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北京盛夏，一场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的现场气氛凝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站在台上，银发微颤，目光如炬：“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番惊雷般的发言，揭开了中国财税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篇章。

朱镕基

1993年的中国，正经历着“弱中央、强地方”的撕裂阵痛。财政包干制下，地方“藏富于己”，上海每年“精准”将财政收入控制在165亿元，北京则以“永远不超4%增速”的“躺平”策略应对中央；广东更是凭借政策优势，坐拥全国最丰厚的财政蛋糕。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自嘲说：“李先念当财政部长时，中央还有衬衫穿；王丙乾当部长时，只剩背心了；到我这儿，连裤衩都快没了！”

朱镕基深知，若再不打破地方财政割据，宏观调控将成空谈，甚至可能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最终朱镕基在会上力排众议，提出了“分税制”的构想：将增值税75%收归中央，消费税全盘上收，同时设立国税地税两套系统，彻底终结“讨饭财政”。

中央要进行分税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是巨大的，而改革最难啃的骨头，自然是当时贡献全国1/8税收的广东。这年9月，朱镕基带着一支60人的团队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的办公室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广东省委的一位常委率先向朱镕基发难：“广东贡献了全国1/8的税收，凭什么要分75%给中央？”

朱镕基反手甩出数据：“1993年，广东预算收入108亿，中央拿14亿，占比13%！而贵州农民人均收入只有你们的1/5！”他又指着地图上的阿勒泰地区说：“如果中央不从富裕地区多收，西部水库、公路谁来建？”

这场谈判僵持了三天三夜，朱镕基祭出“胡萝卜加大棒”：承诺将土地出让金全部留给地方，为广东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伏笔。同时他强硬表态：“若不同意，中央直接派工作组接管广东财政！”

最终广东提出了两个条件：以1993年为税收返还基数年、减免税过渡。朱镕基思忖片刻，在文件上重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决定让当年第四季度全国税收暴增50%，也为改革赢得了关键的突破口。

朱镕基

谈判结束后，朱镕基感叹道：“这哪是谈判？简直是虎口拔牙！”

从广东凯旋的朱镕基，马不停蹄开启了一场中国改革史上罕见的“长征”。在江苏，省长陈焕友拍桌质疑：“中央拿大头，我们怎么发展？”朱镕基反手甩出数据：“江苏国企亏损面超40%，不改革就是死路！”在浙江，朱镕基深夜召集干部算账：“分税制后，中央转移支付能让你们修10条沪杭高速！”两个月内，朱镕基飞赴10多个省，喉咙沙哑到要靠润喉糖维持发言。

随行的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后来回忆说：“每到一省就是车轮战，朱总理亲自算账，地方官员轮番上阵。有一次在火车上，他边啃冷馒头边修改方案，馒头屑掉在数据表上，都浑然不觉。”在这两个多月里，朱镕基瘦了5斤，却用双脚丈量出改革的共识之路。

1994年1月1日，分税制与汇率并轨同步实施。当全国人民欢庆新年时，朱镕基在办公室紧盯实时数据。随着第一笔增值税按75:25分成的数据跃上屏幕，朱镕基长舒一口气——中央财政收入当年暴涨200%，占比跃升至56%。与此同时，人民币结束双轨制，出口企业欢呼“再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换外汇了”。

分税制改革后的国税局和地税局

但改革阵痛随之而来，某北方工业大省因税源骤减，公务员工资拖欠3个月。朱镕基得知后，连夜召开会议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将1971亿港元土地基金移交地方，他告诫地方官员：“分税制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共同富裕的起跑线！”

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已运行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2.6%回升至18.6%，中央财政彻底摆脱“乞丐”形象。尽管土地财政、地方债等衍生问题至今未解，但历史终将铭记：这位“当代商鞅”以孤胆铁腕，重塑了大国财政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