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天，陕北的山风有些凉。

就在这样的季节里，一场关于“欢迎”的争论，被时间推到了历史的台面上。

几十年后，程子华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有必要再解释一遍。

他说：“不是我们不欢迎中央红军和毛主席，而是当时的作战方针有问题。

如果这个方针错了，那是我的责任。”这是他晚年写在回忆录里的话，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沉甸甸的无奈。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迎接”问题，会变成后来党史上的争议？事情的真相是复杂的，甚至有些让人唏嘘。

1935年7月，陕北革命根据地正经历着最艰难的时刻。

蒋介石调集了四个军、十一个师，摆开了南北夹击的阵势，打算把红军“剿杀”在这片黄土高原上。

为了应对敌军的步步紧逼，徐海东、刘志丹等人带领的红十五军团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反“围剿”斗争。

战场的硝烟还未散尽，一封意外截获的电报，却让整个局势变得微妙起来。

这封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北上至甘肃武山一带。

消息传到红十五军团后，大家都兴奋了起来。

徐海东甚至提议，或许应该立刻派部队到关中苏区去迎接中央红军。

这个提议却在高层讨论中被搁置了。

程子华当时是红十五军团的政委，也是陕甘晋省委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看到电报后，他冷静分析了一番：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一个多月前的情报，中央红军是否真的会按照电报中的时间和路线前进，谁也说不准。

如果红十五军团就此赶往关中，来回就要耗费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旦扑空，不仅迎接不到中央红军，还可能让根据地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

程子华的建议是，与其“劳师远迎”，还不如继续留在陕北，打击敌军的后方，吸引更多敌人北上增援。

这样一来，既能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又能守住根据地。

这个看似理性的建议，最终成了后来争议的源头。

程子华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当年的陕甘苏区，情况复杂得让人头疼。

敌军的围剿步步紧逼，陕北的红军能否守住阵地，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而红十五军团的战斗力虽然强悍，但也有限，根本无法左右整个战局。

程子华提出的“就地作战”方案，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支持。

朱理治、戴季英等人经过讨论后，同意了程子华的判断，并将意见传达到前线。

最终，这个决定被执行了。

事情的后续发展却让人感到意外。

红十五军团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他们成功伏击敌军，打下榆林桥，甚至俘虏了一位东北军的高级将领。

这位将领后来回到东北，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但与此中央红军却已经悄然抵达陕北的吴起镇。

等到陕北的同志们收到消息时，中央红军已经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这场“迟到的欢迎”，让历史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问号。

1937年整风期间，有人回过头来批评陕北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对中央红军的到来态度冷淡，没有“第一时间”去迎接。

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程子华、聂洪钧等人。

尽管当时党内并未正式追责，但这件事还是成了程子华心里的一根刺。

如果说程子华当年的决定有错，那错在哪里？从结果上看，陕北根据地保住了，红十五军团在战斗中屡屡得手，中央红军最终也顺利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

这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却让程子华的决定显得有些尴尬。

首先是“迎接”的象征意义。

当时的中央红军，是党和军队的核心力量，陕北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与中央红军的到来密切相关。

对中央红军的态度，不仅是战术问题，更是政治立场的体现。

程子华等人虽然没有拒绝迎接中央红军，但他们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外界留下了“消极”的印象。

陕北内部的复杂局势，也让这场争议变得更加难解。

当时陕北的领导班子，在肃反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歧。

刘志丹等人为此被捕，陕甘晋省委的工作一度陷入混乱。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干预，并释放了刘志丹、高岗等人。

程子华虽然在肃反问题上没有直接责任，但作为陕甘晋省委的领导人之一，他显然无法完全置身事外。

是历史的后见之明。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程子华当年的决策未必有错，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

对于程子华这场“迎接风波”既是一次无奈的抉择，也是一次难以摆脱的历史包袱。

写到这里，程子华的无奈似乎可以理解了。

他的决定，更多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对中央红军的冷漠。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

每一次决策背后，都有太多的权衡与妥协。

有人说，程子华晚年反复提起这件事，是在为自己“辩白”。

或许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后人能从中看到历史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