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网络时代生存，真的需要警惕一切形式的“舆论一边倒”。

因为人们虽然有舆论监督权，但毕竟“术业有专攻”，舆论监督这种来自外部视角的公共事件参与方式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只能代表来自于某一观察群体的主观感受，无法取代当事主体来全面的分析问题。

而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舆论监督权的参与门槛正被信息渠道的丰富压得太低太低。这直接导致舆论监督的体量远远大于其自身所能产生的实际价值，当事主体在压力下不得不拿出与之不匹配的关注度。

于是但凡社交网络出现“舆论一边倒”，基本就意味着两种结果：

1.舆论会变成公关工具，实现舆论监督之外的诉求（舆论监督是用户需求被更好满足，而并非商业竞争）；

2.舆论氛围的扭曲也终究会留下印记，加速形成不正常的市场环境；

这也大概是我看到最近关于腾讯（准确的说是微信）讨论的最大感受。当在行业舆论开始集中指责“微信越来越自闭”、“微信霸权主义”，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在这场舆论战争中被引导去了奇怪的方向。

争论的起点其实可以追溯到1月15日。当时字节挑动、快如科技、云歌人工智能三家公司同时发布了新开发的社交产品，但也几乎同时，人们发现通过微信分享的关于这三款产品的链接，在微信内已经全部失效。

于是不少人饶有兴致地贴出了罗永浩发布会上的那句“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历史会记住今天”，旗帜鲜明地把微信推向了垄断的高台，也将“微信基础设施论”推向了舆论的舞台中央。

但平心而论，这基本就是一场经典的“双标式”争论。

因为“微信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虽然看上去有很多理论依据，比如人们认为，这些由用户真实需求形成，并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影响力的产品/互联网服务，企业理应将其开放为公共资源——但归根结底这些不同的表述都指向了同一个观点，即“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没人知道微信喜不喜欢这个观点，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通过蜘蛛侠和他叔叔本-帕克数十年如一日的讨论，基本可以确定这个观点是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

而事件爆发的逻辑，基本可以概括为多闪、聊天宝和马桶希望通过微信内部的社交生态，完成新产品推广过程中的原始积累，整个事件基本停留在“市场竞争”层面。

换一个角度来看，总是揪着微信不放的字节跳动，早就打造了一个封闭的内容帝国：

抖音从不曾向快手和微视开放过内容，头条也从不接受腾讯新闻、微博和网易新闻来其地盘上共享流量。字节跳动内部硕大的产品线体系，早就形成了一个内部闭环机制，所有的内容、资源、流量只会在内部流转，绝不允许有“外来的和尚“侵占地盘。

所以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在此次争论中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试图用道德层面的规则去解决市场竞争体系下的问题，必然只能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

至于微信到底是不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最终的答案也只能交给微信自己去进行主观选择。毕竟道德自律才是美德，道德他律是耍流氓。

其实关于平台处罚这件事，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使用产品前用户必须要首先同意的“用户注册/产品使用协议”。

这些协议虽然会因为不同的产品属性产生一些细节性的差异，但关于平台规则这件事基本都遵循这样一个核心标准：通过恶意使用产品漏洞、发布违法信息、损害用户利益等使自己获益的不正当行为，都应该被纳入“处罚”的范畴。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微信是否对竞争对手进行针对性处罚、甚至恶意处罚时，其实只需要回答两个具体的问题，整个争论就可以迎刃而解：

1. 这些被处罚的友商们是否在微信内发生过“触及平台标准”的行为；

2. 微信是否将这样的“处罚标准”从一至终的贯彻执行。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基本毫无悬念。尤其是当友商们提出“邀请新人可以立赚2000 元现金”这样的导流策略时，联想到每逢年底必然会到处出现的“求XX福”、“扫一扫瓜分XX亿”等神秘代码，对于微信内部的用户体验来说有摧毁性的破坏能力。

至于第二个问题，参考答案那就太多了。

比如2016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拼多多曾经试图利用微信社交关系链积累流量，触及微信平台规则底线而被处罚。拼多多 CEO 黄峥更在接受《财经》专访的时候，表示（微信） 1000 次封杀虽然是夸张的说法，拼多多作为腾讯生态中交易量最大的组织，微信对他们的管控是更加严厉的。

还有2018年春节，微信也曾对违规春节线上活动进行了打击，打击的对象包括腾讯体育-会员红包、今日头条-集生肖、拼多多-抢现金红包、京东-发“押岁钱”、饿了么抢年终奖等等。

所以对于一家成熟的互联网公司或创业团队来说，其实在微信上适合做怎样的传播、什么样的传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基本都是可预期结果——如果友商们不是过于稚嫩，那只能理解为可预期结果主动上添加诱因了。

而且话又说回来，主动挑战规则共识的行为，又有哪家产品能够大度的容忍呢？

微信面临的最大威胁到底是什么？

简单说说这场争论中的第三个误区，即微信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同品类产品的崛起对社交市场的分流。但实际上，这个观点存在着对流量的两个认知偏见：

A. 流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不同产品间的流量可以实现共存，决定性因素是不同产品之间的定位；

B. 微信的流量更多来自于微信通过产品设计产生的裂变能力，某种意义上是为微信自己的原生资源；

所以说到底，这些新诞生的社交应用对微信带来的冲击不仅十分有限，并且在求生压力下需要主动产生差异性，尽可能地规避同赛道的竞争。

至于微信面临的真正威胁到底是什么，其实可以具体参考前两周张小龙在微信公开课上的演讲。比如张小龙在4小时演讲中仅有的一次引用“套路”这个网红词语，却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我们对于用户的态度上必须是一种善良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套路的态度。所以这种善良是一种基于理性之上的善良。如果这是一种非理性上的善良，我认为它是一种愚昧的善良。所以我认为善良本质上是一种能力。”

显然相比去友商竞争下潜在的“KPI损失”风险，“不能和用户继续友善相处”更容易让微信焦头烂额。

另一个潜在的威胁在于微信正在“被公地化”。

“公地”的概念来自于1968年英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论文中引用的一段寓言：

不难想象当微信获得了超越10亿用户的基本盘后，巨大的内部生态太容易在流量焦虑的裹挟下，被人们忘记“工具属性”这个大前提，直接被当做“互联网本尊”来对待——这正在成为很多普通用户的误区，或许也是很多友商们乐于形成的误区。

总之突破微信规则正在变成一种行业技能。就像互联网早期对传统行业的革命来自于“突破规则”和“升级规则”一样，面对微信巨大的裂变能力诱惑，人们正带着巨大的热情入场。

但无论如何，这种热情终究都是错觉。微信并不是那个公地，微信却正在以公地的姿态被过度开垦，这或许才是当下行业发展中最大的悲哀。

我一直认为任何负面舆论的产生，都不应该从黑公关的逻辑出发来解决问题。因为在这样的前提下，解决方案很有可能陷入“动机论”的死循环而跳过了整个环节中的核心问题。

然而人们也常常忽略的是，负面舆论的解决其实也是一个双向问题，即创业者/企业不仅需要拿出主动合理的解决方案，舆论也需要留出空间让事情的解决流程顺利地走完。

但遗憾地是，陷入“舆论一边倒”所产生的行为，正在加速形成一种不良的舆论氛围，让舆论被公关化创造了可能，也最终会让创业者很拧巴地活着——商业竞争和用户体验，谁是互联网公司最优先的正义，这个本来清楚的问题或许现在真的混淆了。

所以，还是那句老生常谈，警惕一切形式的“舆论一边倒”，请相信自己的独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