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就其作品来说，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人能比毛主席的文风更雄浑大气了，因为这是独属于一代伟人的气魄，别人模仿不来。

而在文风之外，毛主席的诗词所表达的内涵也是很深刻的，你就比方说毛主席在人生的末尾发表的两首诗词，其中的曲折就非常耐人寻味。

那是1976年元旦的时候，人民日报联合红旗杂志以及解放军报一起发表了一篇元旦社论，并用一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作为标题，而这个标题就来自毛主席的新作。

毛主席的新作并非发表在人民日报或其他报纸，而是发表在复刊后的《诗刊》杂志第一期，总题为《词二首》，人民日报等媒体正是就此事写了篇社论。

在社论的开篇，也直接写到了毛主席的两篇新作，其中这样说：“一九七六年来到了，今天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写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这里其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两首诗并非是1976年才写的，而是在1965年就已经写好，只是到1976年才发出来。

说起来，这两首词的创作还有一个渊源。当年的夏天，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因故来到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会见毛主席。

交谈之中，邓颖超就主动提出想要毛主席的新作，但毛主席已经很久没有写了，也就没有新作。

邓颖超不肯作罢，拜托毛主席一定要写点新东西出来，她可等着读呢，毛主席大笑之下也就答应了。

这种“粉丝”找“偶像”要作品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了，此前郭沫若给《诗创》当总编的时候，也找毛主席要一些旧体诗，借此为刊物造势。

那次，毛主席一开始没有同意，他担心自己写的旧体诗会给青年人做不好的示范，谦称自己写的不好。还是在郭沫若的一再坚持下，毛主席才拿出了自己的作品。

现如今又有诗友找上门来，这回毛主席同样没得推脱。于是会面之后，毛主席思忖了很久，终于在熬了两个通宵后写了两篇新作出来，也就是被发表的那两篇《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

毛主席在给邓颖超寄信的时候还写了这么一句话：“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邓颖超本身也是高材生出身，有着很好的文化修养，所以爱读诗，她和周总理之间还往往以诗书传情。

同时，邓颖超又是毛主席诗词的爱好者，这才会“压迫”毛主席写诗，这种领导人间和睦如亲友的氛围让人颇感温暖。

幸而毛主席遭到了邓颖超的“压迫”，要不然我们也无缘得见毛主席的这两篇杰作。

这两首词写的都很有意思，并且很有深意。先看第一首《重上井冈山》，诗云：“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至于那首《鸟儿问答》，则更为有趣，诗曰：“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不得不说一句，真不愧是我们的毛主席，他从来不会矫揉造作的堆砌辞藻，写出来的东西永远朴实接地气，这样的作品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或许有人会说：“通俗过了头，也算不得好文章”，但问题在于这是毛主席啊，他的诗词能当做一个单纯的文学作品来看吗？显然是不能的。

在毛主席的两首诗词发表后，立即引起人们的热议，坊间大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新作，只有邓颖超明白这是毛主席过去创作的旧词。

于是在后面刊载乃至写社论的过程中，媒体才将创作时间改成了1965年，但没有注明具体日期，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时间是可以推断的。就拿第一篇《重上井冈山》来说，毛主席当年是在五月下旬去的井冈山，而毛主席给邓颖超的回信落款日期是在当年的九月底，所以创作时间也应该就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另据邓颖超所说，她拜托毛主席写诗的时间点是在当年夏天，当时她正陪同毛主席会见女外宾。

根据当年的工作台历和人民日报消息，毛主席在6月29日接见了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邓颖超和曹孟君曾列席陪同，所以毛主席写诗的时间点就应该在6月29日以后了。最后，胡乔木在7月16日曾写过一篇日记，里面说：“早上去康老家，与康、郭二老谈主席词二首”，这就将创作时间的下限定在了7月16日之前。

当然，时间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毛主席的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力量。

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开始，国内迅速流行起一阵“井冈山热”，别说那些真正从井冈山走出来的革命家，即便是没去过的干部同志也纷纷慕名前来，众人站在山岗之上，回首自己的往昔岁月，无不感慨乃至堕泪。

等到毛主席的《重上井冈山》面世，这首词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传唱，不少同志都把那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

相比于《重上井冈山》的经久传唱，《鸟儿问答》却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议论，因为毛主席在这首词中用词太轻快了，尤其是那句“不须放屁”，最是惹人争议。

不过，切不要以为毛主席真的就只是随心创作，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那样，毛主席在创作完成后并非只是寄给了邓颖超赏析，在此之前他已经让胡乔木、郭沫若等大家品鉴过了。

根据胡乔木的日记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并非是毛主席最初落笔时的模样，而是众人商讨后的最终版。

就初稿而言，其和定稿还有很大分别的。比如有一句“牛皮忽炸，从此不知下落”就被删改了，其他地方的改动也很多。

最后呈现给我们的，已经是字斟句酌后的结果了，所以毛主席肯那样写必然有深意。只是这种深意旁人未必就能体会地出来。

中央乐团在为《鸟儿问答》编曲的时候就犯了愁，不知道该怎么唱这句“不须放屁”。最后大家斟酌了一番，总结出了三个办法。

首先就是直接回避，不唱这首《鸟儿问答》，只唱《重上井冈山》。其次就是改歌唱为朗诵，用技巧来弥补，尽量让词不显得突兀。

最后如果坚持要唱，那就在编曲的时候把放屁这两个字的声音压低，使其不影响总体的听觉感受。

通过这三种办法，不仅满足了人们的视听需求，也完成了任务，称得上是两全其美。

但我们还是要说，用词轻松通俗是毛主席的风格，可能将这样的作品改编成曲目不是很合适，但仅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却让人越品越有味。

鲁迅先生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画家画什么都能画好，就是画鼻涕和大便画不好，”这和文学作品讳言屎尿屁这样的字眼是一样的，但毛主席却从来都是不拘一格。

除了这首《鸟儿问答》以外，他的名篇《沁园春·长沙》中的那句“粪土当年万户侯”亦是如此，用词都很自然大胆，但谁又能说这样的句子不脍炙人口呢？

在毛主席的作品发表后，还有两个重要的读者，也只有他们最能读懂毛主席的心思，这两个人就是周总理和邓公。

周总理当时还在病榻之上，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为他朗读报纸，而在听到毛主席的新作后，久病之中的周总理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另一边，邓公也坐在办公桌前读完了报纸，但他的眉头却是紧紧锁着的，半晌也没有说话。

同样的作品，为什么两位大人物在看完之后，态度相差会这么大呢？两位先辈的反应恰恰说明他们读懂了，只是他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要想真正理解毛主席的心思，不能不了解这两首词的创作背景。毛主席是在重回井冈山之后写下的第一篇作品，彼时的他站在高山之上，满眼看到的都是潺潺流水和莺歌燕舞，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山水风景上。

毛主席想到了三十多年前他在这里奋斗的日子，也想到了所面临的问题，他的心里于是充满了忧虑之情。

正是因为对国家发展的担忧，毛主席才写下了这样一首词。不过，我们从诗词中却读不出忧愁怨怼，字里行间反而充满旺盛的活力。

这就说明他老人家对未来仍旧充满了希冀，一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说尽了他的雄心壮志，伟人的气魄可见一斑。

如果说《重上井冈山》是在描述国内的话，那《鸟儿问答》就完全是在说国际上的事情了，并且指的就是苏联。

原诗中写道：“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这里说的就是1963年苏联与美国和英国订立《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他们意图针对我国的核试验。

作为我们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已经在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完全走到了中国的对立面，甚至和美英狼狈为奸，这不能不让毛主席感到心寒。

但仅仅过了一年多，我们中国的核武器就试验成功了，毛主席于是欣然提笔写下这首词，并说了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嘲讽的就是他赫鲁晓夫。

这首诗词通篇其实充满了嘲讽，开头的鲲鹏与蓬间雀就是化用了庄子的《逍遥游》，把赫鲁晓夫比喻成“蓬间雀”，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就是在说赫鲁晓夫这个靠内斗上台的人，如今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

至于那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还是在说赫鲁晓夫。因为赫鲁晓夫在1964年4月访问匈牙利时谈起了他的“福利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毛主席就是在嘲讽他自以为和美英签了条约就能吃到“土豆烧牛肉”，就能实现他梦想中的共产主义生活。难道共产主义就是可以吃到土豆烧牛肉吗？这样浅薄的行为和言论无疑是可笑的。

说到这，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周总理会会心一笑，他本人当时正承受着膀胱癌和肠癌的折磨，能平静地躺着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笑一笑更为难得。

在秘书读完之后，周总理还吩咐他将诗词放在自己的枕边，似乎这样能为他汲取一些精神力量。而在元旦过后的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

至于邓公，他是在12月30日的下午看到了那篇社论，还是汪东兴打电话让他过目的。邓公之所以沉默不语，不仅是因为自身的处境，也是因为他在思考毛主席所担忧的国家未来。

怎样去解决发展问题？怎样去实现“日月换新天”？这些问题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有时间去思考了，但邓公必须肩负起这个责任，他又怎能不忧虑。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毛主席曾反复去读晋人庾信的《枯树赋》，那篇文章讲述了一棵因风雨摧残而变得瘦弱不堪的枯树，但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并发芽开花。

显然这也是有深意，尽管晚年的毛主席已经变得衰弱老病，但他的斗志从未有一丝削减，他仍然希冀着革命事业像那棵枯树一样，能顽强地生存下去，再次绽放出绿叶鲜花。

就事实而言，邓公无负毛主席的期望，今日之中国不正已经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