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五一年一月末去当的志愿军，那时候土地改革还没搞利索呢。
我们是最早一批去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那时候去当兵，场面可热闹了，又是给戴上大红花，又是开大会庆祝。
我们乡里总共有28个小伙子去当兵，他们先戴上了大红花，接着乡长和其他领导都轮流上台发言。我妈也上去讲了话，主要就是表达送儿子去参军的心情……就是表明个态度。我们这些要当兵的，也得一个个地表明自己的决心。
那时候，乡政府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东西多得是。他们给每个人都分了东西，我们每人得到了一双新鞋和一袋毛巾。乡亲们也特别热情，纷纷送来鸡蛋、花生、瓜子啥的。就说我们乡吧，送的花生和瓜子特别多，都是用村里那种大大的箩筐装的，两大筐都装得满满的。
吃完午饭，我们就出发大游行了。从雅煌一路走到山口，再折返回来，沿途经过一个个村庄。每到一村，村里的农会都组织了秧歌队和锣鼓队，村民们敲着锣、打着鼓，跳着秧歌舞，吹着喇叭，热热闹闹地欢送我们。就这样，我们一路被送到了长乐。到了长乐后，我们找了个祠堂安顿下来，办好报到手续，那些欢送的人才放心回去。
晚上，我们就在祠堂里过夜，大家都铺开席子睡在地上。乡下的祠堂老鼠特别多，我们带了好几筐瓜子、花生和红薯。到了半夜，那老鼠的叫声可热闹了——一群一群地到处窜。于是，大伙儿都爬起来赶老鼠，赶跑了老鼠再继续睡，虽然折腾，但也挺乐呵的。
第二天一大早，军队那边就开始忙活起来了，他们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小纸片，让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岁数，还有家住哪儿这些信息都给写上。
大年三十那天，咱们就开始分衣服了。部队那边估计也就备了一个连的分量，算下来大概120件。有的人呢，跟我一样，也是走了点后门才进来的。结果这一数，人数比衣服还多了些，我记得是少了五件还是六件衣服来着。
后来，新兵连的负责人把三个乡的青年团员都喊到一块儿开会。他就直接说了，作为青年团员，得打头阵，不怕吃苦，把享受放后边。现在的问题是衣服不够分，还差那么几套。他就问我们，谁愿意先不拿军装，让给其他人。我们都很懂事，一个个都举手说，我们先不要军装了。
其他人全都换上了军装，还有崭新的棉袄和帽子。我们几个呢，一直拖到了绍兴才拿到新衣裳，在那之前，都只能穿着便装。
那时候，朝鲜那边的战事挺吃紧，绍兴的部队人手紧缺，催着我们赶紧过去帮忙。想当年，从嵊州去绍兴可不像现在，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得爬过像西白山那样陡峭的高山。
大年三十那天，我们从长乐动身去往甘霖，夜里就在甘霖那边过夜了。
大年初一，我从甘霖动身，傍晚时分抵达了崇仁。一到崇仁，天就开始下大雪，路不好走，所以我就在崇仁多待了两个晚上。
本来可以直接从崇仁走到绍兴，但大雪把山都变成了雪堆，根本翻不过去。所以初三那天一放晴，我们就改道从崇仁往谷来方向走了。走到谷来和绍兴中间，还有个村子叫王坛。到了王坛那儿，也是因为雪太大，山路没法走，我们就在王坛多待了一天。
初五那天，我们从王坛动身去绍兴，到平水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六点了。冬天嘛，这时候天都快擦黑了。远远望去，绍兴城里的灯光已经亮得晃眼。
那时候，电灯就是生活品质顶呱呱的象征，可在嵊州的乡下，电这玩意儿压根儿就没有，一到晚上，四周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咱们在山上头，老远瞅见一点光亮，大伙儿就嚷嚷开了，说绍兴快到了！绍兴眼瞅着就到了！心里头那个激动啊，别提了。
到绍兴时已经晚上八九点了，部队晚饭都备好了。一个班里的人围一桌，桌上摆着一大盆红烧猪肉！我还从没这么痛快地吃过猪肉，真是太高兴了。这也是我头一回踏进绍兴城。
那时候，绍兴军区的好多人都被调到了第九兵团，跑去朝鲜打仗了。第九兵团原本是华东军区的第三野战军，里面不少人都是以前国民党的起义军，或者战场上被俘的战士。说起来，我这辈子真是挺走运的。按理说，我们作为首批志愿军，都应该去朝鲜的。
可对于部队领导来说，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年纪轻轻的，又没上过战场，连枪都不会使。反观国民党那边，都是打过仗的老手，有经验，所以他们就被派到前线去了。那时候，部队都是半个连半个连地抽调人员，走的人太多，剩下的人都凑不齐一个整连。等我们来了，就顶上了那些空缺的岗位。
那时候，我被分到了原本独立的警卫营和通信营，它们都是直接归师部管的。但说来也是，朝鲜战争后，警卫营的人几乎都走了，结果呢，这两个营就合并到一起，成了一个警卫连。
到了连队，吃完饭，班长和干部们就开始给我们这些新兵分配任务，说这个去哪个班，那个去哪个班。因为我年纪比较小，所以就被分到了电话班，当了个电话兵。
我呆过的部队是104师，你知道104师是哪个部队吗？你看过《大决战》那部电影没，就是里面攻打南京总统府的那支部队。那时候我们师长特别有名，他叫黄少安，原本是七兵团的副参谋长，那时候还兼任104师的师长呢。
104师是冲进总统府降下旗帜的先锋队。他们骑着高头大马，直接冲进了总统府大院。这时候，邓小平和刘伯承看到后，开玩笑说：“这总统府怎么变成跑马场啦？”随后，他们就让这些战士们下马，把马都赶了出去。这事儿不光能看出104师打仗勇猛，也反映出他们当时有点乱糟糟的。
刚去电话班第二天，部队就给我发了新衣裳，有短裤、袜子还有衬衫，其他生活上的事儿也都给我弄得妥妥当当的，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
那时候部队有规定，拿到军装后，就不能再穿以前的便服了，要么送人，要么就得处理掉。但我们实在舍不得那些便服，于是就把所有的旧衣服都打包好，寄回了老家。
军装还没到手的那会儿，电话班的头儿瞅见我只穿着便装，瞧着挺冻人的。他随手拽了件军大衣，扔给我让我裹上。我心里那个美啊，接过来就乐颠颠地往身上一套，结果一不留神，“哐当！”一声，把后头桌上的热水瓶给撞碎了！
那时候，热水瓶可是个稀罕物儿，我心里直打鼓，琢磨着：这下可糟糕了，闯下大麻烦了！要赔的话，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哪里赔得了嘛。不过班长人挺好，他摆了摆手说，没事的。因为我是新兵，他就宽容我了。
平时部队里，我们的伙食就是青菜萝卜这些素菜。但到了五月一号那天，会餐时就会特别烧上一盆猪肉给大家打打牙祭。那时候，不管是士兵还是干部，待遇其实都差不多，像连长这样的，也就每个月多一包烟的福利。
五一假期时，部队会给每位战士发一包烟、一袋糖，每人一份，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我这人爱捣蛋，晚上聚餐结束后回到班里，那些规矩老实的人都去休息了，我呢，就和班长以及几个老兵凑一块玩起扑克牌来。
我不吸烟，咱们就约定，我如果输了，就给他们烟；他们输了，就得给我糖。本来大家伙儿都挺高兴，闹着玩的，结果不知道哪个哥们儿，那么积极，跑去跟上面打小报告，说咱们在赌钱。
这么一来，我们可就火了，连通信科的人都知道通信连电话班藏着俩机灵鬼。以前啊，压根儿没人搭理我。有回通信科的参谋，就是管信号弹那位，碰着我就夸我，说周纪雄你这小子挺出名，挺能耐嘛，还跟他们一起玩牌呢。我就回了句，我自己又不抽烟，给他们抽吧，我还舍不得呢，输给他们，我心甘情愿。
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的重大事情就是平定叛乱。1951年那会儿，朝鲜那边战事吃紧，国民党在大陆剩下的那些散兵游勇也开始不安分，打算闹起义。那时候，土匪遍地都是，共产党可不含糊，直接抓了一大批土匪和地主，全都给关到了绍兴。
我们新兵每天五点一听到号声就得爬起来，接着就去晨跑、做操，洗完脸吃完饭后，就开始上思想课或者搞训练。像我们这些电话兵，主要就是练习怎么装电话线和电话机。
五一假期前夕的那天，还没到三点钟呢，就有人喊了起来：“快起床！紧急集合啦！”（紧急集合的时候是不响军号的，平常起床啊、集合啊，都得靠军号提醒）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这到底是啥情况啊？
三点左右，大伙儿都聚齐了，领导开始发话，让大家别出声，别咳嗽，也别弄出啥响动，一股脑儿往绍兴的虎山顶上冲。
我们军营离虎山也就五六百米远吧，就在现在的绍兴中学那块地儿，那时候中学还没重建好呢。绍兴中学那可是相当有名，校园和操场都宽敞得很，操场大得足够咱们一个师上万人开大会。另外，还有些部队驻扎在现在的鲁迅纪念馆和鲁迅公园附近。那时候部队真不少，南边也有好多。
到山顶也就差不多一两公里远，那时候的山可不像现在，有修好的小路，全都是又细又窄的小道儿。大半夜的，还得要求我们别出声，连咳嗽都得憋着。这样一来，我们心里反倒更忐忑了，总琢磨着是不是有啥大事要发生。
到了山顶上，天开始慢慢放亮了。炊事班把热乎乎的馒头端了上来，连长扯着嗓子喊，大家伙儿开饭啦！我们匆匆吃完早饭，天才蒙蒙亮，估计也就五点多。紧接着，连长就通知说全绍兴要实行戒严，那会儿气氛紧张得要命。
我们连队主要负责看守汽车站、司令部边上，还有虎山那一圈。城里其他地方也都安排了士兵站岗，隔不远就有一个，反正满大街、周围到处都是当兵的。只要不是穿着军装的，都不让出门，也不让随便溜达。
我后来晓得，全城实施紧急措施是为了平息那些搞破坏的人。那时候，我被安排到汽车站旁边的十字路口守着，从大清早六点一直站到中午十二点。
从昌安门走到绍兴汽车站，差不多有五里地的样子，以前那里是宁波通往杭州的火车道。抗战那会儿，为了打仗需要把铁路给扒了，结果就整出了一条跟大坝似的公路。
在打击反革命那会儿，我只是个刚入行的小兵，虽然只负责站了一上午的岗，但这段经历我可是亲身参与的。
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回想起当年打击反革命的那场大行动，心里还是激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