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3日晚，彭德怀接到了湘赣边界特委彭清泉的一项命令。

命令很短，只有一句话：处决袁文才、王佐所部。作为军人的彭德怀，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尽管他也曾犹豫过、思考过，但还是派出红五军第四纵队赶到了永新县城，包围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住处。

随后，袁文才当场死在床上，王佐闻声跳窗而逃，溺死在永新县禾水河中。这一事件，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袁、王被杀”事件。

毛主席知道后，非常痛惜，一生都无法释怀。

以至于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会见了两人的遗孀谢梅香时，还感慨道：“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袁文才，1898年10月生于宁冈县，在永新读书时，和贺子珍的胞兄贺敏学是同窗好友。

1922年，袁文才受土豪劣绅欺压，一气之下“上了梁山”。

三年后，袁文才一如宋江，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其部下“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安团。

一年之后，团总袁文才响应中共的号召，率领保安团起义，成为中共的外围武装。

王佐不像袁文才，是秀才出身，他本是遂川县的贫农，以裁剪衣服为生。

1921年，和土豪劣绅发生冲突，投奔了井冈山的朱聋子绿林军。

后来的人生轨迹和袁文才类似，也接受了招安。

两人结识于保安团，因性情相投，结拜为“把兄弟”。

永新暴动后，袁、王二人便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明面上，袁、王二人是中共旗下的农民武装，实际上这支队伍有着浓厚的传统“土匪”背景。

台上、台下的巨大差别，也成了袁、王二人被错杀的主要原因。

1927年9月份，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来到三湾。

本来毛泽东是想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井冈山地区就是最佳的洞天福地，要想在这里落脚，必须得到袁、王二人地头蛇的允许。

不过，袁、王二人和队伍虽参加过大革命，但本身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以杀富济贫为政治纲领，存在着浓厚的绿林习气。

二人还担心革命军上山，会发生“火并王伦”这样的前车之鉴，故而对革命军始终是不太感冒。

熟读《水浒传》的毛泽东当然知道袁、王二人的小心思，他选择的策略则是以真心换真心。

和袁文才会面时，毛泽东慷慨解囊，送给袁文才步枪108条。要知道，当时袁文才手下不过才150人，急需枪支武装自己。

袁文才也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赠了600块银元，同意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营地，并表示会充当说客，说服王佐。

几天之后，王佐也同意革命军留在井冈山。就这样，毛泽东手下的革命军才有了立锥之地。

等到了1928年2月，朱毛会师之后，袁、王二人的部队便被改编为红四军第3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

从此，在朱、毛的指挥下，绿林起家的第32团三打永新城，取得了龙源口大捷，多次打退国民党的“进剿”。

这时的井冈山一片欣欣向荣，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的原话，就是“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不过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江湖。在井冈山内部，也并不是一团和气，长期的土客籍矛盾制约着队伍的发展。

当时的湘赣边领导人，大多都是土籍人（本地人），掌握了党政权力，而袁文才、王佐都是客籍人，只握有枪杆子，当年还流传着“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党、军分离，分别掌握在两股人手里，依照权力一致性的原则，必然会发生冲突。

就宁冈地区，客籍人是少数。尽管袁文才再怎么力争，九个常委中只能获得两席。

身为土籍的龙超清、谢希安（分别为永兴县、宁冈县的书记）等人便希望打破这种局面，想法设法以县委的名义从袁文才那里调枪、借枪，但袁文才就是充耳不闻。

龙超清只得从外县购枪，同时向红五军求援，拉起了有六十三条枪的队伍。

两边的矛盾越来越深，渐渐摆在了台面上。袁文才本人也很不会照顾龙超清的情绪，竟然当众抢夺龙超清精美的勃朗宁手枪，让龙超清颜面扫地。

至于谢希安，品德不佳，竟然喜欢上了袁文才唯一的相好——陈白英。

有一次，袁文才还撞见了谢希安调戏陈白英（一说是罗少华），两人险些大打出手，关系也从此恶化。

龙超清、谢希安掌握了党政权力，他们添油加醋，向上级反应袁、王二人的土匪习气。

上级极为重视，便在1928年6月，通过了一项著名的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议案》。

这份议案中，一共阐述了21个问题，有10个都和“土匪”有关。

且在议案的第十条，明确指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必须解除其武装并进行严厉的镇压。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应完全铲除。这个文件辗转了近半年，才由秘密党员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传达的时候，顾全大局的毛泽东并没有将第十条的内容念出，而是跳过了此段。

前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小范围内找朱德、陈毅、彭德怀进行了讨论。

结果是袁、王二人的情况不可与土匪相提并论，中央的这一政策暂不执行。

另一边，袁文才虽然听到了一些风声，说要对自己动手，但他并没有看到议案的全文。

会后，毛泽东和众人商议，将袁文才调离原部队，任命他为红四军参谋长。

对于袁文才任参谋长的原因，据《彭德怀自述》一文中，毛泽东在离开井冈山时同彭德怀商议过，袁文才这人很聪明，既然他同意遂红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

如此看来，毛泽东是想让袁文才跟着自己下山，换个新环境，摆脱土匪习气。

没想到的是，这次下山，毛泽东遭到了不小的打击。

3月份，红四军来到吉安东固，见到了赣西特委李文林。

毛泽东在向李文林传达《问题议案》时，早有心计的袁文才看到了议案原文。

当他看到第十条的内容，浑身战栗，心惊肉跳。

月明星稀，袁文才不辞而别，潜回井冈山，找到了王佐，将所见所闻一五一十都告知了王佐。

王佐深感不平，连夜找到了何长工。何长工一面对袁文才进行了批评教育，一面向袁、王二人澄清了不执行政策的内幕。就这样，袁、王二人才吃下了定心丸。

可猜疑链一旦形成，在想改变就比登天还难。

2月23日，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准备攻打吉安为由，通知袁、王二人率部到永新开会。

会议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朱倡偕对袁、王二人进行了严厉指责，列举了袁、王二人不服从党的指挥、擅自脱离队伍当逃兵、反对分田、勾结罗克绍意图造反等错误。

袁、王二人也是据理力争。两方都不甘示弱，争吵时，一度将配枪都摆在了桌案上，差点发生火并。

朱倡偕知道，必须要铲除袁、王二人了，不然贻害无穷。当然，袁文才、王佐部下有七百多人，战斗力很强。倘若硬来，将会造成巨大的伤亡。

于是，朱倡偕、龙超清想出了“设下香饵钓鳌鱼，安排软锁套猛虎”的计策，一是设计骗杀，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

为了引诱袁、王二人，朱倡偕还伪造了毛泽东的手令，哄骗他们要攻打吉安。这边就通知彭德怀领导下的红五军。

彭德怀接到湘赣特委的报告，犹豫不决，依照当时的规定，主力红军凡到一地，必须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

最终，彭德怀还是选择派出了第四纵队，执行这一错误命令。

第四纵队在朱倡偕的引导下，于24日拂晓进入永新城，包围了袁、王二人的驻地。

朱倡偕第一个冲进袁文才的住房，用手枪将睡梦中的袁文才打死。

王佐听到枪声，带着勤务兵从后窗跳出，溺死在东瓜潭。

袁、王二人遭到错杀，给湘赣边革命斗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影响。

首先是袁文才、王佐二人本部的兵马，一部分逃回了井冈山，改投了国民党；一部分逃散回家，参加了地方自卫团，余下的干部，大多被处决，基层士兵则被编入红六军。

另外，最大的祸害则是井冈山当地群众再也不相信红军了，没了群众基础的红军也就丧失了井冈山根据地。

5月份，彭德怀领导下的红五军离开了井冈山地区，向湘赣边区转移。直

到1950年，袁文才、王佐的冤案才得到了洗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年半后，当地豪绅石鉴也说：“今者吾宁之赤匪袁、王幸被杀死，谢角铭虽已投降自新。赤焰之祸，暂略告为和缓。”

对于袁、王二人的被害，国民党自然是弹冠相庆。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红军队伍内部的火并。

此后，红军曾六次试图收复井冈山，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那时，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听闻噩耗，心情异常难过。

遥想几年前，倘若没有袁、王二人的帮助，给了革命军一个立足之地，恐怕早就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在毛泽东看来，袁、王二人即使有错误，可罪不至死。

况且，没了袁、王二人的鼎力相助，红军必然会丧失井冈山。

事后多次，毛泽东依旧耿耿于怀。根据陈正人的回忆：在1939年10月，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我见到了毛泽东，他就说这两个人杀错了。

解放后的1950年，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提到了往事，毛泽东的看法还和以前一样，没有一丝的改变。

开国中将张国华（作为袁、王二人下属的幸存者），也说过：“1951年入藏时，毛泽东找我谈话，其中讲到了袁、王问题。当时他没有明确讲哪个不对，后来我体会到是彭德怀不对。毛泽东又说这个武装对我们是有作用的，闹点独立性也不要紧。”

从表面上看，袁、王被杀是“土客矛盾”的延伸，但有历史学家分析，其背后更可能的是“留苏派”和“本土派”之间的对决，什么“土客籍贯矛盾”不过是一个幌子。

要知道，朱倡偕、龙超清，看起来似乎是土家人，但他们都有文化，都深受“留苏派”的影响，都听从苏联的指示。

而袁文才、王佐，虽顶着客家人的名头，但实际上没留过学，也不知道什么苏联，完全就是“本土派”势力的代表。

“留苏派”和“本土派”的内部矛盾延续时间长，一旦处理不好，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参考资料

《多维视野下的袁文才、王佐被害事件》 井冈山大学学报第39卷第4期

《袁文才、王佐事件始末》 军事历史 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