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君子被定义为“言行有度、进退有节”的典范。其中，“君子五耻”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古人修身立德的深刻智慧。这五种“耻”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人格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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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其位无其言：尸位素餐，君子之耻

《礼记·杂记下》有言：“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身处职位却无所建言，如同占位不谋事，是君子引以为耻的行为。古人认为，责任与权力相伴而生，若不能以言献策，便是对职责的亵渎

职位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责任的托付。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虽未居高位，却始终以“言”匡正天下。他曾批评鲁国大夫臧文仲“居位而不谏”，认为其“窃位”之耻更甚于贪腐。

反观东汉名臣杨震，官至太尉时直言进谏，甚至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拒收贿赂，以言行合一诠释了“在其位谋其政”的真谛。

我们在职场中若遇事缄默，看似明哲保身，实则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唯有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方能不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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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言无其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承诺如风却无行动，是君子最鄙夷的虚伪。儒家强调“言忠信，行笃敬”，言行不一者终将失信于人。

战国时期赵括纸上谈兵，夸夸其谈却无实战之能，最终导致长平之战四十万赵军覆灭，成为千古笑柄。反观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论，平定宁王之乱时亲临战场，以行动践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哲学，成为“言行一致”的典范。

今日社交媒体上“立Flag”成风，但若只说不做，终将沦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如孔子所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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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禄不让：贪得无厌，德不配位

《礼记》中提到“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意指分配公平时若多占利益，便是耻辱。儒家主张“临财毋苟得”，强调利益面前需守节操。北宋权臣蔡京富可敌国，却因贪污奢靡被百姓唾骂，最终饿死流放途中，印证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而范仲淹设立义庄，将俸禄捐出接济族人，以“先天下之忧”的格局，成就“不以物喜”的君子风骨。现代社会中，“精致的利己主义”往往以“资源竞争”为借口，但如《礼记》所言：“独富独贵，君子耻之。”真正的成功，在于共享而非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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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没而名不称：碌碌无名，愧对平生

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虽未直接出自《礼记》，但其精神与“五耻”一脉相承——若一生庸碌无名，愧对自我价值，便是耻辱。

南宋文天祥兵败被俘，面对元朝威逼利诱，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气节之名永载史册。反观晚清重臣李鸿章，虽位极人臣，却因签订不平等条约背负“卖国”骂名，死后争议不休，恰成“名不称”的注解。

现在很多人常陷“流量至上”的焦虑，但如《礼记》所言：“修身践言，谓之善行。”名望当以德行为基，而非虚浮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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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交不信：背信弃义，失道寡助

《礼记》强调“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承诺不兑现必招祸患。诚信是儒家“五常”之一，更是人际交往的基石。

战国时期，商鞅“徙木立信”奠定变法基础，而吕布虽勇冠三军，却因反复背叛落得“三姓家奴”之讥。唐代名臣裴度更以“还带救人”的诚信之举，成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美谈。

现代社会契约精神尤重，职场“画饼”、友情“塑料化”皆因失信而生。如孟子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礼记》的“君子五耻”，不仅是古人修身的准则，更是现代人反思自我的镜鉴。在“耻感文化”逐渐淡薄的今天，重读经典，方能明白：真正的“成功学”，不在投机取巧，而在以“耻”为界，守住内心的尺度。正如孔子所言：“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愿你我皆能以“耻”为舟，渡向更高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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