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华北野战军一度在绥东战役吃了瘪。
不善军事的聂帅面对傅作义这个强硬的对手，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傅作义部取得了节节胜利，一度让傅作义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有力挽狂澜的气势。
喜不自胜的傅作义叫来了自己的幕僚阎又文，对他说：“战场上我们打赢了，宣传上也要跟上。你写一篇文章，灭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显示我们的态度。”
身为地下党的阎又文却要骂自己的政党，自己的领袖，任谁都焦头烂额，感到为难。那么，他执行了傅作义的命令吗？毛泽东又是否看到了文章呢？
投笔从戎的红色特工生于乱世，阎又文的运气不算特别好。
本是山西万荣县的他家境一般，好几次都在辍学的边缘。
为此，阎又文不得不奋发图强，白天打工挣钱，晚上挑灯夜读。
幸运的是，阎又文天赋异禀，很多老师都很看重他，偶尔资助一些衣物、钱粮，帮他度过难关。
1933年，阎又文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
彼时的山西在阎锡山的控制下，阎锡山重视教育，利用财政税收，在大学搞起了奖学金制度。
得益于此，阎又文才读完了整个大学课程，成了优秀毕业生。
好景不长的是，刚毕业，阎又文就遇上了“七七事变”。
面对紧张的国家局势，阎又文热血上涌，和同学们一道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阎又文能吃苦，组织上希望他能从事地下工作。
当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过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培训了大批情报侦察精英。
阎又文是二期学员，在七里铺掌握了大量的特工技能。
起初，阎又文的第一次任务是西北局社会部下达的，要求他打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所部，当一枚潜伏棋子，以备不时之需。
可临行之际，计划有变。
1938年初，亲共人士傅作义派周北峰面见毛泽东，请求中共委派政工人员，在晋绥军建立政治工作机构。
那时，尚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晋绥军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实际却是地方武装，具备高度的自治性。
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阎又文的任务临时改变，接受了好友徐冰的建议，利用和傅作义是同乡的关系，来到了家乡山西，从事抗日工作。
同年九月，阎又文在傅作义所部担任团政治部主任，在特派员潘纪文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党组织。
阎又文才华横溢，是法学院的高材生，能写得一手的好文章。很快，他就得到了傅作义的赏识。
1939年春，傅作义就将阎又文调到身边，担任秘书，并兼任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和动员工作。
善于模仿的傅作义还有样学样，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显然，傅作义是要严厉治军。
此举立即遭到了国民党党内右派的非议、指责，认为傅作义的35军已然赤化，成了“七路半”。
可事实是，傅作义严厉治军的确有用，以至于解放期间，35军成了解放军一个难缠的对手。
下半年，国内统一抗战摇摇欲坠，国民党又开始仇共、反共。有史料显示，蒋介石曾密电傅作义，要他清除军队的左派分子和共产党人士。
傅作义还是明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道理，而是回了一封电报：当初，是我请他们来的。如今闹翻了，也要将人安全送回，不能干过河拆桥的事情。
在此背景下，由于时间紧迫，阎又文来不及返回延安，只得继续潜伏。
和上级失去联系的岁月，阎又文始终执行隐蔽的方针：“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根据阎又文女儿的说法：那段时间，父亲从里到外，完全就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秘书，和傅作义形影不离，帮助他处理所有的政务和军务。有人甚至说，阎又文就是傅作义的一个影子。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形同水火，中共方面急需傅作义的军事情报。
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会部保安处交给地下党王玉一项任务：到绥远找寻一个叫阎又文的特工。
保安处还叮嘱王玉：“阎又文和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七年。七年的时间，可改变的事情太多了。他有变坏的可能性，但还是要接触、试探、辨别。”
随即，王玉伪装成一个皮货商人，头一次寻找无功而返，直到来年才有了门路。王玉来到包头，在一家餐厅看到一个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口音和自己同属一地。于是，王玉便以老乡的名义同他攀谈。
巧合的是，这名国民党军官名叫薛起禄，是傅作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王玉便通过薛起禄联系到了阎又文。
写文章骂主席按照中共地下情报的规矩，王玉作为阎又文的上级，只能和阎又文保持单线联系。
至于具体的任务，王玉对阎又文说：“组织上只要求你了解和掌握傅作义的军事动向和政治态度，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随后，两人又约定，联络地点定在包头的一家布店，只是阎又文的联络线很少有人知道，基本是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李克农。
几个月的时间内，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会面过几次。阎又文将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都一一上报给了王玉。
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上了蒋介石的战车，不久就要进攻绥远解放区，这才让解放军避免更大的损失。
在取得绥远作战的胜利，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阎又文将难题交给了王玉，王玉又如实向李克农作了汇报。
就这样，命令一层层上达，竟然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给出了指示：既然要骂，就要骂得凶一些，不要束手束脚，做戏要做得真一些嘛。
阎又文接到指示，吃下了定心丸，心中有了底气。他一夜未眠，构思了许久，才提笔写下了傅作义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
1946年9月20日，这封公开信刊登在傅作义的机关报《奋斗日报》。
第二天，国民党的党媒《中央日报》转载了全文，还起了个副标题——《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公开信公开奚落了中共在绥远军事上的失利，吹嘘傅作义的军事部署堪比韩信，还鼓吹这是人民的胜利。
信中最后还装模做样，摆出了一幅惺惺作态，称“只要毛先生参加国民政府，如蒙不弃，傅作义甘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且绝对服从于毛先生的管理。”
实话实说，阎又文这篇公开信从文笔上是洋洋洒洒，言语犀利，字里行间充满了讥讽意味。
文章发表后，解放区的毛泽东专门找来，仔细阅读了好几遍，还要求《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不删一字。
朱德总司令看到电台人员抄收的电文，也要求晋绥和晋察冀连级以上干部宣读：请将不如激将，人家骂我们，你们要记住。
基层战士们听了以后，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提枪上战场，和国民党决一死战。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公开信的后半变成了现实，傅作义的确成了毛先生的部下。
几年以后，国共实力倒转，北平和平解放，极不情愿的傅作义卸甲归降。
1949年年初，阎又文跟随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
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对阎又文说：“好啊！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生动，”
建国后，国家仍然没有公开阎又文潜伏的身份，而是继续让他担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
据说五十年代，傅作义仍然不老实，暗地里藏着数万枪支弹药，妄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能够反攻大陆。
阎又文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未必不是密切监视傅作义，将他的一举一动牢牢控制在解放军的手中。可悲的是，阎又文命薄福短。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英年早逝，只活了短短48年。
临终前，阎又文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在弥留之际，阎又文对妻子说道：“以后要是遇见摆不平的事，可以找组织。”死后，阎又文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结语：干地下工作，不仅时刻要面临敌人的试探，还要保全自己，更要忍受来自革命同志的讥讽。
如果要评价阎又文，恐怕只能用“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很长的一段时间，阎又文的真实身份还隐匿于档案中。
唯一可证明的只有罗长青，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和若春风。
没有他的情报，北平不可能如此顺利解放，他对革命是有功的。
参考资料
《“深度潜伏”阎又文》 同舟共济
《抗战时期的西北往事》 档案 201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