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截图

两则关于“单身的报道”连起来看挺有意思。一则是“我国单身人口2.39亿”，大意是：截至2021年，全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约为2.39亿人。其中还提到一个变化，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比2010年的24.89岁增加了3.78岁。另一则是“专家称中国三千万男性娶不到老婆”，其中针对“全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约为2.39亿人”进行了批判，认为用15岁作为单身口径是错误的，意思是真实的单身人口数量绝对要低于2.39亿。

怎么说呢？这个修正式的批判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基于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这个数据来讲，显然卡单身也要卡28.67岁以后的人群。如此计算，那么15岁到28.67岁的人群就不该被认定为单身人群。因为从动态数据上讲，这部分人但凡到了28.67岁以后，就会走进婚姻。

当然这里只是基于数据进行平均化分析。然而从婚配的角度讲，婚恋从来都不是能拿统计学搞清楚的问题。人们也只能基于数据得出晚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到底什么是导致晚婚的原因，这个其实是个综合命题，仅凭一个因素是解释不通的，只会陷入更深的盲从。

坦白讲，一个人就算不是专家，也能从周遭的婚恋现实中感知出现阶段的婚配情况。也就是在大都市里，初婚年龄可能比28.67岁还要往上。按照专家的意思：“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埋下男女婚姻年龄段人口数量不匹配的性别失衡社会问题已经开始呈现，以此为背景所形成的婚姻挤压、结婚人数减少、失婚和离婚率上升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开始显露。”

这种论断乍看起来好像无懈可击。但是稍微掰扯一下逻辑，就会发现“性别失衡”和结婚人数减少、失婚和离婚率上升不存在绝对推导关系。也就是说“性别失衡”推导不出“婚恋失衡”。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重男轻女”思想盛行的年代，“性别失衡”都没有导致“婚恋失衡”，别说当前很多家庭早已摒弃了“重男轻女”思想。

甚至再往“三妻四妾”的古代回溯，如果按照古代“重男轻女”观念这个大前提计算，首先男性本来就多于女性，再加上男性还“三妻四妾”，如此推导，显然婚恋更加失衡，有更多男性娶不到老婆，可这又怎样了呢？

另外，从个体对人生和生活的选择来看，如果以专家的论断“中国三千万男性娶不到老婆”，言外之意，娶老婆是男性的必选项。可事实上，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以至于婚恋也不再是必选项。

之所以如此强调，是想说一个人想结婚就结婚，不想结婚就不结婚，没必要先入为主把婚恋问题设定为必选项。这样不仅不符合现代社会多元化的逻辑，也不符合现实生活运转的逻辑。如此来看，专家显然是又在想当然，因为婚恋失衡压根儿就是个伪命题。

我们不妨简单计算一下，14亿人中有3000万人单身是个什么概念。换算成整数比后，其实就是140个人中有3个人单身。什么概念呢？就是约等于大多数人还是都结婚了，而余下的可以忽略为个性化的选择。也就是婚恋不是必选项，但是依然很主流，专家没必要拿“大数据”搞危言耸听的论断。

当然从影响个性化选择的因素来看，性别失衡可以算一个直接原因，但却不能归结为主要原因或是决定性原因。因为婚恋匹配不是简单的连线问题，其中牵涉的因素太多了。包括婚恋文化、城市观念、经济起伏、就业环境、群体意识等等。

过去普遍的单身问题可归于“脱单难”，而伴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愿脱单”。因为当“更自由”遇上“更复杂”时，更自由就会走向回避型选择。换句话说，“更自由”打开了“个人主义转向”的魔盒，起码以主流社会的标准来看，有点格格不入。

而从这个层面再去审视“专家称中国三千万男性娶不到老婆”这种论断，或许更是觉得立不住。说到底，如果希望年轻人走进婚姻，最关键不在于男女比例正好，而在于他（她）们有没有走进婚姻、坚持婚姻的意愿。

父辈人总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离婚的人反而变多了。依照他（她）们的意思，只要物质条件好，婚姻就该坚如磐石不动摇。可事实上，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物质条件提升的过程，同时别的需求也水涨船高，甚至出现突变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婚恋问题上，它实在太复杂了，任何想要简单归因的人，都可能陷入论断陷阱，不是前后矛盾，就是显得迂腐，总之就是很难找到关键症结。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狠抓数据，而是要基于人性的本质，去看见每个人的不容易，而不是轻言论断“中国三千万男性娶不到老婆”，证明“娶不到老婆”是严重的，可耻的，失败的。可事实上，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过好自己的生活，因为这是个选择问题，而不是对错问题或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