，陈昌浩的高空奇袭也很关键。他俩配合得特别好，一起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没有陈总政委的支持，就没有苏家埠大捷！”】
1932年初，蒋介石“贼心不改”，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从各地调集了10万多人的兵力，聚集在皖西，想要把我军围起来，在苏区消灭掉。
我军那时候就只有3万兵力，对方人多我们人少，在兵器装备这块，对方也比我们强，形势不怎么好。
方面军军部马上就在安徽六安的独山镇开军事会呢，军部团长及以上干部还有地方独立团长都参加。
徐向前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很冷静、镇定，把敌军军情仔细分析了一番。
蒋介石那伙人的集团军把前哨站点设在六安的苏家埠，让46师的岳盛暄带着部队在那儿驻扎。
苏家埠西边挨着淠河，水陆交通都挺方便的。敌军把这儿当成枢纽，在四周一共布置了6个旅12个团呢。从西边的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到北边的六安城，再到南边的霍山，都有敌军。援敌呢，应该会从北边的六安、霍山，还有东边的合肥、蚌埠这两条路赶来救援。
徐向前经过仔细分析后，想出了“围点打援”的法子。就是围住敌军的几个驻扎点，把他们的驰援路线切断，再拿这几个驻扎点的敌军当诱饵，把援军引到陡拔河以东集中起来，然后一下子消灭掉。
春末的时候，各地的独立团长带着部队去攻打敌方的据点，主要攻打苏家埠和韩摆渡这两个地方，把那一片围得严严实实的，就像铁桶一样。眼瞅着就要没子弹、没粮食了，46师的师长岳盛暄急得不行，天天给上级发电报要援兵和补给，可一直也没见到援兵和补给的影子。
4月下旬，岳盛暄那边的告急情况终于被重视起来了。蒋介石七拼八凑地弄了大概2万多人，让他军团里嫡系7师的师长厉式鼎当皖西集团军的总指挥，从合肥朝着苏家埠去了。
国民党军那边来了好多精兵良将，气势汹汹的，胜利的天平又开始朝着他们那边倾斜了。
用三万人去跟十二万人打仗，这仗能不能打赢，大家心里直犯嘀咕。有些红军将领还提议，不如先撤一撤，好保存实力呢。
徐向前却执意要打这一仗。他是个老将了，对这仗的结果心里有数。不过这仗打不打，徐向前不能自己说了算，陈昌浩的态度很关键。
于是他就去找陈昌浩，一起分析敌情：
敌军大老远跑来的，而且是东拼西凑弄出的15个团呢。他们内部的编制特别复杂，不见得都会听厉式鼎一个人的话。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军团里，只有厉式鼎的第7师没在红军这儿吃过啥大亏，他们很可能会小瞧红军，犯下轻敌的毛病。
还有啊，咱们的军队是以逸待劳的。这围城都围了好几十天了，期间修了不少很结实的工事呢，防御体系也很完善，就等着一股劲儿把敌人给消灭掉。到了这个时候，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徐向前提出要打，陈昌浩特别支持这个意见。他不顾众人反对，很有道理地驳回了暂退的意见。
徐向前得到老战友大力支持，这仗打得特别顺利，红军气势如虹，在陡拔河以东大获全胜，总共歼灭敌人35000多人，还抓住了厉式鼎和他手下5个旅长、11个团长，俘获敌军2万多人，收缴枪支12000多支。
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又创下了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这一战被载入史册。好多老将都讲：“要是没有陈总政委的支持，就不会有苏家埠大捷！”
可是祁连那场战斗让他差不多失去了再次战斗的能力。
陈昌浩回到延安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这位曾经威风凛凛的红军将领，如今不过是中宣部的一名普通科长罢了。可他没有丝毫不甘心，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自己过去的荣耀与风光都抛到了脑后。
周末的时候，张琴秋会去陈昌浩住的地方看他，有时候有空了，王树声、李先念这些老部下也会来。
这时候，小小的窑洞里满是欢声笑语。以前在河西走廊行军的时候，难得有这样的平静，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身在异乡，心念祖国】
没过多长时间，陈昌浩因为劳累过度，胃病老是犯，延安的医疗条件不咋好，很难把他的病治好。
1939年，中央决定批准陈昌浩带着儿子陈祖涛，跟周恩来总理一块儿坐飞机去苏联治病。
要走的时候，张琴秋来送行了，他俩难舍难分。
去苏联的飞机要在新疆乌鲁木齐转机，然后才能飞到阿拉木图，接着再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到莫斯科。
苏联和共产国际特别欢迎陈昌浩的到来。在他们的照料下，陈昌浩很快就住院治病了，还被安排住进了共产国际分配的柳克丝公寓。
当时才11岁的陈祖涛，跟刘少奇的子女、高岗的儿子一块儿，被安排到莫斯科第二国际儿童院住下，过集体生活，一起学俄语。
1940年的时候，周恩来病好了要回国。临出发前，他专门写了个条子，托人转交给陈昌浩，跟他说从疗养院出来就能回国了，让他放心。
谁能想到呢，国际形势变化那么快。到苏联没几年，德国就进攻苏联了，战争又开始了。
1941年的时候，苏德战争开打了，莫斯科情况危急。
苏联政府下命令，让平民和外国侨民赶紧撤离，还让工厂和学校搬走。
陈昌浩跟着侨民撤到了一个名为科坎多的小镇上。
本来呢，陈昌浩在苏联的时候，疗养费和生活费都是苏联政府给的。可是到了科坎多这个地方，情况特别糟糕，消息也传不出去，供应还被截断了，那些侨民就只能自己想法子谋生了。
当地有采石场和工厂，没什么需要高端技术的工作，只要卖力气就能有口饭吃。陈昌浩就去下矿了，每天要么采石头，要么背石头。因为战局的影响，他只能得到一点黑面包和土豆，不过也还能勉强填饱肚子。
苏联在高纬度地区，那儿的冬天冷得很，人能被冻成冰棍似的。就这么年复一年的，吃的还老是不够，还得干重体力活，陈昌浩的胃病又犯了。这胃病犯起来啊，有时候疼得特别厉害，可折磨人了。
工友们很同情这个外国友人，可大家都穷，也没地方弄药，就告诉他一个土办法，说当地有炼油厂，喝新榨出来的热棉子油能治胃病。
陈昌浩实在没辙了，也只能病急乱投医。没想到吃了三个月后，胃病居然没再犯，检查的医生都直喊奇迹。
好多年以后，他跟兄弟聊起当年在苏联的事儿还会笑呢。那时候他胃痛得厉害，连续三个月都喝热棉子油，他笑着跟兄弟说：“真没想到，饿肚子还能把病给治了。”
1943年德国法西斯全力攻打斯大林格勒，陈昌浩当时作为中共党员和原中国红军政委，第一次提出要去斯大林格勒参战，不过没得到批准。
这时候，十万字的《列宁文选》译本发行了，给我们党带来了特别多的精神财富。他翻译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等人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就像桥梁一样，被送到了解放区的军民手里，也成了我军的精神依靠。
翻译的时候，陈昌浩察觉到以前的《俄华辞典》慢慢赶不上时代发展了。这30年里世事不断变化，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方面，都有好多新东西不断出现。中苏两国的民众特别需要一本新词典，好让它成为两国人民学习语言的桥梁。
陈昌浩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后，就一直想回到自己念念不忘的祖国。
1952年的时候，郭沫若到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正好赶上《俄华辞典》出清样，就顺便去看看陈昌浩。
郭沫若回到寓所后，写了十几张题词。等晾干了，他就交给陈祖涛，让陈祖涛带给陈昌浩。再后来，出版的《俄华辞典》上的题字也是郭沫若写的。
可是有13年几乎都没什么消息往来，组织就批准了陈昌浩和张琴秋的离婚申请。不过呢，张琴秋对留在国内的陈昌浩的前妻和孩子还是照顾得特别好，就像对待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
陈昌浩待在苏联呢，那时候国内老打仗，通信都断了，想知道点消息可太难了。他一封接一封地写信请求回国，可得到的回应特别少。他只能干着急地等着，等中央啥时候需要他了，再把他召回去。
那时候张琴秋去了莫斯科好多次参加活动，这样陈昌浩才晓得国内啥情况。蔡畅路过莫斯科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他呢，他也一个劲儿地跟蔡畅说想回国。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陈昌浩特别高兴，马上就给弟弟陈昌濬写信，又一次表达了自己想回国的想法：“我在这儿工作好些年了，可老是觉得自己干的事儿太少。我特想回国工作，说不定在国内工作会更有用呢……先念、德峰同志在武汉呢，你写信的时候替我问个好……”
1952年春天的时候，陈昌浩总算能开始回国之旅了。
刘少奇主席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向来作风朴素的徐帅破了例，在自家摆了一桌家宴，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又聚到了一起，张琴秋也受到了邀请。
将军们经历了生死离别，多年不见，头发都白了不少。老首长回来后，他们一个劲儿地举杯庆祝，有说有笑的，就好像又回到了那段热血沸腾的日子。
跟前妻见面的时候，陈昌浩心里既觉得愧疚，又感到有点尴尬。
他紧紧拉着张琴秋的手，一个劲儿地说：“我让你遭罪了，……是我对不住你呀！”张琴秋却一个劲儿摆手，大度地说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要是没放下，今天她就不会来了。
【在愧疚中走完一生】
虽然从历史舞台上渐渐消失了，但金子总会在别的地方发出耀眼的光。
陈昌浩早就不在前线了，当上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可到了夜里做梦的时候，他还老是想起以前跟着自己的那些部下，心里对他们满是愧疚。
1962年5月的时候，陈昌浩总算是回到了离开五十多年的老家，见到了湖北老家的那些乡亲。
在武汉军区和市委任职的陈再道、宋侃夫，听到陈昌浩回来的消息后，就带着好些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来迎接了。
过了好多年了，在他们心里，老首长还是那么有风采。平常说起老首长过去那些英雄事迹的时候，一个个都特别敬佩这位老领导，不过最后常常都会叹口气。
现在顶着风雪回来了，他在席间站起来，向以前的手下敬酒道歉说：“祁连兵败这事儿，我陈昌浩肯定脱不了干系。……这些年，我只要一想起那些把血洒在荒丘上的英灵，就像心里被万箭射中一样难受。……我以前对不住毛泽东，犯了大错，不过党和中央原谅了我，让我学习、提高自己。这可不是什么场面话，是真心话。”
在讲话的时候，他好几次都哽咽了，还深深地鞠了三次躬，那满满的愧疚都写在脸上了。
1967年的时候，党中央在八宝山给陈昌浩开了追悼会。这个追悼会是由他的老战友徐向前来主持的，像李先念、王震等五百来位老战友都参加了这个追悼会。
悼词里说：“陈昌浩同志是中共优秀党员，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一辈子都在搞革命，一辈子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
[1]罗学蓬写过一篇名叫《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跌宕人生》的文章，登在2016年第10期的《档案记忆》杂志上，页码是28 - 31页。
[2]冯亚光写的《陈昌浩最后的日子——访陈昌浩夫人孟力》，登在2015年第6期的《炎黄春秋》上，页码是55 - 58页。
[3]夏明星写了一篇《徐向前与陈昌浩的战友情》，登在2015年第5期的《党史纵横》上，页码是23 - 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