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下旨，抄检了七十八岁的三朝老臣张廷玉在京住宅。
纵观此事，就乾隆来说——
第一，这真的叫“一朝天子一朝臣”。
第二，乾隆最忌大臣结为朋党，据说此举，是为彻底粉碎张廷玉之“势力”。
第三，此件事，乾隆玩弄三朝老臣于鼓掌之中，绝不无炫耀自己高超“驭臣之术”之意。
从张廷玉来说——
首先，不能不说他百密一疏，“事君”有轻侮怠慢之处。
其次，终究验证了“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再高之官爵，在皇帝眼里仍然是奴才。
要说的是，史上，乾隆应该没有派人查抄张廷玉已归居家乡的“老家”，而是只抄检了他在京的住宅——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而非真的抄家、籍没家产。
此事的由头，是四川学政朱荃，被御史储麟趾参劾“匿丧赴任，贿卖生童”，遭罢官回籍，于乾隆十五年三月行至巴东，从所乘之船上投水自尽。
乾隆是何等心机缜密、性情刁钻的皇帝。
他认为，这是潜纵灭迹、畏罪自杀，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弊情，于是下令对朱荃戚属严加拷问，并责令四川总督策楞、湖广总督永兴和巡抚唐绥参与过问此案。
在其严厉督责之下，当年七月，湖广总督永兴具折上奏，说御史所劾朱荃之罪件件属实。
如，他“贿卖生童”得赃银约四五千两云云。并查出，朱荃原为吕留良、严鸿逵等文字狱中获罪之人。
这令乾隆愤怒至极，拍案称此为“实近年来学政所未有”之恶行。
其实，这一案件，亦证明他这个历来自栩明察秋毫、知人善任的“明君”不过尔尔，不仅对臣属有失察之误，且被一些举荐、包庇过朱荃的大臣所蒙蔽。
所谓“举荐、包庇过朱荃的大臣”，即包括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等重臣。
最要害之处，在于朱荃是张廷玉的儿女亲家。
乾隆不可能不把心中一股无名邪火，借机发泄到张廷玉身上。
接到永兴奏折，乾隆便震怒，痛责张廷玉“公然与（朱荃）为姻亲，是诚何心，而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忘记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今既经准其回籍，著交两江总督黄廷桂于司道大员内派员前往传旨询问。”
在此案之前，张廷玉刚刚得到乾隆“恩准”，告老怀乡，回安徽桐城老家了。
于是，乾隆降旨，罚张廷玉一万五千两，追缴之前赐予的御笔、书籍及一切官物并抄检了其在京的住宅。
然而，若追根溯源，就复杂得多——即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继位不久，就看不太上张廷玉，处处对他刁难了。
雍正朝，有两个最受“恩宠”的重臣，一是鄂尔泰一是张廷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胤禛弥留之际，仍未忘记安排这两个老臣。
临终遗诏中，命将他俩配享太庙。这令此二人感激涕零。
大概张廷玉尤甚，因为从满清立国至此时，配享太庙的十二名异姓大臣中，只有他一个汉人。
乾隆对这两个前朝重臣，一开始就看不大上。而且，他满汉殊异之见甚深，导致更看不上张廷玉。
乾隆几次说到：“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
这是说，张廷玉不过写写谕旨，善于舞文弄墨，皇帝我还姑且容忍他，不过因为他做事年头长了，像个古董玩物，也就摆设在那里做个陈设而已。
所以，乾隆朝伊始，就已经决定了张廷玉后来的波折坎坷窘迫命运结局。
乾隆即位之初，一是表示承继皇考遗志，二也为了稳定朝政，同时封鄂尔泰、张廷玉伯爵，加号“勤宣”。
但很快，就开始限制鄂张二人的权限和势力。
这个时候，乾隆还比较克制，一方面“温水煮青蛙”，另一方面刻意对二人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策略。
张廷玉起始大概对此并无任何察觉。
乾隆七年（1742年），他奏请皇上，乞将伯爵爵位由其长子张若霭承袭，遂即被乾隆拒绝，回复说，爵位之封张廷玉本人，及身而止。
乾隆的手段高超在于，他以张年届七十为由，准其在紫禁城内骑马，且不必上早朝。
这种看似对老臣“皇恩浩荡”的“关怀”，实际上将张廷玉逐出了“核心圈子”，形成了由讷亲独自面承圣旨局面。
此时，张廷玉似乎仍未有任何不详之感。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他是极大打击，渐生告老还乡之意。
这时的张廷玉，已经步履蹒跚，行走需人扶持。乾隆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但这并为改变他的归意。
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终于下定决心，以“年近八十，请得荣归故里”上疏乞休。
这下子彻底惹恼了乾隆。
他对张廷玉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
乾隆意思是说，你也太不识抬举。
再能干之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照常理来说，年近八十告老还乡，并非不敬之举。但在乾隆看来，不论享有多高荣耀的老臣，毕竟仍是奴才，只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能以年老体衰为由，行不肯尽忠之实。
“不明智”或者说真的“老糊涂”了的张廷玉，仍“情词恳款，至于泪下”地极力陈奏，绝不肯罢休，这就让乾隆非常之不悦和心生反感了。
这一年，乾隆本就极不爽快——先是皇后富察氏病逝，他痛失爱妻；接着又是大臣辱命，兵败金川。
乾隆大开杀戒，对张廷玉也毫没客气。
当年七月，生员樊显科考场自刎。大学士兼浙江学政陈其凝疑有以权谋私之嫌。乾隆命都察院会同浙江巡抚侦讯查明同时，因陈其凝是张廷玉举荐之员，便当这一干大员之面，斥责张廷玉与陈其凝“师生契密，人所共知”，拉开了整治张廷玉的序幕。
九月，乾隆以《御制诗集》“讹误甚多”为由，命将总裁官张廷玉与梁诗正、汪由敦等人交部议处。
冬至日，他又以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中用了“泉台”二字，说此二字只能用于常人，岂可用于皇后，责斥掌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敏、德通、文保等人“草率塞责”，着罚俸一年。
十一月，乾隆又挑剔张廷玉、陈大受、汪由敦等人拟写的谕旨中，故意抑满扬汉，张廷玉、来保、陈世倌、史贻直、陈大受等五名汉官，被交部议处。
他多次降旨训斥汉官，每次都少不了张廷玉。
在这种情势下，张廷玉竟然继续请辞，只想一走了之。
于是，乾隆于十四年（1949年）正月，再颁上谕说：张廷玉“生长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你“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还附诗一首，一方面告诫张廷玉为臣的天职，另一方面提醒他“应知劝”。
无奈，张廷玉就是“不知劝”。
十四年十一月，大概乾隆是看张廷玉确实过于老态龙钟，便派人到其府邸，告诉他由其自行决定去留。
这或许是体现龙恩，但更多的可能还是试探加贬低。
张廷玉见乾隆松口，心中稍安。但听说史贻直进言皇帝，说他无功无德，不应配享太庙，就又进宫，请求皇上别改变雍正遗命，“免冠呜咽，请一辞以为券”。
这一“乞荣”之举，似乎是对乾隆的极不信任，让他异常愤怒，于是大光其火。
其中颇多细节，限于篇幅不详赘述，总之是乾隆逼着张廷玉说出了自己不配进太庙的“口供”，随后以大学士九卿的名义，修改了雍正遗诏，罢免了张廷玉身后配享太庙的资格。
总之，前前后后，有乾隆的猜疑和嫌弃，也有张廷玉自身的失误，如皇帝降恩，他自己不去面谢龙主而只让儿子去、皇长子定安王永璜离世刚过初祭他便急着离京。
等等原因叠加，就有了抄检张廷玉在京住宅一幕。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张廷玉病故。
乾隆此时又做足了眷顾老臣姿态，宽恕其过失，令仍配享太庙，颁旨说：张廷玉“要请之愆虽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且张廷玉在皇考时，谨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酬奖勤劳之盛典。”并赐祭葬如例，谥“文和”。
这真是即羞辱折磨了老臣，最后又当了好人。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其届七十，不免想起了一干旧臣，遂作《怀旧诗》，五阁臣中亦有张廷玉。
其诗对张廷玉有褒有贬。他在诗注中说：“廷玉卒于家，余仍遵皇考遗诏行，而彼时不得不示以惩戒，固亦瑕谕不能相掩也”。
“廷玉虽有过，余仍不加重谴，仍准以大学士衔休致，及其既卒，仍配享太庙。余于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当如何衔感乎？”
这与其说是为展示他的大度宽容隆恩，倒不如说更是炫耀他自己对臣下的驾驭术之高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