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在北京，有个大学生在党旗面前郑重地说：“我发誓，我会一心一意跟着党，心里装着老百姓，为了咱们全中国的解放，拼尽全力干到底！”
李时雨，北京法政大学的一名佼佼者，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眼里都是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这个上进的学生压根儿没想过，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接下来的整整15年里，他顶着好几个不同的身份，悄悄地进行着危险的地下党任务。
1940年那会儿，李时雨在车站眼巴巴地盼着他夫人出来，别看他年纪轻轻的，已经是汪伪政府里的立法委员了。他潜伏了好久，一直没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但这次升得太快了，他心里直打鼓，生怕这样会影响他藏着掖着的身份。
接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李时雨赶紧问中央该怎么处理这事。没想到，他老婆孙静云带回来的消息说，中央竟回复让他们别犹豫，只管放手一搏，努力往上爬。
李时雨究竟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他在敌营里摸爬滚打那么多年，这个红色特工最后能不能安全脱身呢？
【爱学习的少年时代】
李时雨，1908年在黑龙江省巴彦市出生。他打小就聪明伶俐，小时候的名字还挺文雅，叫李庭芳。
李庭芳渐渐长大，他特别喜欢《水浒传》里的宋江。他的同学孔繁文看他平时做事爽快，爱恨分明，觉得他和宋江挺像，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及时雨”。李庭芳一听，觉得挺贴切，心里头也喜欢，干脆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时雨。
李时雨是个学习特别厉害的人，但奇怪的是，家里人总觉得现在世道乱，读书也没啥大用，他们就觉得他能找个活儿干，养活自己就行。好在，当地有个挺有地位的人，叫张爷，他看李时雨这么爱学习，就劝李时雨的家人让他继续上学。这样一来，李时雨才有了机会去省城读书。
1925年5月份，五卅惨案震撼全国，学生和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愤怒，李时雨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抗议队伍。可没想到，这事儿闹大了，学校被政府给关了。没办法，李时雨只能打包行李，回老家去了。
经历了那件事情后，李时雨亲眼目睹了国家因为落后而受人欺凌，还有当权者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情况。这让他心里头埋下了一个要爱国、要救国的小火苗。
李时雨18岁那年去了天津上学，后来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学。那时候，他就盼着能顺顺利利读完书，毕业以后当个律师。这样既能赚钱养家，又能帮那些穷人打抱不平。所以在大学里，他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对别的事儿都不关心，也不去掺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活动。
1931年那会儿，日本鬼子搞了个九一八事变，一下子就把我们东北三省给占了。
李时雨的老家在东北，眼瞅着国家破碎、家庭离散，他心里头根本无法安宁。在这乱世里头，身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咋能光顾着自己呢？要是国家都不像个国家样了，那还哪儿来的家啊。
经过这次经历，李时雨心里头彻底清楚了，他得站出来救国家救百姓。他内心那股子激情燃烧得厉害，四处打听后，他找到了共产党的头儿夏尚志。就这样，年轻的李时雨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
同一年，李时雨和孙静云喜结连理，成了志同道合的伴侣。那时候的他，压根没想到，将来孙静云会在他的秘密工作中帮上大忙。
1932年那会儿，李时雨被派去哈尔滨，任务是拉起一支抗日队伍。但事儿没那么简单，新队伍碰到了好多麻烦，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散了。这样一来，李时雨只好回到北平法学院，继续他的学业。
1933年的时候，中共的秘密组织为了好好安置李大钊的遗体，就找上了李时雨，让他负责护送遗体的任务。李时雨和一群老百姓，压根儿没把反动军阀的恐吓放在眼里，硬是把遗体安全送到了万安公墓。
经过一两年的磨练，李时雨现在能够熟练地处理好中共地下党分配给他的各项任务了。
没过多久，李时雨就领到了头一个卧底任务，他能不能漂漂亮亮地搞定呢？
【第一次潜伏，进入东北军成为“国民党官员”】
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那会儿，张学良手底下的东北军心里头都不好受。身为军人，本该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可偏偏得听蒋介石的，跑到陕北去跟红军干架。大部分将士心里头都不乐意去陕北，他们更愿意去打回东北，把失地夺回来。
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当回事，还是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说实话，他就是打算利用红军来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自己好从中得利。可东北军那边呢，压根没明白这一点，军里上下抗日的心气儿特别足。
我们党得到消息后，就开始琢磨，要是东北军里面有咱自己的人，那不就能更容易地拿到他们的情报了嘛。有了情报，咱就能想办法劝说东北军别打内战，跟咱们一块儿去对付日本鬼子。
想进东北军，那得是脑袋灵光、有学问的年轻人，而且最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李时雨这家伙，简直就是为这而生的。
1936年的时候，他接到了两个重要差事。头一个是得混进东北军里头，把他们的军队情况给摸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得出去讲讲抗日救国的事儿，让大伙儿都明白这道理。
李时雨真没让大家失望，他靠着自己的本事，成功进了张学良公寓的警卫部门。因为他知识丰富，做事又干脆利落，很快就被张学良看上了，还推荐他去了“剿总”的第四部门。
李时雨升职速度飞快，一下子就当上了中尉。有了这些好条件，他干起任务来特别顺手。说到西安事变那会儿，李时雨可是亲身经历了那场大事。
“西安事变”给国共联手抗日推了一把。事后，张学良见蒋介石点头答应打鬼子，就没难为老蒋，还亲自护送他回了南京。这其实是张学良的一个失误。
蒋介石一回南京，就把张学良给关了起来。东北军没了头儿，只能等着被重新整编。李时雨呢，也趁机离开了东北军，算是完成了这次秘密任务。
后来，李时雨按照中共地下党的计划悄悄回到了天津。因为他法律专业成绩出色，所以没费多大劲就在天津高级人民法院谋了个检察官的职位。
李时雨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还认识了不少上流圈子的人。当上检察官后，他经常得去参加各种场合应酬。为了方便行事，他在特勤局搞了一张特殊通行证，有了这张卡，好多地方都能随便进，畅通得很。
没过多久，李时雨又接到了地下党的新任务，说是得想办法搞一部电台，然后送出北平。但那时候，电台管控得特别紧，就连买个普通的收音机，都得报上人名和地址，更别提弄一部电台了，那简直是难上加难。
李时雨这人挺机灵，想到买些零件自己组装，把散的变成整的。可怎么把这些东西弄出去又让他犯了难。虽然他手里有张特别通行证，但真要查起来，后果还是不好说。
琢磨了一阵子，李进雨琢磨出点门道来，他觉得检察院院长的车是个雷区，没人敢碰。于是，他动了借车的念头。恰逢妻子孙静云要来看他，李进雨就去找了院长，跟院长说想给老婆一个惊喜。但自己的车太不上档次，想借院长的专车去车站接她，好让自己威风威风，希望院长能满足他的这点小虚荣。
李时雨平时就爱装出一副爱钱、讲排场的样子，院长一看他那样，也没多想，爽快地就把钱借给他了，还跟他说，拿去好好哄哄老婆，不用急着还。
李时雨靠着那张特权通行证和那辆炫酷的豪车，在每个检查站都一路绿灯，就连日本兵把守的地方也不例外。就这样，电台的部件被安全送达，任务被漂漂亮亮地搞定了。
1938年12月那会儿，汪清卫明目张胆地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还对革命人士下了狠手。
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亟需获取内部情报，于是李时雨肩负起了第二次潜伏的重任，他毅然决定潜入汪伪政府，扮演起一个看似“汉奸”的角色。
这回，他会不会把自己的身份给捅出去呢？
【第二次潜伏，在汪伪政府成为“汉奸”】
1939年5月份，汪精卫为了给自己当汉奸找个正当理由，打算叫上全国各地的代表来开个会，这就是他们说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但实际上，国民党里面好多人都不想去参加这个会。
1939年8月份，汪精卫着手准备找人来开会。这个大叛徒汪精卫跟日本人夸了海口。要是到时候没人来参会，那可太丢人了。
汪精卫亲自跑到上海，安排手下人去招募人员开会，还向全国的国民党成员广发邀请。他特别留意那些有名望的国民党党员，李时雨自然也在他的邀请名单上。
李时雨瞅准时机，觉得这是个可以暗中行事的好契机。他瞅着汪精卫正忙着拉拢人心，就跑到上海去参加了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大会。在会上，他一个劲儿地夸汪精卫，把汪精卫夸得心里美滋滋的，对李时雨这小伙子记上了心。李时雨其实早就有备而来，带着汪伪政府的治理计划，会上他围绕着“换个方式救国”的主题提了出来，还跟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了一番。
“绕弯子帮忙”的治国法子就像热门新闻，深深吸引了汪精卫，让汪精卫心里头乐开了花。李时雨凭借着开会时的出色发挥，顺利打开了汪伪政府的大门，一脚踏进了汪伪中央政府的圈子。
1940年3月30号，李时雨刚加入汪伪政府不久，靠着他在政法大学的优秀学历背景，很快就当上了第一届的立法委员。
那年4月份，李时雨亲自去拜访了立法院的头儿陈公博。陈公博一看这法学界的佼佼者，特别赏识，就打算把他拉进自己的小圈子。
李时雨赢得了陈公博的青睐，对陈公博的话言听计从。这个大坏蛋没多久就对他没了防备，特别信赖李时雨。
1941年的时候，陈公博当上了上海市的市长。因为李时雨跟他走得近，所以在军法处、清乡委员会，还有上海保安司令部这些地方，李时雨捞到了好几个关键的位子。他一下子兼了好几个职务，那段时间可真是出尽了风头。
随着官职一点点往上升，李时雨在汪伪政府里混得风生水起，他搞到了好多汪伪政府里的机密消息，特别是汪伪和日本联手搞的那个清乡行动方案。
因为情报送得及时，新四军成功躲开了日伪军的搜索。他们一次次顺利转移，守住了革命队伍，让日伪军围剿新四军的阴谋落空了。
那时候，陈公博特别信赖李时雨，把一大堆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陈公博心里盘算着，想跟上海那些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拉上关系，好让伪政府能借他们的声望壮壮声势。可他左思右想，就是没办法找到合适的门路。
李时雨出了个主意，就是得好好利用媒体，搞个学术类的报刊出来。找几个文人墨客，让他们写点文章，发点评论，天天吹捧汪精卫政府的“另类救国”路线。这样一来，日子一长，那些社会上的大人物说不定就被说服了。
这一计策很对陈公博的胃口，这个大坏蛋立马就爽快答应了，还把事情全部交给了李时雨去处理。李时雨呢，也是不含糊，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
《先导》杂志没多久就面世了，但咱们办这杂志可不是为了绕弯子救国家，说白了，就是借着陈公博和李时雨的名声打掩护罢了。
它看起来就是汪伪政权手下的一个普通杂志社，但其实，那是地下党搞秘密活动的地方，也是个收集情报的重要据点。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咽了气，汪伪政府的大旗就交给了陈公博和周伄法来扛。那时候，全球各国都拧成一股绳，跟法西斯干上了。没过多久，也就差不多一年吧，德国就举手投降了。
1945年8月15号那天，日本认了输，汪伪政府后台一垮，立马就乱套了。那些汪伪政府的官员们，吓得跟丢了魂儿似的，一个个都成了惊鸟，忙着四处找新主子投靠呢。
李时雨辞去了在汪伪政府的差事，摆脱了“卖国贼”的标签，打算离开上海这个地方。
这时候，又有个人找上了李时雨，让他再次进入潜伏状态，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那么他这次又要碰到啥棘手的任务呢？
【第三次潜伏，进入军统当“特务”】
日本战败投降后不久，也就一个月左右，汪伪政府就垮台了。这时候，李时雨天天犯愁，琢磨着怎么才能摘掉自己头上那顶“汉奸”的帽子。
他一时间没啥好主意，只能决定赶紧离开上海。可正当他忙着收拾东西准备走时，以前一起在汪伪政府干过的同事余祥琴突然找上门来了。李时雨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家伙莫不是发现自己的身份了吧？
李时雨心里正琢磨着这不速之客到底想干啥，没想到余祥琴自己先亮出了底牌。原来，他是国民党军统安排在汪伪政府内部的卧底，负责军统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现在汪伪政府垮台了，余祥琴打算返回军统。他觉得李时雨既有学问又有本事，就想邀请李时雨一起回军统共事。
余祥琴开口说：“老李，你也清楚国民党是怎么处理汉奸的。要是你愿意加入我们军统，替军统办事，那你之前在汪伪政府干的那些事儿，咱们就不再计较了，你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你得好好琢磨琢磨自己的将来啊。”
李时雨正为如何摆脱“汉奸”这个帽子发愁呢，余祥琴的出现可真是帮了他大忙。这样一来，他就能轻轻松松地混进国民党的军统里了。所以，他二话不说，立马就答应了。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共产党。李时雨呢，他进了军统，戴笠挺看重他的，慢慢地他就成了戴笠身边得力的人。
戴笠特别看重李时雨，让他在上海负责军统站的一个重要职位，就是第二组的头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消息。
这次，李时雨熟练地玩起了离间把戏，他表面上装作在搜集共产党的情报，暗地里却在广泛搜集军统的情报。他动用自己的权力，一次次暗中协助中共地下党脱离险境。
李时雨刚进军统没多久，职位还不怎么高，但他就成了戴笠面前的红人。这样一来，肯定有人会眼红他，心里犯嘀咕。再加上他到现在还没抓到过真正的共产党，军统里那些大领导就开始对他琢磨起来，决定查查他的底细。
1946年，在上海火车站那会儿，军法处的头儿沈维翰跟戴笠说，想查一查李时雨。但那时候，李时雨正好是戴笠眼前的红人，戴笠根本不愿意去查自己这个得力的手下。
没多久，戴笠就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丧生了。打那以后，李时雨变得特别小心，跟中共的地下关系也断了。可奇怪的是，沈维翰没找到李时雨是共产党的确凿证据，但还是坚持要抓他。
中共的秘密组织得到消息后，立马跟李时雨说，让他赶紧离开上海，去东北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李时雨这家伙，已经秘密工作好多年了，老练得很，一点把柄都没留下。
不过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有个狠心的规矩，那就是宁愿多杀无辜，也不肯漏掉一个，这次李时雨就没能逃脱这个厄运。
由于没有确凿证据显示李时雨是共产党员，沈维翰便对他施行了严酷的刑罚。李时雨硬是挺过了那些极其残忍的折磨，结果国民党啥关于共产党的情报也没捞到。
1946年年底12月时，李时雨在受尽三个月的煎熬后，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当了汉奸。
1949年2月份，因为国民党手头紧，没钱管监狱了，所以他们搞了个“大赦”，把好多关得不久的犯人给放了出去。
这次大赦机会，让李时雨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重获新生，他摆脱了长达十五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隐秘生活。
李时雨现在能够正大光明地说出自己的身份了，他并非国民党的成员，也不是人们口中的汉奸，更不是所谓的特务。他其实是一名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是经过无数次考验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李时雨始终坚守初心，十五年前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他一直没忘。他矢志不渝地忠于党和人民，为此竭尽全力，真的做到了。
国家安定下来后，李时雨这位老资格的秘密战士，把他在敌方阵营摸爬滚打的十五年经历，整理成了一本回忆录，献给了家乡的亲人们。在这本书里，他还附上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北边的燕子往南飞，一去就不回头，漫长的路上熬白了头。
万里河山如画美，史书新篇迎春归。
现在的安稳日子真的不容易，得好好感谢那些救国救民的先烈们，还有那些为了和平拼过命，流过血，甚至丢了命的共产党员们！向他们表达最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