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我背着行李，从部队退伍回到了双河镇。

三年的军旅生活让我习惯了整洁利落的作风，可刚踏进家门的那一刻，院子里泥泞的地面和木头堆让我感到无比亲切。

他的手在颤，但劲头却一点不小，拍在我肩膀上，竟让我有些发酸。

家里院墙上那棵老槐树还是那么旺盛，只是父亲的背驼得更厉害了。

父亲摆摆手，却满脸自豪地把这消息又补充了两句。

后来，镇上的供销社招工，我托了关系进去上班。原以为能为父亲减轻些负担，没想到，这一脚竟踩进了深水潭。

供销社的活不难，起初我觉得挺顺手。仓库搬货、记账送单，都是些体力活，和在部队的日子比轻松多了。

我这人习惯了早睡早起，天刚亮就到仓库干活，打扫卫生、整理货架。

不到一周，就把仓库搞得整整齐齐，别说同事，连主任王德明也夸了我两句：“小李不错啊，干活麻利！”

可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有一次，我在清点一批新到的布匹时，发觉账本上写的进价和实际送来的货完全对不上。账本上记的是每匹布六块钱，可实际送来的布，出厂价才四块五。

多出来的一块五，去哪儿了？我疑惑地问管账的赵科长，他只是随口打发我：“你个新来的，管那么多干啥？记住账就行。”

说完，他转头就走，连解释的意思都没有。

那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按理说，供销社是国家开的，为镇上百姓服务，可账上的猫腻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还能是小问题？

但刚入职不久的我，又不好多问，怕惹麻烦。

不久后，一件事让我彻底坐不住了。

那天中午，主任叫我送一批化肥去后街的老王农资店。化肥是紧俏货，每家店都抢着要，可账单上的价格却高得离谱，比其他店卖的化肥贵了一倍。

我拿着单子，一路上满脑子都是疑问：“这种价格，后街的老王能要吗？”

果然，到了店里，老王摇摇头，把单子往柜台上一拍：“建国，这货我可进不起！你们供销社是不是疯了，拿这种价格坑人？”

老王一番话让我面红耳赤。他是我们镇上的老实人，为人厚道，镇上谁家种田，缺化肥种子都愿意找他。

他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像帮了坏人办事一样，心里不痛快，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回到供销社，我把情况汇报给主任，没想到王德明冷冷地盯着我：“送不出去是你没本事，哪儿那么多废话！”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留下一屋子尴尬的同事。

从那天起，我开始对供销社的一些“惯例”多了几分警觉。越观察，我发现问题越多。

王德明经常在办公室里和几个老员工说些悄悄话，偶尔还能听到“进货”、“返点”这样的词。

可只要有人靠近，他们立马闭嘴，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仓库的马师傅告诉我：“小李，这地方的水深，少掺和。”

可我这人天生倔，越是觉得不对劲，越想弄明白。供销社的工作牵着全镇人的生活，这里要是有问题，受害的就是百姓。

我一边在账本上做记录，一边留意进货和出货的单子，发现不少账面价格高得离谱。

渐渐地，我理出了一些头绪：王德明和赵科长，连着采购的徐广财，几个人串通一气，把进货价虚高，把赚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真正让我坚定要揭开这件事的，是一次农民找不到化肥后，跪在供销社门口的场景。那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伯，满脸风霜。

他一手拉着供销社的门，一手攥着皱巴巴的票子：“拜托你们，家里就等着这批化肥下地啊！再没有，我那几亩地全要荒了！”

我站在一旁，心里揪得慌。老百姓的血汗钱，怎么能被这帮人这么糟蹋？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仓库清点货物，隔壁办公室传来低声的争论。我蹑手蹑脚靠近门缝，听见王德明低声吼：“这批货的账记清楚点！进价报高一点，后面的事我来安排。”

赵科长应和了一句：“放心吧，明儿一早我就办。”

这一切让我意识到，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站在仓库门口，我抬头看着黑压压的夜空，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事捅出去！”

从那天起，我就像踩上了一条钢丝绳，走得小心翼翼，但心里越来越清楚：这供销社的问题，藏不住了。

可问题是，我一个新来的小职员，手里没权，嘴上没分量，就算发现了问题，怎么才能把这些“猫腻”公之于众？

仓库里的马师傅看出我心里憋着事，有天吃午饭的时候，他把旱烟袋往桌上一敲：“建国啊，有些事，你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别太较真，小地方，水深着呢。”

我放下碗筷，看着他：“马师傅，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老百姓的钱，就这么被他们糟践了，你说，我能装没看见吗？”

他叹了一口气，压低了声音：“年轻人，做人做事得讲策略。要真想捅出去，就得留个心眼，多留点证据。否则，到时候不但没用，还把自己搭进去。”

我点点头，心里更明白了。

那之后，我更仔细地留意账目和出货情况。每天忙完手头的活，我就偷偷把账单抄在一个小本子上，把仓库里多出来的货编号记清楚。

有几次，我差点被赵科长撞个正着。好在我机灵，装作整理货架的样子才蒙混过去。

可王德明那老狐狸，渐渐察觉了什么。有一天，王德明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他的语气倒是不咸不淡，但眼神却像刀子一样上下打量我：“建国啊，听说你最近忙得很？是不是活儿干得有些累了？”

我心里一紧，忙笑着回答：“主任，年轻人多干点不算啥。”

他点了点头，语气却变得意味深长：“有些事，知道就行，别去管。你是个聪明人，别让自己掉进不必要的麻烦里。”

我听着这话，背后凉飕飕的。他这是警告我吗？

果然，不久后，他就给我“安排”了个差事：让我去郊外的仓库清点一批积压物资。

那地方偏得很，连自行车都不好骑，几乎隔绝了和供销社的日常联系。

当天晚上，我回家把这事跟我爸一说，老头子气得拄着拐杖直跺地：“你个傻小子，我早就跟你说了，这地方的事你掺和不得！你非得往火坑里跳！”

“爸，这事儿我不做，心里过不去。要真让他们继续糟蹋下去，咱们镇上的人能有什么活路？”我倔得很，梗着脖子不肯低头。

老头子长叹了一口气：“行，你要这么倔，我也拦不住。可你记住，万一出事，别连累了别人。”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酸。我知道父亲是怕我吃亏，可这事，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第二天，我到郊外仓库清点物资，却发现这批货的账本问题更严重！账面上明明写的是十袋化肥，可仓库里堆的，起码有十五袋。

我赶紧把这些情况记在笔记本里，又拍了几张照片。

几天后，我偷偷联系了镇上的张翠花大姐。她是后街商店的老板娘，人脉广，消息灵通。

她听完我的情况，直拍桌子：“建国，你可真是条汉子！这事我帮你，咱老百姓不能就这么被欺负。”

在她的介绍下，我联系了县里的工商部门。他们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继续留意供销社的动向，尽量搜集更多的证据。

可我的举动终于还是让王德明察觉了。他开始暗地里找人盯着我，甚至让赵科长故意在工作上为难我。

那几天，我的压力大得睡不着觉。一次，我明明记得自己清点完的货，赵科长却指着单子说：“怎么回事？差了两袋，账没对上，你要负全责！”

我强忍着气，顶了他一句：“赵科长，你别欺负人，这单子我可以当场核对！”

他见我寸步不让，脸一沉，甩袖走了。

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撑下去，把这些事彻底揭开。

事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彻底闹大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仓库加班整理货物，外头忽然起了风，吹得门窗哐哐直响。我心里觉得不对劲，正想把账单藏好，突然听见仓库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透过门缝，我看到是王德明带着几个供销社的老职工，手里还提着电筒，直奔仓库来了。

我一瞬间就明白，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

我来不及细想，赶紧把那本记录着所有账目问题的小本子藏进货架后面的麻袋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搬货。

果然，没过几分钟，王德明领着人推开了仓库门。

“建国啊，大晚上的还在干活呢？”他皮笑肉不笑地问，眼神却一直在四处打量。

“是啊，主任，这几天货进得多，想早点清点完。”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心里却像打鼓一样。

他点点头，随即冲身后的赵科长使了个眼色。赵科长立刻走到货架边，假装检查货物，边看边嘀咕：“咦？怎么有些货的摆放不对？”

“是吗？”

王德明听了，冷笑一声，目光突然变得犀利:“建国，这仓库你负责的吧？是不是有些账目不清楚啊？”

我的手心冒出了冷汗，但我知道，现在如果露怯，就全完了。

我装作不懂的样子：“主任，这些货进出都有记录，我随时可以拿账本给您对一对。”

“账本？”

他哼了一声:“行，那你去拿来。”

我站在原地没动，心里清楚，他们不是想核对账目，而是想趁机找到我的“小本子”。如果被他们翻出来，我的所有努力就全白费了。

正僵着，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喊：“王主任，你这是干什么？”

我一看，是张翠花大姐带着几个工商局的干部冲了进来！

王德明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手里的电筒差点掉在地上。张翠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指着他说：“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供销社有账目问题，王主任，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

王德明强撑着镇定：“这、这纯属误会！我们正盘点货物，哪来的问题？”

可工商局的干部没搭理他，直接开始查账。他们翻了一会儿，很快就在赵科长的办公桌里找到了一本“私账”，上面清清楚楚记着各种虚高的进货价和私分的金额。

“这还误会吗？”张翠花冷笑着问。

王德明的脸白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那一刻，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事情之后，供销社的乱账被彻底查清。王德明和赵科长被带走调查，徐广财也被停职处理。

整个双河镇都炸开了锅，街头巷尾的议论声没停过：“建国这后生，是真敢干！”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上级突然把我调到了县工商局。起初，我还以为是惩罚，心里有些低落。

直到报到那天，局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建国，这次是好事。你做得漂亮，咱们需要你这样正直的人才！”

听了这话，我心里的委屈顿时烟消云散。我知道，这条路虽然不容易，但我走对了。

回到家，父亲坐在老槐树下看着我笑了：“傻小子，这回算没白较真吧？”

我点点头，忍不住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