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重庆的军统电讯总台陷入瘫痪,仿佛遭受重型炸弹的袭击。
国民党特务深入搜查,发现在他们的总台处,竟然藏有一个红色电台。
这一事件震惊了军统内部,尤其是戴笠感到极度不安。蒋介石严厉斥责戴笠,竟让共产党深入心脏,而且戴笠竟然毫无察觉,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那电台是咋回事,如何成功潜入的,如今又是为何会被发现的,潜藏的我党特工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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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夜晚,冯传庆在报房值班时,透过窗户看到同伴被捕,意识到行动已经暴露。
他从容不迫地瞒过同事,在月光的掩护下翻墙逃走。
这也预示着我党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辛苦建立的电报情报网络即将崩溃。
这个冯传庆是谁,到底是怎么潜进来的?如今她提前离开,最终真的能够安全离开吗?
1913年,冯传庆生于北平一个普通家庭,得益于父母教育,他自幼怀有爱国之情,怀抱着拯救国家的崇高理想。
在祖国贫弱的背景下,冯传庆很早与共产主义结下不解之缘,曾试图动员妹妹前往解放区投身革命,但因母亲无人照料,计划只能搁置。
在求学的时候,冯传庆是一个勤奋学习,技艺出众的请你那,尤其擅长从复杂无线电信号中剔除干扰的高手。
当他从国民党庐山无线电培训班毕业后,就被留任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无线电台。
军统看上了他的技术,凭借国民党军委会的公函,将他从交通部调至国民党军统电台。
到了军统电台后,凭借其卓越的工作能力,冯传庆迅速晋升,成为了电讯台的总领班。
在任职期间,冯传庆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目睹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对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繁荣抱有强烈的渴望。
西安事变后,他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更不满国民党发起特务行动,心里愈发认同共产党的政策和理念,因此决定弃暗投明。
1939年,冯传庆终于忍不住,带着同事兼挚友张蔚林,冒险前往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希望能见到周总理和叶剑英。
但由于他们身份不明,叶剑英并未立即接见,而是指派其他同志进行交谈,以了解他们的情况。
为了消除我党的疑虑,并且证明自己的真诚,冯传庆在第二次拜访时,特意携带了一些军统电台的机密文件。
叶剑英看到了他们的诚意,并在一段时间观察后,觉得这两人是可信任的,于是让他们正式开始了潜伏生涯。
两人表现出了很大的忠诚,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刃,深入到坚不可摧的国民党核心机构中,不断地为我党提供宝贵情报。
但这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怎样才能尽量降低风险呢?
为了确保情报的安全传递,每次交接都是由两人亲自执行,这无疑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保障我方人员的安全,周总理决定派遣多一名人员加入。
这个人就是余硕卿,她刚加入我党不久,且刚成婚不久,便坚决加入来执行地下任务。
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余硕卿在白天熟悉重庆的街道,并购买化妆品以装扮自己,晚上则学习党的文件,掌握成为地下党员所需的知识。
经过训练后,她伪装成了张蔚林的妹妹,改名为张露萍,负责与冯传林等人情报对接。
张蔚林也找了一个理由,正式搬离军统电讯总台的宿舍,两人以兄妹身份,在重庆租了两间房并安顿下来。
三人合力传递出不少情报,一切在南方军事局的安排下有序进行。
但地下的工作总是充满风险的,一次意外的事件打破了这种平静。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中,不小心烧毁了收报机的一个电子管。
当时对电子元件的管理极为严格,任何损坏都可能导致被关禁闭,这还将切断他与党组织的联系。
张蔚林极度焦虑,利用交接班前两小时,急忙前往南方军事局寻求帮助。
南方军事局在评估后表示,损坏电子管并非严重问题,情报传递仍可继续,便安抚好了张蔚林,指示他立即返回工作岗位。
出乎意料的是,在张蔚林离开的同一天,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了。
当时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来检查,发现了无人值守和电台非工作状态的异常,瞬间引起了警觉。
叶翔之刨根问底,下令搜查张蔚林住处,还发现了张露萍的密信,以及其他人的情报资料。
这一瞬间炸锅了,军统电台总部出现了叛徒。
特务头子戴笠大惊不已,蒋介石得知后也勃然大怒,愤怒地指责戴笠:
“你总是吹嘘军统厉害,还要强大渗透能力,现在他们已经深入我们的心脏,你还有脸来见我吗?”
戴笠自觉这是奇耻大辱,立即采取行动,当天就包围电讯总台,将与张蔚林相关的人员全部带走。
当时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幸运地避开第一次搜捕。
但他意识到情况危急,趁着夜色从后院逃出,很快找到了党组织,把事情告叶剑英。
叶剑英了解情况后,决定将冯传庆撤离重庆,迅速送往延安。
冯传庆最初不愿离开,急切地询问,是否能营救张蔚林等人。
叶剑英分析形势后,安慰冯传庆保持冷静,并将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披在冯传庆身上。
为了掩人耳目,叶剑英请人给冯传庆化了妆,戴上礼帽,手持文明棍,并给了他两百大洋作为费用,同时反复强调:
“在旅途中,务必住在旅店或大饭店,要装作富有的样子,切勿显露出贫穷的迹象,以免引起他人的怀疑。”
到了深夜两点,两名同志带着冯传庆走,从周公馆的防空洞中钻出,他们划着小船,将冯传庆送到了对岸。
经过一夜的折腾,冯传庆感到既惊恐又害怕,不久后到了江边,在一个草垛中沉沉睡去。
天还未亮时,勤劳的农民下田劳作,发现草垛里躺着陌生人,顿时心生疑虑,随即向乡公所报告了情况。
非常巧合的是,乡公所又将此事通报给警察所,而刚上班的警察恰好收到军统的通缉令。
在种种巧合之下,冯传庆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迅速逮捕了。
当张蔚林和冯传庆遭遇不测时,最后一个人张露萍正在成都。
敌人利用张蔚林的身份,向她发送了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而当组织得知这一情况时,已经无法及时通知到她。
张露萍收到电报后,迅速回到重庆,立刻被早已躲藏在汽车站的特务逮捕。
不久之后,他们全部囚在军统局看守所内,这件事成为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党已经打入到军统来了。
国民党特务用尽了各种手段,包括严刑审问,还要各种拷打,可却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戴笠亲自审问张露萍,试图从她那里找到突破口,但即便在严刑拷打之下,张露萍始终坚持只说自己叫徐慧琳,与张蔚林是兄妹关系。
尽管蒋介石早先已下令处决,戴笠却打算将他们作为人质,用作对抗我党的工具,因此迟迟未执行命令。
冯传庆等人最初关押在军统的白公馆,之后又转移到息烽集中营,继续接受关押。
但是对他们而言,刑罚已经如同日常,而冯传庆多才多艺,还用废纸盒制作扑克牌,为战友们提供娱乐。
1945年7月14日,看守人员告知,让他们整理行装,声称送他们前往重庆释放。
张露萍不屑地表示:“你们无需掩饰,也无需假装,死亡已经注定,但我们并不畏惧。”
他们站在车上,面带微笑向战友挥手告别。
当卡车驶至快活岭时,距离息烽县城三公里时,一阵枪声响起,冯传庆等人就此壮烈牺牲。
直到此时,这起军统电台案终于结束。
他们默默无闻,是隐藏在历史幕后的无名英雄,尽管很少被提及,但这段历史绝不能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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