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胡慧姗纪念馆和再生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转变，后来才能以那种方式去做西村大院，要深入本质，用本质赋形，这比设计要更深入，带有一点‘原设计’的状态。”
— 刘家琨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
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作品
在设计院的时候完成的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包括《叙述话语和低技策略》的发表，就应该算是出道了。虽然我干的是私活，又没有自己的公司，要有设计院盖的章，才能拿到建设许可。设计院也盖了那个章，但是，他们并不把那些项目放到设计院的系统里去，哪怕我后来有点名气了，他们也没那种心思。
所以，在设计院的工作过程中，干私活做的那几个艺术家工作室，算我出道的作品，还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完全在自己名下的，也完全由自己做的作品，应该是2001年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摄影 家琨建筑
这类项目在当年其实是很难得的，当时没有什么民营博物馆，要做也会有一些政策的限制。当时的中国文化保护政策比较矛盾，一会儿说：谁保护，谁受益。但是如果没有博物馆，被查到的话，也可以说你是倒卖。
所以，建一个博物馆，会使收集文物这个事情合法化。那个项目在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它的目的是为了使文物收藏合法化，并不是要做一个让大家来参观的博物馆。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摄影 家琨建筑
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是我的一位诗人朋友钟鸣，他一想到建筑师，就想到我。当时突然出现一个非常罕见的建筑类型，而且，又是我的朋友让我来做。
我就问他：你要做成什么样子？有什么要求？他还很诧异：你是建筑师，你应该比我懂，他也以为建筑应该是完全由建筑师自己做主的，我就假装建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有了更多自由，只需要满足他要放那些雕像的功能，其他也就没有什么过多的限制和干涉。有时候是这样，建筑也比较碰运气，鹿野苑博物馆，就是在这么一个运气好的状态下完成的。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摄影 家琨建筑
这是成立工作室后，比较受到好评的建筑，这个可以算是奠定了我工作室的基础，而且由于没受那么多限制，还有各方面的运气，20年以后，好多人也都还喜欢这个建筑。
地点、无拘无束以及运气，还有自我的状态，都是这个项目成功的原因。如果这事来早了，也许做不到那个状态，如果来太晚，也可能少了一种“极其成熟的青涩”，这是欧阳江河采访我时对我的形容。
建川博物馆-章钟印馆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做法
做了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之后，我就算得到了业界的一些认可，也接着做了一些项目，但我并没有很明确的那种状态，其实有好些年都是一点一点地进步。因为建筑是一个特别综合的事情，每一个建筑其实都牵涉很多方面，那么，只是因为场地或者某个题材，可能某个方面侧重点会不同，也是以一种积累，在这方面又有一个锻炼和提升，要做到下一个项目不能照抄自己，可能在另一方面要苛求一点进步。建筑，还是一个比较苦、比较长久的工作。
建川博物馆-钟展区—摄影 存在建筑
别人有时候让我选我的一些代表作品，有些时候自己会有点犹豫，因为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特点，甚至于策展人问的时候，我会多拿几个，看哪一些更适合策展的主题。遇到这种犹豫比较多的是，建川博物馆-章钟印馆。因为看起来要特殊一些，外边都是很平常的，但是内部的空间反转过来，突然变得很特殊，按他们理论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建川博物馆-旗展区—摄影 存在建筑
建川博物馆-章展区—摄影 存在建筑
樊建川既是个发展商，又是个收藏家，他一个双重目标：既想做一个博物馆群落把他的收藏放在里边，又想做开发。所以，我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和文化能不能良性合作。
我的做法就是想让博物馆带来人流，把外围做的商业化一些，商业地块中核心的那地块对商业是不利的，就把博物馆的空间放在里边了，这就有点和常规的不太一样，常规的做法会更在乎建筑外面的样子。
建川博物馆-走廊与入口—摄影 存在建筑
我把商业得到最大满足后的状态，作为做博物馆的基础，因为建川也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必须要这样，他才能养活那个博物馆。所以我就没那么多约束，这也是由于这些年不干建筑设计，反而从某种教条里边解放出来，就很直接地去针对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做法。
再生砖
也算是在地震状态下的一种“极限设计”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是想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的，地震后我做了很多事情，有两件事情留下来了：一个是再生砖，一个是胡惠姗纪念馆，这两件事情恰好是没人委托我做的。
当时在跑灾区的过程中看到遍地都是废墟，也就想到：废墟，其实以前不就是建筑，现在碎了，也还是一些基本材料的碎片，是不是可以重新把它再生还原成建筑材料。所以，再生砖就是这样产生的。
再生砖—摄影 家琨建筑
做这类建筑的思考方式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在平常的时期，受别人委托，你会思考：怎么做合理？怎么做漂亮时尚？这些也是平常都会要求你的。但是在地震的状态下，这其实是一个极限设计，主要是为了解决那些最基本的问题。
家琨在地震废墟
所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没人委托我要去做，是我发自内心来做这个事情，首先状态不一样了，你会抛开其他所有的东西，因为这里是我的家乡，还有一份情感的投入，也不会计较什么。再生砖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产生了。
而且，灾后重建那几年，我这儿几乎成了联络点，外地的建筑师想来灾区也都会来找我，有些时候希望我组织，他们把自己的方案汇集到我这，希望给我看看。其实通过看很多那些方案，感受到了很大差别，可能他们不在这个地方还不能感同身受，还是会想一些平常意义上的创意，而不是极限状态下“为了生存的思考”。
当地作坊制作
工厂生产
成品风干
那个状态对我影响比较大，在极限设计下，你就会沉下去看到设计的更基础的东西，而以前有些你在意的东西，顿时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只在设计学的范畴中间谈，其实你已经下到了一个很基本的层面了，就是造个砖，仅仅是一种生产材料，也没有要刻意做什么形式。
胡惠姗纪念馆
剔除自我，朴素到底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胡惠姗纪念馆，当时去灾区看到一位妇女拿着女儿的脐带和乳牙，在那里哭诉，我一下就被这个场景抓住了。她女儿也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没有特别戏剧化的故事，当时在现场还有双胞胎也被埋在地下的，但我就是突然被它抓住了，就想为她的女儿做一个纪念馆。
等我去问那家人同不同意的时候，那个妈妈当时给我下跪了，我从没受过别人的跪，在回来的路上，脑子才回过神来：这事哪那么容易做成！一开始，整个人都是晕的：土地在哪里？审批能不能过？这些问题都没有想过，就说要去做。作为一个资深的建筑师，把最基本的事情都忘掉了。
胡惠姗纪念馆草图
未到现场之前，可能是由于一种信念、责任或者是悲悯，真正接触到了现场，才会觉得这不光是悲悯，还有内疚。因为地震当天我不在，并没有同甘共苦，所以，我迫切地想要做点什么。如果事先考虑到那么多困难，也许就不会来做这个事情，我很完全了解那一套困难，但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将面临的所有困难。
后来，这事也不能回头了，无论如何要往前做。我想了半天就找到建川，他立马就带我去一片树林，让我就在那儿做。他认为不能在当地做，会有很多问题：当地那么多家属又怎么接受？当地政府可能不会同意？做了以后怎么管理？所以，后来就建在了建川博物馆聚落里面。
胡惠姗纪念馆—摄影 家琨建筑
胡惠姗纪念馆—摄影 家琨建筑
我马上就想到的是：做一个帐篷。当时，满地都是帐篷，她的父母还住在帐篷里，我也住帐篷，这是个人记忆，也是集体记忆。当然，还有其他综合的因素，比如不可能做一个很大的东西，做个帐篷就最合适，这是做一个帐篷的原始动因。还有我自己，也考虑到这是为一个民间的小女孩做的，一定要朴素到底，要剔除自我。
我已经是一个有自己的一些语言的建筑师，剔除自我比想象的难太多。也正赶上当时再生砖已经生产出来了，在地震期间，我用再生砖来造一个小纪念馆，这本可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还是犹豫了，马上感觉有点不对：好像自我宣传的意味。
胡惠姗纪念馆—摄影 家琨建筑
就是当我这么决定要去做了，还要面对很多诱惑，也特意还找了几个艺术家聊这个事情，他们都觉得纯粹一点会更好。所以，为了一个民间的小女孩，我就朴素到底。包括里边的粉色，其实是她妈妈说她喜欢粉色，我又没见过这个女孩，于是，就让我们实习生里面年龄最小的女孩来调出这个颜色。
这两件事，让我对设计的认知有了一个转变
要深入本质，用本质赋形
这两件事，让我对设计的认知有了一个转变，剔除了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直接落到要造一批砖，这样能够回归最本质的事情上，胡慧珊纪念馆，也是如此。有时候我去演讲，特别在国外展示作品时，前面放胡慧姗纪念馆，后面放西村大院，他们会疑惑说：这两件事情你是怎么做到的？
也是因为：我在做胡慧姗纪念馆和再生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转变，后来才能以那种方式去做西村大院，要深入本质，用本质赋形，而不是自己事先想了一些形状物体，玩些什么花样。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_摄影姚力—摄影 家琨建筑
其实，你要更关注设计的对象，做成什么样？对象也不会告诉你，还是要自己去把它挖出来，虽然说起来我也不知道理论上是怎么回事？但是觉得这比设计更深入，带有一点原设计的状态，虽然，还不能说这是真正的原设计，但是，至少启发我要这么去寻找。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摄影 存在建筑
因为，做个样子、做个形式，对建筑师其实是一种挺大的诱惑，作为设计师也需要做得好看生动一些，我并不反对这个。但是，并不是每个项目都有这样的机会，或者它的题材或者它自身的本质，能够达到某种特别的状态，有些可能它就没有，有些可能是自己找不到，但是或许也是因为还是没有达到那种更深的本质。
西村大院
用资本信仰和商业理想为其赋形
做西村大院，是因为杜坚找到了我，我们其实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但是一直没有进行建筑方面的合作，他的总部办公那些建筑也都是找的汤桦，他要做西村的时候，在国内也筛选了一圈。
我在这之前还没有做过那么大的建筑，但他比较了解我，找到我可能觉得我有一种内在的合适，觉得我有对商业的一些常识，因为一部分建筑师会特别关注纯粹的设计，而忽略运作还有其他的社会因素。
西村大院草图
西村大院鸟瞰_摄影陈忱—摄影 家琨建筑
这个项目，需要我去考虑各方面综合的因素，首先，要具有成都的地域特色，还要激活那片社区，也要具备某种标志性，但是，它又在某种限制当中（只能造24米高）。然后，也包括杜坚运作企业那么长时间，关于商业理想和资本信仰的一些认知层面的诉求。因为，很多建筑师会觉得甲方就有钱，要干一个这么个事情，有时候会忽略一个企业家依然有企业理想和资本信仰。
还包括创新：对他来说是个商业项目，还有关于创新的风险，其实不创新看起来是没风险的，但是在这种同质化竞争里面其实是风险最大的。
西村大院夜景_摄影存在建筑—摄影 家琨建筑
那么基于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综合的认识，还是要找到某种本质，然后，以本质赋形。
所以西村大院最后会成为那个样子，并不是一个拍脑袋的情怀，其实是资本可以是一种信仰，或者商业可以成为一种理想，为它赋形然后呈现了一个结果，一定要考虑到这些，还要考虑它还能带来一些什么。
西村大院—摄影 存在建筑
西村大院—摄影 存在建筑
项目完成后，一些其他城市的领导、市长来西村大院参观，他们评价说：这是城市的良心，本该是政府做的事，一个企业做了更多，也确实起到了激活社区的作用，不局限于自己的那一块地盘，把周边的都激活了。当然，由于出发点本就不是简简单单满足一个容积率，我们作为建筑师也要善用资源，不能浪费那些给出的指标，也要考虑怎么做会生发更多的可能性。
柏林Aedes个展“此时此地-成都”刘家琨：选集—摄影 家琨建筑
设计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能力
如果有一些东西没找出来，自我就不会满足
其实，我很容易就把以前的东西抛掉，本来套路在我身上的依附力就没那么强，一遇到可以不套路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脱落得比学院派要容易。所以，这样一种设计状态更能激发我。
如果这个东西明明还有一些没找出来，你会感受到它，会觉得这设计还没到位，就不会自我满足。有些东西没有找到，可能是我的原因，或者是它不具备，但我通常不会想它不具备，很想要把它找出来。
还地一平方米—摄影 家琨建筑
这是我自己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但是，我就觉得它存在于某一刻，我与它遇见的当下，就是合理的一种缘分所至，然后，才有建筑生长在这里，或者说恰巧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引起我觉得这个建筑出来了，可能恰恰是你做了，或者是另外一个建筑师做了，这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现有状态。现在有好多助手他们同时都在参与，大家会一块往前探索，可能别人满意了，我就不满意，这是我一个主要的作用，也是一个标准的问题。
2015威尼斯双年展 - 随风—摄影 家琨建筑
2018蛇形美术馆北京展亭—摄影 王府中环
标准，也不是在心里早就设定的，而是整个事情全面地了解以后，总觉得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没到位，但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应该在什么位置上，但我之后慢慢做，等它做到位的时候，我自然就清楚了。它没做到的时候，尽管所有人都说好，自己还是会觉得不满意，其实，这还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这不是一个关于逻辑思维的途径，设计确实有时候是某种比较原始的能力，就像“在理性的控制下做出理性不了解的东西”。
宁良厂房改造-黄金屋—摄影 存在建筑
为什么你觉得它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因为嗅到了什么东西，而不是自己脑子里想清楚了，所以，你要找到它。每一次其实都很困难，但是一旦抓住了实现了，它就会在那存在很多年。
本文图片由家琨建筑事务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