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 陆沉

历史像个经验丰富的老人，而我们是善于遗忘的孩子。

——陆沉

据说，“太阳底下无新事”最早出自《圣经·传道书》，这话被黑格尔用了之后更加名声大噪。尽管很多人抨击这句话的历史循环论，但当你研究了1962年战争前后始末，你就很难不感慨这句话的正确。本文就是翻一翻围绕1962年的那些旧事，希望帮助各位理出一个历史脉络，把双方乃至其他国家所参与的言论、阴谋、利益等种种事件罗列出来，把友好——非敌非友——战争——敌对——非敌非友——友好的关系循环讲一讲，挖掘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当然，1962年战争的原因和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错综复杂，上世纪的国际局势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波澜壮阔，作者短短数千字不过挂一漏万，仅供参考。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尼赫鲁：《印度的发现》，1945

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梦，算是国本一样的存在，它由尼赫鲁提出，针对的正是十八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的南亚次大陆，目的就是强化印度国家意识，用大国愿景凝聚复杂的多民族多种群。印度一步步迈向1962年战争，与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有直接关系。

尼赫鲁

翻开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南亚次大陆地图，你看到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印度。

莫卧儿帝国衰落瓦解后，留下了割据混战的烂摊子，让英国人有机可趁，使印度很快沦为殖民地。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说：“在大家（印度各派势力）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进来，把他们都征服了。”

英国完全殖民了印度近200年后，印度迎来了独立的曙光，而印度独立的三大要素是：圣雄甘地领导的国内反压迫反殖民的运动，二战前后国际形势的巨变，以及英国的国力衰退和战略收缩。

18世纪上半期的印度

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随后又陷入4年解放战争，国力消耗巨大，以致于我们常说新中国成立拿的是一个“烂摊子”。相比起来，印度的独立要“文明”和“轻松”的多，因为印度大部分实行的是“非暴力不合作”，只有一些短暂的暴力运动和1946年的“孟买海军起义”。

当然，就像现在大家都在讲免费的是最贵的一样，“和平”得来的独立，也是不彻底的独立。

除了制度和经济上的不完全剥离外，英国殖民者撤出仍不忘给印度乃至亚洲“埋雷”，照猫画虎地用了肢解欧洲、坐收渔利的法子，留下了两个大BUG，一个是印巴分治，另一个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这就把核心利益本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印度，拴在了它的北方。

吊诡的是，前一个穆盟建立的巴基斯坦，是印度为了独立几乎拱手送出的；后一个印度则是一开始压根没有意识到这笔“遗产”的存在。

等到尼赫鲁成为印度首任总理多年后，这两个问题才逐步成为印度迈向“有声有色大国”的“障碍”。

这就是印度近现代的前世今生。

顺便再罗嗦一句，“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个提法出自尼赫鲁1945年《印度的发现》一书，但实际英版原文并不那么有声有色，而是叫“agreat deal”，也就是“很好”。1956年中印关系交好时，中国翻译出版了这本书，译者太信达雅，才有了有声有色的大国一说。

《印度的发现》

如果用粗略的翻译，尼赫鲁原话是这样的：以印度的地位，是不可能当世界二等国家，她要么非常好，要么没前途，没有中间地位，中间地位也不可能吸引我。

看这段表述的话，好像也没那么高大上。

但无论如何，独立的印度有着和英国政治经济的藕断丝连，在外部环境上比新中国要优越的多，只是当年支离破碎的“内伤”也要深的多。

已是七旬老人的尼赫鲁为一些在业务才干和诚实方面不那么符合要求的外交官包围，不久他又为同一类型的军官所迷惑，而这些人怂恿他走上了完全无视战略现实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道路。——印度学者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

正如上世纪70年代很多印度学者反思的那样，1962年的战争更多是印度战略误判的结果，大国梦的野心、错误的战略形势判断，以及过分自信的自我定位，种种原因导致印度打了一场没头没尾的战争。

何以见得？首先还是要从尼赫鲁说起。

印度独立比新中国成立早两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而非暴力手段成立的印度看起来还算“国破河山在”。所以尼赫鲁当年是雄心勃勃想把中国纳入自己的体系的，按他的原构想，是成立一个以印度为神经中枢的亚洲联盟。

1949年12月，印度成了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尼赫鲁承认中国，承认西藏属于中国，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反对美国认定中国抗美援朝是侵略。而中国也投桃报李，多次在印度饥荒时援助粮食（然而那时中国人民也勒紧肚皮），声援印度1954年武力收复葡萄牙占领的殖民地果阿，以及在印度48年就开始的一系列蚕食边境活动中忍让，甚至在印度包庇西藏叛乱上也保持了相当克制。

双方一系列的举措让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成为中印关系的第一个蜜月期。

1956年周恩来访印，印度人更喊出了“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

当然这一切对尼赫鲁来讲不过是国家利益需要。

尼赫鲁，出身印度最高种群婆罗门，父亲是著名律师，自己从小在英国精英学校读书，又毕业于剑桥大学、伦敦法学院，回国后参加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曾经9次入狱。这一系列的出身经历为他累积了政治资本，成为印度开国总理。

尼赫鲁虽然是甘地的接班人，却并没有接受“非暴力”的思想，认为暴力手段是必要的，并信奉源自欧洲的实用主义政治。

这就导致我们认知中的印度外交“两面派”手段。一方面，尼赫鲁在1950年就认清了世界形势，他认为对新中国成立，“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承认、鉴别和对待的问题”，中国在反帝反殖民和一些国际重大问题上和印度有天然的相同立场，因此积极与中国建交；另一方面，尼赫鲁对中国也心存警惕。在1952年印中关系很好时，尼赫鲁就认为印中并非天然的朋友，这一点与1959年毛泽东写信给尼赫鲁称“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据尼赫鲁执政时的情报局长穆立克回忆，尼赫鲁曾经对他说：“印度必须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得到泛伊斯兰主义支持的巴基斯坦，另一个是利用国际共产主义力量来达到其目的的中国。”穆立克还说，尼赫鲁告诫他们在这方面不要被政府公开的表态误导，要依据印度的利益来判断所有的事件。

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尼赫鲁一开始想把西藏变为中印的“缓冲国”，来获得地缘上的平衡。在这个想法破产后，又开始一系列的边界蚕食活动。我们可以简单罗列一下：

1948年，武力占领得让宗。

1952年，在中段侵占桑、葱沙两地。

1954年，印侵占扎布拉宗的柏林三多后，而后占领什布奇山口

1957年，占领山口以西的草场。

1958年，占领扎西岗管辖的巨哇、曲惹，侵占了2000平方公里土地。

1959年8月，侵入马及墩南侧地带，并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

在这样的不断挑衅和试探下，毛泽东仍然给尼赫鲁递话，强调中印的天然友好，以及大家都不能两面作战的事实。

但这时尼赫鲁对局势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误判。

我们要在这里圈重点，因为历史总能照进现实。这种误判主要来源3个方面：

第一，尼赫鲁“有声有色大国”梦想膨胀。诸如中国的忍让被理解为“软弱”和“默认”，以及武力收复果阿、工业化取得成效等等，让国内民族主义抬头，让尼赫鲁变得骄傲自大，觉得印度已经有力量在亚洲一争高低。举个小例子，连极少评价人的周恩来，在1960年与印会谈失败后，都忍不住向外媒记者吐槽：我从未见过如此骄傲自大之人（尼赫鲁）。

第二，印度左右逢源和中国左右受夹的国际环境。当时中苏交恶，美国又一味打压封锁中国。与之相反的是，印在国际上左右逢源，特别是与美国关系改善。这里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1956年尼赫鲁第二次访美，1959年艾森豪威尔访印，然后就出现了中印关系越紧张，印度得到美援助就越多的情况。数据显示，从1947至1959年的12年，美对印援助不到20亿美元。但1959年至1962年，美已经给印或答应给印的援助超过40亿美元。

第三，印度从政坛到军方迎合尼赫鲁，导致情报上的各种误报误判。一个是关于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问题，尼赫鲁在1945年写《印度的发现》时，并不知道“麦克马洪线”。后面知道后，便想当然以为中国默认了这条线的存在，到1959年，当时外交司司长也给了他错误的情报，毫无论据地说“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显然比中国的主张更有力”，这让尼赫鲁坚定了印度领土主张的“合法性”，认为中国“背信弃义”。

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情报局局长穆立克回忆当时的情报混乱，曾说由于情报不统一，就采取折衷主义的办法。情报局认为中国方面在西藏驻有7个师，军方认为只有4个师，于是便折衷为5个师，上报给尼赫鲁。

在这样的多种情报误判下，尼赫鲁和他组建的智囊团认为印军比中国军队强大的多，印度士兵对中国士兵能以一当十，后来又改为了以一当六。这些判断最终导致了1962年战争的不可避免。

图片引自《印度对华战争》

战争总是残酷不容情，当中国军队摧枯拉朽打垮印军时，尼赫鲁也改变了“不结盟”的想法，以及有声有色大国不接受军事援助的独立性，他没有跟内阁商量就慌忙写信给肯尼迪，请求美国派15个空军中队等力量同中国作战。而后印度更准备了一个需要的军事援助清单，这个清单五角大楼用了新式计算机登记，也花了5天才开启第一批空运。

在美国人还没来得及、而苏联仍为古巴危机焦头烂额的时候，毛泽东动如脱兔静如处子，11月20日美苏就古巴危机签订协议，11月21日零时中国宣布停战，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正好打了一个月，让尼赫鲁败得措手不及。

相应于战术的不规则无定向（灵活机动），毛泽东军事思想一直注重战略的有规则有定向，也就是说，战略应当是知其所始、善其所终，于是我们做到了收放自如、有礼有节，也的确打出了比毛泽东预想30年还久的大西南和平。而印度人在挑起这场战争时，除了不断蚕食的“前进政策”（不再屈服的政策），并没有可以支撑前进的完整战略，因为前进政策的核心是误判中国不敢开火。

没头没尾并非贬义，而是指这场战争对印度来讲莫名所以、不知所终。

中国的“未经挑衅的侵略”这个警句在边界战争后广为传播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它是一种为争取同情而玩弄的冷酷的政治花招……因为这种黑白颠倒可以抚慰印度政治阶层的深受伤害的自尊，它便立即被当作真理接受了，并且在印度一直成为一种受到珍视的谬见。——艾耶尔（《印中争端》，发表于1970年印度前线杂志）

‍周恩来与尼赫鲁会谈

1962年战争后，中印关系进入长达20多年的低迷期，印度从上到下粉饰失败，对外极力塑造中国“侵略者”形象，让战争的真相钩沉；而中国拼命博弈于美苏两个大国之间，忙于应对冷战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等矛盾，无暇更好地经营中印关系。

这段昏暗的岁月，无疑对两国来讲都是伤害，当然更主要的伤害和影响是对印度。

谈印度仍然绕不开尼赫鲁-甘地家族。

我们并不能因为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就否认尼赫鲁在印度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他的执政能力，以及他在政治方面的远见。

但62年战争后，印度上下的确陷入了一种认知失调。无论是处于“有声有色大国”面子，还是处于坚持法理上正义性，尼赫鲁都极力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中国塑造成“侵略者”的形象，媒体宣传也是大力推进反华浪潮，中印关系陷入低迷期。

这时的印度，进一步靠拢美国是无奈，而美国也喜闻乐见扶持印度对抗中国的局面。

换句话说，印度迷失了当年的“不结盟”政策和独立思想，开始滑向自己所不愿见到的“二等角色”。

尼赫鲁战前曾在联邦院说：“接受军事援助是同不结盟政策背道而驰的。它实际上变成同援助国结盟了。”

但战后的印度，并不接受中国递来的橄榄枝，包括中国主动回撤至实控线20公里外，主动交还缴获武器和物资，全部释放俘虏等。对美国的态度，却发生了180°的大翻转。

1963年1月，印度外交秘书向美驻印大使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同美国在亚洲各地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以遏制中国。

1963年11月，美英向印度派出2个高级顾问代表团。随后印美签订包括举行联合空中演习和其他防御协定的五年防御计划，印度也毫不犹豫地允许第七舰队开进了印度洋。

这场战争的负面影响还不止这些，尽管战前因为印度“爱好和平”的形象塑造和“受害者”形象使很多国家都支持印度，但战后印度在国际事务和南亚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尼赫鲁本人在政坛的影响力也因之下降，印度失去了其一贯声张的独立性，和加快迈向“有声有色”大国的良机。

一个例子是，为了害怕军援断供，尼赫鲁很快不得不接受美英建议，和巴基斯坦坐下来谈判，实际上说明印度外交已经受到美英左右了。

而印度的国防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化，大力扩充军费，全面加强军工并扩军，1964年军费比1961年增长近3倍，兵力增加43%，其目的不言而喻。

这段中印冷战，直到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任总理后才开始有解冻迹象，到英迪拉·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执政后，才步入实质进展。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尼赫鲁当年也始终顶住了同北京断绝交往的巨大压力，62年战争后不久，尼赫鲁仍继续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只是没有以往那么带头催促解决了。

有点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

“作为新近独立的国家，中印双方都没有从解决边界纠纷的根本需要来考虑问题，而是分别以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棱镜去观察对方的地理限制。中印两国均依大国知觉行事，而忽视了自己还只是刚刚独立的弱国的事实”。——参加过1962年战争的印退役中将拉加万2001年语

好了，虽然起了个浮夸的标题，但我们只聊几个具体的问题。

首先，我们了解或者愿意深入了解印度吗？

如果脑海里浮现的是圣雄甘地、泰姬陵、印度阿sir（旧香港时期）、神奇的火车or摩托载人、佛教、种群、瑜伽或者三傻大闹宝莱坞等等，那么的确我们了解的只有碎片。

不独民众，学者也更愿意挑具有名利或现实价值的方向，当然还有一些人持之以恒对印度展开研究，但对印研究相应于美欧日韩仍然是长尾，直到今年才成为小热门。

这意味着我们对印度或印度人的认知存在某些“失明”甚至傲慢，这种傲慢不正是我们反感的欧美对我们的认识吗？

同样，印度对民众一以贯之的中国是“侵略者”形象塑造，也导致了民众对真相的漠然和对中国的偏见，这点从近来的反华活动一点就着可见端倪。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印关系趋于缓和，小平同志提出“一揽子解决”原则，中印历经7载8轮会谈，到88年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双方虽在边界问题上进展不大，但缓和关系和经济文化贸易领域取得了可喜进步。

国家间有更多交流，和平共处就成为主流，边界冲突就成为支流。更重要的是，双方价值文化的互输，使了解理解变为可能，有助于对边界问题采取更冷静更长远的态度。

举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印国防部长的费尔南德斯，多次发表中国威胁论，甚至称“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但在他2003年访华并参观了中国多个城市，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对印关系的诚意和中国发展变化后，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不但大谈中印友好，而且国内很多讲话中三句话不离中国，并自发筹集药品帮助中国应对“非典”，为中印关系推动很大，印度媒体戏称“他爱上了中国”。

第二，炒作“龙象之争”为哪般？

龙象之争，出自英国经济编辑史密斯的书名，因为具有符号化的意象，所以鲜明易记，也爱被国内外引用。

龙象之争

没错，又是英国人。你会发现，从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内斗到亚洲（包括中东）内斗，挑拨内斗对西方而言是一件驾轻就熟且能坐收渔利的事，这一点当年的杜勒斯（美国前国务卿、冷战期间美外交政策主要奠基者）就直言不讳地宣布“让亚洲人打亚洲人”。富有卓见的政治家从不难看出里面的门道，区别在于能否控制野心和扛住捆绑。

我们还是从印中两国来说。

印度文化里的确很早就有“强大邻国乃是潜在敌人”（公元4世纪对印度影响甚大的哲学家政治家考底利耶语）的基因，而印度独立后，也确有把中国作为潜在“假想敌”看待的政治意图，这一点恐怕不只是边界因素。从反向刺激看，树立中国作为潜在威胁甚至主要威胁，也有利于强化印度相对薄弱的国家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爱好和平的文化经常受到干扰。

对中国而言，印度从来不是威胁。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与印度的纠纷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友好的。小平同志曾说：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中国最高领导人2019年访印说：维护好、发展好中印关系，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相应的，中国民众也从不认为印度威胁的存在（这一点或许让印度略伤自尊），我们的眼光看的更多的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印度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相近的受压迫的近代史，以及喜马拉雅的天然地缘割断，让两国在实质上并不构成威胁，也有了“天然友好”的合作基础。

我们的主要矛盾仍是东南沿海，我们的目标是和平崛起，这一点是需要清醒认识的，特别是对一些动辄喊打的“热血民族主义者”。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曾在1960年会见时有段有趣的对话。蒙哥马利说：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主席一下。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候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说：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蒙哥马利说：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毛泽东说：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

60年过去了，中国既强大了起来，也兑现了和平承诺，但冷战思维、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阴影，仍然在世界徘徊。

第三，仍需警惕外界力量的挑拨干预。

我在前文曾经提到过最早出自人民日报的观点，即中印关系越紧张，印度获得美援就越多。

这里面可能还隐含着获得先进装备技术就越多的问题。

印度要发展，也离不开外援，而外援是有价码的。

某懂王上任，搞印太战略，于是有了2017年某事件。

懂王今年2月访印，签了45亿美元的军火大单，又秘而不宣地洽谈了与印度的“毛衣”战，于是有了今年某事件。

政治难得巧合，历史总在重演。

印度的政治已经日益成熟，大国意识也在成长，不会傻乎乎充当某国优先的“马前卒”，但国内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多方势力的角逐，仍然有不确定的风险存在。

对于中国而言，即便致力于发展中印友好，即便从不将印度作为敌人，也必须具备强大军事实力。

因为成为世界强国永远是最稀缺资源。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以不必打”（人民日报发表最高领导人论述）。和平崛起是我们的星辰大海，以武止戈是必须的保底手段，二者不可偏废。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发自内心地向可歌可泣的边防官兵致敬了。

最后说一点，1962年那次战争，印度以为中国内有灾害，外与苏联失和，而自己有美国等支持，误判中国兵力和决心不足，想乘机在边境占更大便宜……这种心态，和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倒是有几分相似。美国当年懵了，完全没想到日本敢在自己头上动土。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搞事，中国也没想到。所以，《国家人文历史》刊登的一篇文章，摘要第一句就是：

“1962年9月中旬，毛泽东同周围的人谈话时说，想了10天10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注：笔者曾专门请教《国家人文历史》副总编，想通过他问该文作者这句话的具体出处。对方回复说：“这篇文章是2012年，对印作战周年时的，时代久远，我恐怕完全不记得了。”所以，上面那句话的原始出处待查，暂时只能当谈资。）

参考文献：[1]林承节.印度史[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2]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M].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4]人民日报编辑部.《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N].人民日报，1962-10-27(1)

[5]随新民.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6]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7]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

[8]肖冬松.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重大创新发展[N].人民日报，2016-11-9(7)

“许述工作室”创始人简介

许述，四川宜宾人，军事学博士，曾在《书屋》等媒体发表文章70余篇，接受过凤凰卫视等媒体采访，受邀到华为等演讲十余次，出版专著《这才是美军》，出版一年5次加印，在京东新书热卖榜常居TOP3，登上三联书店畅销书排行榜，进入美国纽约公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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