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上网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这样一个网络梗：“做人不要太周立波，做爹不能太英达”。

这句网络梗出现于2017年。这年的1月19日，脱口秀演员周立波在美国深夜开车时，被美国警察查出车上藏有一级毒品古柯碱与枪支，周立波也被美国警方逮捕，并对他提起了二级非法持有武器罪等四项指控。

几乎在同一时刻，56岁的中国导演英达，在美国因涉嫌洗钱被捕。警方指控英达和妻子在四家银行开了六个银行账户，并前后分50次，把46.4万美元存入这些账户。

可能有人会问：英达把钱存到自己的账户，这犯了什么法？答案很简单：美国是一个严厉打击洗钱犯罪的国家。由于现金交易的高度流动性和不易追查，美国制定了一个存大额现金必须填表备案的法律：只要一次性存10,000以上的现金，银行就必须让你填一个货币交易报告以向美国税务局报告；如果有大于10,000的现金要存，那么只要有分多次存、分不同银行存而又每次都低于10,000的行为，就会被认为涉嫌洗钱。

周立波和英达在美国出事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国内吃瓜群众想起了英达与宋丹丹的那段狗血婚姻，以及离婚之后对大儿子巴图的态度，于是网上出现了“做人不要太周立波，做爹也不能太英达”这个梗。

英达所在的英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少见的豪门。他的曾祖父是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英敛之，爷爷是余光中、马英九的老师英千里，父亲英若诚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英达三兄弟也是国内娱乐圈有名的人物，其子英巴图和英如镝，一个是国内知名演员，另一个则是北美冰球联赛波士顿熊队的主力……

一、

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1866年生于北京一个旗人家族。他这个家族与清皇室出自同一祖先，虽然到英敛之出生时已经没落，但英敛之的出现，又让这个家族重新站在了聚光灯之下。

英敛之自幼博览群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曾以举人的身份，参加过著名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开始后，他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支持维新派进行变法。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为逃避追捕，从北京逃到了天津。不久后，在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柴天宠的建议下，英敛之准备在天津开设一家报馆，取名《大公报》，以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外来侵略。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创刊之日，英敛之撰写了一篇《大公报序》，介绍了兴办《大公报》的初衷:“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与当时其他报纸不同，《大公报》以敢于议论时政而著称。创刊不久，英敛之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并指出“太后”归政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痛斥慈禧的亲信刚毅是“祸国殃民的国贼，诌媚之小人”。

1907年7月，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英敛之又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以致“风声鹤唳，举国骚然”。同时，英敛之还谴责清政府对徐锡麟啖肉剜心，是“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则“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邃处斩刑”，清政府的统治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趁机窃取了大权。深知袁世凯底细的英敛之心灰意懒，拒绝了袁世凯的拉拢，将《大公报》转让给王郅隆，自己则在北京创办了创办北京辅仁大学、静宜女子学校和香山慈幼院，专心于教育和慈善方面的工作。

1926年，英敛之在北京病逝。

二、

英千里是英家的第二代。他1900年生于北京，1913年赴欧洲留学，1924年回国后，来到父亲英敛之创办的辅仁大学担任教授兼秘书长，一边教学一边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逻辑学》、《认识论》等哲学著作。

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后，英千里与沈兼等人秘密组织“炎社”，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英千里也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日本人对他用了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英千里不屈不挠，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走出日本人的监狱。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但他的个性与当时腐败的官场格格不入，不久后便辞去了这一职务。他还告诫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

1948年12月，北京被解放军包围，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被强行送上飞机飞往台湾。

被强行送到台湾后，英千里不问政治，只是专心教书。1962年，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英千里出任副校长，马英九、余光中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英千里走后，将妻子蔡葆真和7个孩子留在了大陆。在那个特定年代，有个潜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老爸，对于英家兄弟来说，实在是个摘不掉的黑帽子。

文革中，英千里的妻子和几个儿子都因他受到牵连。妻子蔡葆真被安上了“法国间谍”的罪名，四子英若聪被打成右派，三子英若诚、六子英若识也曾被关进监狱。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病逝世，享年69岁。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作为英千里的学生，当时还很年轻的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参加了这场追思会。

三、

英家第三代的代表，是英达的父亲、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

1946年，英若诚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由于英语水平出色，清华大学在排莎士比亚的全本《威尼斯商人》时，邀请英若诚担任主角，他也由此第一次接触到了戏剧表演这一领域。

在清华大学戏剧社，英若诚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吴世良。当时的吴世良也是剧社的骨干，两人在出演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时，分别担任男、女主角，由此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吴世良的外语水平极高，在剧社除了担任演员外，还担任了剧社的英语翻译，将许多国外优秀戏剧翻译成中文，供剧社演出。她和英若诚就是在排练由她翻译的苏联独幕剧《第四十一》时，确定恋爱关系的。

195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在北京市文艺处处长王松生的极力劝说下，本已分配到外事部门的英若诚和吴世良，同时加入了人艺，并很快成为人艺的骨干。

来到北京人艺后，英若诚先后参演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骆驼祥子》和《茶馆》等多部大戏。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爱森斯坦的《电影感》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这两部译著至今仍被奉为表演艺术史上的经典译作。

英若诚的妻子吴世良，则因为出色的英语水平，在曹禺的推荐下，成了周恩来总理的英语教师，还为周总理做过几个月的英文翻译。

1952年，时任北京市长彭真找到英若诚，让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为组织搜集情报，了解西方动向。而这件事也成了后来他被当成“美苏双重特务”的导火索，甚至还坐过三年牢。直到彭真复出后，才摘掉了头上的“帽子”。

1980年9月，英千里作为《茶馆》的主演之一，第一次走出国门赴欧洲巡回演出。很快，话剧《茶馆》便轰动了整个欧洲大陆。

在赴欧洲演出期间，英若诚的表演功底，引起了意大利著名导演拉贝拉的注意。1981年，拉贝拉拍摄第一部中、意合作的电影《忽必烈》时，点名要求英若诚出演忽必烈。而英若诚也不负众望，在老年忽必烈与马可·波罗告别的那一场12分钟一气呵成的重头戏里，奉献了自己在该剧中最为精彩的表演，感染征服了世界各国的数亿观众，并获得意大利电影界评出的年度最佳男演员奖“银猫奖”。

英家的第三代除了英若诚之外，还有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的著名建筑学家英若聪，以及著名画家英若识。

四、

英达是英家的第四代。提起他，就不得不说那部中国人几乎都看过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是由英达、王朔和梁左参与策划并主创的情景喜剧，这也是全世界首次用汉语普通话演出的情景喜剧。被誉为“中国电视喜剧的里程碑”，导演英达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情景喜剧教父”。

英达说，这其实和他所学的专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因为当时出国比较早，接触和看到的也比较早，认定这是比较好的形式，相信如果移植回去，应该会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喜爱。

虽然《我爱我家》是英达的代表作，但他认为，“这不是我的创举，只是进行引进和介绍，使之适合本地并成功本土化。”

令英达感到自豪的是，“目前中国情景喜剧这个领域比较活跃的人物都是出自我的门下。所以说，与其说我拍过一个《我爱我家》这部戏值得骄傲，我更骄傲是带出这样一批人，带红了这样一个行业。”

对于自己和宋丹丹的婚姻，英达也有很多的感悟：“婚姻比事业更难，这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事业可以做好，但未必在婚姻上也很有才能。婚姻中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善的，但更多的是运气。有些人的婚姻真是好，我也只能感叹人家的运气好。”

令英达最骄傲的，莫过于儿子英如镝。英如镝3岁开始接触冰球，2007年，英如镝被NHL(北美冰球大联盟)联赛的波士顿熊队相中，成了第一位征战NHL的中国球员。英达的梦想，就是儿子英如镝能通过努力，成为像姚明那样的超级球星，为中国争光。

参考资料：

中新网：《英达接受华媒采访谈英氏家族 称婚姻比事业更难》

人民网：《英达家族揭秘：五代传奇 慈禧亲赐姓氏有皇族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