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一位美军研究专家，文章专业性强，非常具有前瞻性。

美军《陆军条令》对“任务式指挥”的定义为：“在一体化地面作战过程中，指挥官通过使用任务式指挥行使权力和进行指挥，以使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领导者在按照指挥官意图的前提下发挥符合作战纪律的主动性。”

通俗地讲，“任务式指挥”就是要求上级指挥官只下达任务命令,不限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方式和过程, 只规定“做什么”和“为什么做”，而不具体规定“怎么做”，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

这种指挥方式在美军战史上屡试不爽，大放异彩。但是，全球化部署的美军也面临“任务式指挥”实施的诸多矛盾，特别是应对突发危机而不是有备之战，或者非战争行动时，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导致共识和信任不够，指挥矛盾就会凸显。罗斯福号航母“吹哨”舰长就是典型案例。

为此，疫情之下，美军“任务式指挥”也在悄然变革。本文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看法，与各位读者共同探讨。

疫情笼罩下的美军

本质上，任务式指挥是一种铭刻在职业化军队DNA 上的学习式行为。

——美前参联会主席马丁·邓普西

美前参联会主席马丁·邓普西

“吹哨”舰长克罗泽尔被解职的风波似已平息。笔者也曾预测，处于管理链的海军代理部长辞职后，不出意外克罗泽尔会在美疫情阶段性控制后得到复职，并授以“美队式英雄”般的待遇。当然未必能再给他一艘航母，除非民主党再度上台。

那么，对美军疫情怎么看？

正如生病对一个身体强健人来讲只会改善其免疫力，疫情只会短期影响美军战力，然而时间窗口并不足以给国家体以可趁之机。更大的可能是，会加速其对指挥控制层面的反思，比如会否对“任务式指挥”进行迭代创新，促其指挥管理体制更加完善？

关注事件背后的逻辑，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比单纯吃瓜有意义一些。

或许我们可以来看看任务式指挥。

任务式指挥，思想鼻祖仍然是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

19世纪初，普鲁士与拿破仑的败战（耶拿战役）后，用于推进军队指挥体系改革，经老毛奇发扬光大，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所以德军往往称老毛奇为“任务式指挥之父”。进入20世纪30年代，德军制定颁布了对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条令《部队指挥》，将任务式指挥覆盖到作战、训练、保障的各个方面。

“任务式指挥之父”——老毛奇

美军的接纳是20世纪初，比德军晚了一个世纪，从这一点上看，后发也许并非劣势。

关于任务式指挥的发展历程，前人珠玉很多、随处可搜，不必花大气力去阐述。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本身。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对任务式指挥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并详细论述了战争阻（迷）力（雾）。他在《战争论》中提到几点，笔者简单罗列一下：

1.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

2.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

3.这种可怕的阻力，不像在机器中那样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而是处处同偶然性接触并且会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

4.战争中的行动像是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的运动；

5.人们在理论上决不能完全认识到这种阻力，即便能够，也还缺乏那种经过锻炼的判断能力（人们把这叫随机应变）；

乍看之下，克劳塞维茨的哲学观点和孙子的“胜战不复”“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等思想类似，但二者的分水岭又恰恰在此。

克劳塞维茨和其后来者们，在微观和分析层面走得更深，而孙子在宏观和综合层面爬得更高。

仅就不确定性本身而言，孙子强调的是知己知彼，仍然希望通过对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去消除不确定性，而后来的美军则一方面致力于技术精确，另一方面更加现实地选择了拥抱不确定性。

1995年，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鲁·马歇尔提出过一个经典的不确定性之问：

过去的几十年中战争阻力是否减少了？

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鲁·马歇尔

这意味着美军对信息化战争的阻力或迷雾，仍然保持了“不确定性是战争本质属性”“没有什么指挥技术可以消除不确定性”的警醒。

正是基于这点，美军才不遗余力地在探索任务式指挥道路上走了上百年。

美军的任务式指挥百年之路其实也坎坷。

早在一战时期，美军就从德军那里接触并引入了任务式指挥，但更多只是概念和原则层面。

当时的美军还是以一战的法军思想为主导，将作战分解为工序，按部就班的搞计划、搞训练，这实际上就是基于工业化思维的集中控制理论。

漫长的二战并没有改变美军，一方面是胜利冲淡了反思，另一方面机械化战争形态也并没有凸显指挥层面的矛盾。

直到越战失利后，美军才走出麦克纳马拉的模式，开始重新审视任务式指挥，并致力于把这一哲学方法化、技术化、工具化。

之后，美军在一系列条令修订中对任务式指挥展开探索，尽管90年代裁军和军费收缩又一度遇到困惑和停摆，但“911”事件又成了新一轮改革的动力。

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切切实实地尝到了任务式指挥的甜头。

这里就不得不提攻占巴格达的经典之战，被一些军事学者认为是任务式指挥的典型。

2003年4月初，美军第3步兵师长途奔袭至巴格达城外。当时巴格达城内和周边有伊拉克近14万精锐部队，防御和火力工事更是坚固。

海湾战争中，美军奔袭巴格达

按照传统的“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有很多人预测美军根本不敢进城，围而不打、引蛇出洞等是最大可能，伊拉克战争成为当时国内军事预测家的滑铁卢，攻占巴格达也不例外。

因为美军选择了直捣黄龙，绰号为“斯巴达人”的步3师第2旅担任此次代号为“迅雷突袭”的行动，开创了二战后装甲部队敢突入城市作战的首例。

作战中，预定计划是第2旅以营级特遣队从东南入城，沿8号公路向北突击到巴格达城西，与第1旅在机场会合。

但旅长铂金斯在第一次试探行动后，给师长和军长提建议，说计划可以变成直接进市中心，占领萨达姆行宫和执政党总部。但军长出于打稳妥“消耗战”考虑没有同意。

铂金斯在行动中直接调整计划，虽然开局受到伊军雷场、密集火力等顽强抵抗，一度损失惨重，但铂金斯基于对战场态势掌握，仍坚定认为自己的部队可以占领市中心。

而军长和师长在跟踪态势时发现下属偏离计划，居然也没有发飙，而是发出了增援部队帮助第2旅度过难关。

最终，美军打败了8号公路上的伊军，超额完成了既定战术计划——成功占领伊拉克权力中心。

海湾战争中“死亡公路”

根据美军任务式指挥流程“计划—准备—执行—评估”，胜利关键正是铂金斯在准备和执行环节，充分发挥了分散指挥优势，即充分理解意图——既然要穿城，不如直接斩首，实现攻心为上的战略目标价值；灵活果断执行——当计划方案与实际作战需求不匹配时，临机调整计划，敢于承担风险。

可以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军任务式指挥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到2012年，前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强力主导下，美军出台条令出版物ADP6-0，被称为任务式指挥“白皮书”，以及《美国武装力量条令》《联合作战顶层概念》等一批法规文件，将任务式指挥作为指挥控制的首选概念。

这也标志着任务式指挥的成熟。

那么，究竟美军赋予了“任务式指挥”什么内核呢？

笔者浅见，有以下几点：

1.条令化制度化的执行。“任务式指挥”白皮书明确了任务式指挥“六原则”：互信而有凝聚力的团队；共同认知；清晰的指挥官意图；基于纪律的主动性；任务式命令；审慎承担风险。单看这六个原则，几乎与我们传统兵书的精髓一致。但最大的分水岭，是通过条令细化形成一整套的方法流程，再通过教育训练变成行为方式，从而摆脱了原则化的抽象和不确定，变成操作性可靠性沿袭性更强的体系。

2.约翰·博伊德和OODA。博伊德对现代美军的影响，几乎比肩孙子之于中国，他的生平拍成电影，精彩绝不亚于《美丽心灵》（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或者《模仿游戏》（讲人工智能之父图灵）。他在《冲突的范式》中阐述的机动战思想，催生了“空地一体战”理论，打破了美军固化已久的法式“正规战”思想。而后的OODA循环理论【即：观察（Oberve）、调整(Orient)、决策(Decide)以及行动(Act)）】，迄今已被大家熟知。正是OODA的提出，让美军发现了分散指挥比集中控制周期更短，指挥不再执着于精确，而是趋向于判断一致后的效率。

3.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越战后的大反思，让美军充分认识到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可贵，不断的战争实践又让很多中下级军官敢于运用和表达这两种思维。简而言之，批判性思维就是类似于“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方法，被美军用于各个领域包括“红队”建设；而创造性思维不必多说，两者结合加深理解和迸发火花，最终趋向于对战场态势和作战问题的认知提升和一致。现代美军很多作战理论，都是由校级军官提出而非将官提出，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思维创新之花结出的作战理论之果。

4.控制科学的引入。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翰·斯坦比特曾说：人类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权力不断下放的过程。这里涉及到东西文化在指挥认知的分歧，东方（包括俄）认为指挥是组织领导活动，而美为代表的西方则基于权力论，认为指挥是使用资源和完成任务所行使的职权。基于此，美军更将指挥与控制并列，基于系统科学的控制论，使得美军重视指挥控制系统的“自适应性”，为任务式指挥提供了科学基础和决策流程方法。

5.信息技术与指挥的深度融合。在指挥控制、兵棋推演等方面，老美从来都舍得下本钱。而算法、数据、人工智能兴起，更让美军如虎添翼，不断用信息技术“将参谋机构从处理数据这样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能够进行广泛的信息共享”。这一更新的步伐从未停止，2019年底，美陆军发布了15种经过审查的技术，目的都是通过改善指挥所基础设施，提高任务式指挥能力。比如数字查看器应用程序、任务指挥平台、设备包、战术计算环境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部署的美军依然面临任务式指挥实施的诸多矛盾，特别是应对突发危机而不是有备之战，或者非战争行动而非作战行动时，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导致共识和信任不够，指挥矛盾就会凸显，“吹哨”舰长就是典型案例。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疫情会不会对任务式指挥造成影响？

答案或许可以从美军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指挥体制改革窥见端倪。

美军想干哪几件事呢？一个是精简机构，合并同类项，减少指挥机构内耗；另一个是削减将官，同时降低“管理链”中部分军种司令部的将官级别，进一步“放权到边”，减少插手下级事务的人。显然这个改革阻力很大，毕竟动了利益蛋糕，所以特朗普上台后没太推进，只是增加国防预算和力推太空军。

所以还是开头那句话，尽管连总统都忍不住干预指挥，但疫情只会加速美军对任务式指挥的改进。

从战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晚清的师夷长技，无论成功失败，善于学习从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优长，向先进学习、向对手学习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

问题在于选择学还是习？

“学”很多时候是一揽子买卖，比如掌握概念、移植机制、模仿技术等；而“习”本字是“習”，取鸟儿频频试飞之意，是反复思考和实践运用臻至熟练的循环。所以才有“学而时习之”之说，只学不习容易得其形而失其神，也容易桔生北为枳。

体和用的矛盾如何统一，是学习者该思考的问题。

笔者对美军认识尚浅，仅就任务式指挥谈一些供商榷的观点。

1.技术主导可能是对美军认知的大误。不可否认美军拥有强大技术并致力于保持技术领先。但近年来他们越发在指挥层面重视人的因素，任务式指挥哲学就是基于释放一线指挥员的主观性创造性考虑。某种程度上看，任务式指挥的成熟，可能标志着美军已非传统认知里的技术型军队，正在向“技进乎道”迈进，任务式指挥白皮书里将指挥艺术先于控制科学，并强调“控制科学支持指挥艺术”，值得引起深思。

东方的“技佐乎道”文化，需要对技术的更深探索和掌握，缺什么补什么是常识。

2.一个二律背反的永恒课题。是集中指挥还是分散指挥？当然是哪个能赢得更漂亮就用哪个。这个道理别说指挥员，老百姓都很了然，但事实上却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大概等同于媳妇和妈掉水里先救谁。比如，宋朝就遇到过这样的矛盾，太宗赵匡义还发明了一个神阵——平戎万全阵，希望带兵将领都按他这个阵来打。到了南宋，据说岳飞也被上级宗泽传授过这个阵法，但是直接说放那我看看就行了，还补句名言：然势有不可拘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然，最后百战百胜的岳武穆，还是输给了十六道金牌的集中指挥。

到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更便利了集中指挥，但却没有消除战争迷雾，因为纸面数据不等于真实实力，也无法洞穿人心。但上级总认为自己经验更丰富、能力更强、权力也更大，所以集中指挥很容易占上风。这样或许稳妥，但肯定只凭要求集中又鼓励主观能动的原则显然解决不了，因为无所适从的部属必然会趋向于打“安全牌”的不敢担责。

美军用的方法很聪明，把媳妇和妈都教会游泳，并且定下规则媳妇和妈还要交流游泳心得，当然教会的过程很艰难，而且即便教会了，媳妇和妈也很难达到共处。

所以，我们最后可能发现，任务式指挥成功核心，在于“上下同欲者胜”，也就是美军说的“信任文化”。

3.资源有限性制约任务式指挥的培养。美军为了推广作战理念，从不惜血本投向培养军官。举个例子，许述博士曾在所著《这才是美军》中专开一篇介绍美军训练，其中对欧文堡训练中心的描述有兴趣也可以看下，阔绰的美军1:1还原12座阿拉伯城镇，1600多个“COSPLAY”混杂恐怖分子的城镇居民。而美军的其他模拟仿真也脱离了“演真扮像”，趋向于“身临其境”。这也是电视上经常看到，美军的实兵演习场景往往风雷电掣，指挥演练布景却简朴实用，钱更多花在了刀刃上。

欧文堡美国国家训练中心

当然，美军也经历过捉襟见肘的阶段，90年代美军中下级军官也一度缺少训练资源，只能跟着上面计划“大呼隆、一锅煮”。显然，这种模式培养不出有效实施“任务式指挥”的军官队伍，而这时候信息差、能力差、资源差，决定了实行集中指挥反而是更保险的。我们也许需要在变革前瞻性和现实可能性中作出选择。

4.美军任务式指挥的未来。我们也应该看到，任务式指挥更多是陆军作战的概念，尽管美空军和海军也植入了这一理念，但在具体实施上并没有陆军成龙配套。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应当是空军和海军更多是战术单元执行战略任务，指挥层次和跨度并没有陆军那么大，空中分队或者舰长的指挥重点对象，也主要不是人而是结合了人的装备。同一时期的特种作战，美军就选择了集中指挥，比如击毙本拉登的“蟒蛇行动”，尽管也暴露出军方高层用现代通信手段直接指挥影响了战术主动性的问题，导致联合不畅、损失较大，但很多人仍然认为由一个指挥官指挥更有效率。所以，终结任务式指挥的因素可能有两条，一条是战术行动战略化，进一步压扁指挥层级；另一条是指挥对象发生变化，比如人工智能战争形态初现。

从美军最近的资料看，陆军也处于任务式指挥的十字路口，任务式指挥模式终结也许就在未来十年。说不定会进化成Self-Adaption（自适应指挥），既有人机互动的分散指挥，也有战略意图的集中控制，任务式指挥哲学作为DNA仍然得以保留，毕竟分权和灵活、创新和效率是美军的命根子。

参考文献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2]刘鹏.突袭巴格达：美军任务式指挥经典战例[OL].中国陆军，2018

[3]美军条令出版物ADP6-0号：任务式指挥[M].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2012

[4]泰克.指挥所变革：美陆军推出15种新的任务式指挥技术！[OL].桌面战争，2019

[5] 陈航辉.美军新一轮指挥体制改革大幕将启[OL].解放军报，2016

[6]Ryan Orsini. U.S. Army Mission Commandat a Crossroads, 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articles/2019/10/29/us_army_mission_command_at_a_crossroads_114820.html,2019（美军任务式指挥走到十字路口）

“许述工作室”创始人简介

许述，四川人，军事学博士，曾在战区级机关工作，并在《解放军报》、《书屋》等媒体发表文章70余篇，接受过凤凰卫视等媒体采访，受邀到华为等演讲十余次，出版专著《这才是美军》（中将王洪光作序），出版第一年5次加印，在京东新书热卖榜常居TOP3，登上三联书店畅销书排行榜，进入美国纽约公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现在成立了工作室，专注于研究美军。

最新与耳闻合作出版《兵道》一书（乔良和余戈两位老师作序推荐，王洪光中将和任国强大校，姜鸣、江晓原、杨浪等名家封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