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酝酿、发展，阎锡山控制的山西也不例外。

当时，日本公开扬言，如果山西停止抗日，可以发还阎锡山集团资产的49%，明目张胆地进行诱降。

阎锡山派梁化之去重庆见蒋介石，同时，让已在山西停止活动7年之久的国民党省党部重新挂牌。

阎锡山向部下的军官们比喻说：

“天要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

“天快下雨了”，是指形势要起大的变化，和日将要代替抗日；

“准备雨伞”，就是要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要从我党控制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下手。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晋绥军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即著名的“秋林会议”。

会上，阎锡山决定:

改编山西新军，沿用旧军番号，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军权，并派亲信到新军中充任“联络员”、“观察员”，并秘密制定了“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首先针对当时许多专署或县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手中的具体情况，在专署之上，成立了4个“省行署”，并分别委任其亲信、4个集团军总司令兼行署主任。

其中，以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第三行署主任，驻阳城岩山，负责整个晋东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

同时，取消了战地动委会，停止供给八路军粮食，暂停牺盟会发展，缩小各行政专员的权力，不准由专员委派县长。

其次，成立省级“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组织，网罗极端仇视共产党的顽固分子，散布谣言，破坏牺盟会，瓦解决死队，攻击共产党、八路军。

阎锡山派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赴晋东南各县时，还亲自训话，要他们不惜做“蛇蝎蛐蜓”，暗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甚至策动武装政变。

再次，在行署之下划分若干“师管区”，由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撤换了大部分牺盟县长，把军政民大权集中到了旧军人的手中，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

阎锡山还开办所谓“暑期进步训练班”，拉拢、收买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大小军官，提出“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要求受训人员一律要“言会长（阎锡山任民族同志会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志会长之志”。

在决死3纵队，旧军官孙瑞昆、刘树茂、张德修等人就是在此时受训并被收买叛变。

雷任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雷任民，1909年出生，山西平遥人。1927年，在山西汾阳县铭义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踏上革命道路。

1928年，他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担任法学院共青团支委。

1931年，雷任民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组织部长，同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933年刑满出狱后，次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经济学研究生。

在日本期间，他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在“左联”东京代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组织留日学生学习革命理论，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雷任民于1937年2月回国，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山西，在牺盟会总会工作，后任组训委员会委员、主任、总会常委，兼任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政治指导员。

10月，组建山西新军时，他被任命为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第9团政治委员，率部赴晋西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3月，雷任民担任由教9团、教2团与山西抗敌少年先锋队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4纵队（简称四纵队）政治委员。同时，领导晋西北临县、岢岚、太原3个牺盟中心区的工作。

在秋林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阎锡山调任其为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事，他以回交城整编4纵队名义，绕道去延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秋林会议情况，并请示今后工作的方针。

当汇报到阎锡山说要准备“雨伞”时，毛泽东说:

“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

当汇报到阎锡山要取消各决死纵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时，毛泽东说：

天下大乱，到处为王。你们不听阎锡山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

9月2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

10月初，北方局对山西反逆流反投降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同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

在新军内部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开展反对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除个别部队外，这一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因而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到了11月，阎锡山命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第19军等部，分南、北两路向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

12月1日，阎锡山诡称晋绥军要对日军占领的同蒲铁路进行破击战，令决死队第2纵队于5日进至灵石、霍县段破击，遭到拒绝。

山西新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阎锡山遂于3日通电全国，诬称该纵队“叛国”，并令旧军首先在永和地区袭击第2纵队第196旅旅部，杀害隰县、蒲县、永和、石楼、洪洞、赵城等县抗日民主政权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干部，残杀晋西独立支队隰县后方医院的伤病员。

于是，“十二月事变”爆发。随后，中央军委在致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的电报中指出：

这次“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

“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即警惕，准备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紧接着，决死2纵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还击顽军，其他各部和牺盟会领导人也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站在2纵队一边。

该纵队和八路军第115晋西支队苦战数日，先后击溃顽军两个多旅。

但是，顽军势众，我军回旋余地狭小、弹药奇缺，为保存力量，遂越过离（石）军（渡）公路向晋西北转移。

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党在一切地方准备局部的突然事变：

“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

同日，中央军委明确指示驻防晋西北的新军:

“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

于是，活动于晋西北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决死4纵队、工卫旅、暂编1师等部，以及八路军第358旅，先后投入反对顽固派的战斗。

在决死4纵队，雷任民多次拒绝阎电催他回秋林的命令。危急关头，他同决死四纵队党委及李力果等人一起，果断做出抢先肃清四纵队内部顽固分子的决定，并及时报告了中共晋西北区党委。

12月12日夜，雷任民率部紧急行动，肃清了全部反动的顽固军官，跳出日、伪军和顽固军包围，从交城山转移岚县，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使部队完全掌握在党的手中。

当时，敌军在晋西北的力量超过我军，而且多半驻在远离日军的各县。

12月27日晚，旧军高级将领赵承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临县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决死二纵队等部与晋西北我军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于12月29日作了全面部署，反击晋西北旧军。党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雷任民任副总指挥兼决死4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1940年1月2日至12日，决死4纵队右纵队3个团，首战阳坡告捷，全歼赵承绶骑1军主力步兵第3团，尔后，雷任民率右纵队与左纵队会合，进行了临县窑头、城庄、榆林沟等战斗。

随后，该部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将旧军压缩于临县县城附近。

正当4纵队与2纵队等部合攻临县县城及其周围顽军的时候，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到晋西北，统一指挥八路军和新军。

滕代远传达了中央指示：

接应二纵队等部北上，驱逐赵承绶等部。

1月13日夜，旧军在顽抗失利后放弃临县县城仓皇逃走。

新军接着向盘踞在河曲、保德、岢岚等县的旧军进攻。经过三天战斗，旧军不支，向西渡过黄河逃至陕西榆林地区。

至此，晋西北地区的顽军派势力被我肃清，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

在晋东南长治地区，旧军和蒋军力量大大超过新军，决死队处境险恶。

不过，蒋阎军的防地之间空隙不少，驻防这里的决死第3纵队完全可以向东越过长治到晋城的公路，靠近八路军主力部队。

但是，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上严重麻痹，在事变前实际上放弃了政治委员的领导权，未采取果断的应变措施，曾经决定清洗第197旅旅长、反动军官赵世令，也迟迟未见行动，留下了后患。

12月22日晚，8总队7连连长戴海长、8连连长李志刚，俩人联名写信给纵队党组织负责人，报告3营营长张德修暗中策动叛变，要求把他抓起来，但未得到批准。

24日，8总队首先叛变，接着，第197旅和9总队在赵世令的策动下一起叛变。

26日，7总队也被反动军官拉走，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全部被逮捕或驱逐，纵队部机关也同时发生叛变，游击11团被反动军官拉走约一个营。

这次叛变，3纵队损失3500多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五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上千人被绑架，二三百名共产党员、进步分子被杀害，其中有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多人，严重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不过，3纵队仍有部分队伍浴血奋战，冲击重围。游击10团在团长雷震同志率领下，越过临屯公路同决死1纵队会合。

一同前来会合的，还有7总队的一个连、游击11、12团的各一个营。他们越过日晋公路，在高平以东地区集结，据此不远的五专区保安司令部的9团、10团团部由于靠近八路军主力，旧军未敢贸然进攻，基本上未受损失。

1940年3月，这些部队重新整编为决死3纵队，随即配合八路军新1旅、第344旅，在晋城、高平之间，全歼继续进犯的阎军独8旅一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黎明支队，重振了军威。

驻扎在晋东南的决死1纵队，背靠八路军，驻地附近没有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大部也撤到岳南地区。但是，一纵队并未放松应变工作。

阎锡山原先从其主力部队派到一纵队的旧军官，大多数贪污腐化，扰乱军心，早已被我们陆续赶走。

接替他们的旧军官虽多属杂牌军，仍然同我们存在着争夺部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紧要关头，这种斗争更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

事变发生后，我军立即采取比较妥善的方式，把包括纵队长梁述哉、旅长台耀西在内的全部旧军官约一百余名调离部队，送往太行区的抗大学习，从旅至排的各级军事指导员，大都改由政工人员担任，认真进行战斗准备和调整部署。

这时，阎军对晋南稷王地区的政卫212旅和驻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政卫213旅也加紧了包围。

由政卫2支队和政卫3支队改编的第213旅下设的第57团、第58团，成立于1939年6月，在牺盟总会会长牛荫冠推荐下，郝玉玺又受命为旅长。

由于郝玉玺是在阎锡山"降日反共"方针指导下和共产党人的推荐下受命的，这就必然带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213旅建军不久，阎锡山即派遣3名联络员，分别进驻该旅旅部和团部监视行动，收集情报，进行破坏。

接着，又派遣了"突击队"、"敌工团"和"点验员"，进行侦察和策反，还分三批抽调了70名干部到秋林集训，妄图改变这支部队的性质。

郝玉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针对阎锡山的企图，郝玉玺与该旅党的负责人程谷梁研究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其对策是:

对阎锡山的派员，从生活上热情接待，旅部和团部各派一名副官作为他们到旅、团机关和营连活动的联系人，并带他们到抗日前线去视察。

另一方面，对他们的企图，采取党内口头传达的方式，逐级传达到党员，指示每个党员要外松内紧，提高警惕，不听他们的花方巧语。

一次，郝玉玺亲自带领驻旅部联络员程锡禹到桃花洞，视察官兵与日军的激战过程，使其亲眼目睹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气概。

但是，阎锡山这时的主要方针是降日反共，除派员策反外，还调遣了第34军、83军和61军共11个团的兵力，从北、西、南三面逼近二一三旅防地，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从11月中旬开始，阎军中的顽固派就不断向第213旅挑衅刁难、扣留人员。月底，乡吉特委书记赵守功前往晋西南区党委开党代会，将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电报密码带走，第213旅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加之阎军的封锁，连信件也难以送出。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电报通知旅长郝玉玺前往总部，面谈"有关二一三旅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

对此，旅部领导认为，统战形势急剧恶化，阎锡山居心叵测，去的不是时机，可以借故推脱不去。

但是，又考虑到，如果不去必然引起阎锡山的怀疑，又为顽军造谣挑衅找到了借口，最后决定还是去着为好，这能进一步了解情况，麻痹敌人，力争得到一批武器。

危难时刻，郝玉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副官王玉喜、丁荣之，警卫员小王和从特务连调来的两名神枪手李宝林和于太洋，一行6人骑着三匹马，前往秋林。

果然一到秋林，郝玉玺等人即被软禁起来，他在专人的"陪同"下，从事阎锡山预先安排好的各项活动，无法脱身，更不能同外界接触。

这时，警卫员小王被暗害，又给配了一名叫雷光荣的当警卫，这实际上是阎锡山派的特务，时刻监视着郝的行动。

直到25日，原汾城县县长、同时也是阎锡山远亲的地下党员胡西安，才以请郝玉玺吃饭之名，叫郝玉玺与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见面。

牛焦急地说:

"情况这么紧张，连我都要走了，你还来干什么?你来也不先见见我……"

郝说:

"阎锡山派人在半路上就截住了我，一切活动都由他安排，我无法脱身。你看怎么办?"

牛要他在胡西安的帮助下，尽快离开此地，必要时可化装逃生，从小路返回部队。但是，在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阎锡山是不会让他脱身的。

12月31日，顽军围歼第213旅的战斗打响，该旅在党的负责人程谷梁的正确指挥下，突出重围，向决死1纵队靠拢。

部队辗转突围，苦战兼旬，于1940年初在沁源同1纵队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合。

在秋林，阎锡山觉得争取郝玉玺无望，于1940年元月2日晨假意给了些物资令其归队，同时安排第34军在半路上埋伏。

郝玉玺一行6人带着部分武器和少数军饷过了黄河，副官丁荣之逃跑，其余5人路径不熟，仍在大路行进。

傍晚时分，他们行至吉县西关，被第34军的一个连包围，没收了他们的枪枝弹药，押至东关扣在一个窑洞里，严密看管。

是晚，郝玉玺预感到事情不好，他对大家说:

"天明后，我可能要出事，你们要设法尽快归队。"

说后让王副官给每人发了100块钱。

元月3日上午，该部开始提审，首次提审的就是郝玉玺旅长，实际上，根本没有审问，直接押到通往山垢村的半路上枪杀了。

第二次，提审副官王玉喜，也被枪杀而光荣就义。

第三次虚伪地提审雷光荣。最后提审于太洋和李宝林，经审讯后，送至军部特务连当战士。

当时，于、李俩人并不知旅长去向，几日后，见到一营长的马弁身系旅长的皮带，问及此事，方知旅长牺牲，时年24岁。

1940年1月中旬，蒋介石调令国民党第93军、第27军一部向临屯公路以北推进。阎锡山暂编1旅和新编第2师，策应北犯的国民党军，进攻决死1纵队。

这时，第129师386旅主力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阎军暂编1旅和新编第2师大部也被我太行385旅等部队歼灭。

在秋林的牺盟总会，也同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以派出检查工作等名义分批疏散到各根据地，其中大部分到晋西北。

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师和党员四五百人，先后转移到延安，接替牛荫冠同志负责牺盟总会工作的吕调元，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组织转移的重要任务。

当他最后准备离开秋林时，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逮捕，1946年在太原惨遭杀害。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终于被粉碎。

之后，阎锡山不仅失去了对新军的指挥权，而且与牺盟会矛盾激化，特别是取消了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内部不满情绪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这时，国民党中央军乘机插足山西，使其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晋西南10余个县，导致蒋阎矛盾加深，阎锡山完全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中。

在此形势下，为了重新建立与阎锡山特殊的统一战线，不致使阎锡山公开倒向日本侵略者，毛泽东、王稼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对解决山西问题作出了新的指示:

要求山西各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决死队，在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应继续与阎锡山团结抗日。

于是，薄一波、戎伍胜等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

阎锡山接到薄一波的电文后，正好找了一个台阶下，立即复电中共中央，表示愿意谈判。

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肖劲光带着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向阎锡山提出中共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和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建议。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表示愿意停止对八路军、决死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

至此，发生在晋城各地的十二月事变，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

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新军和八路军自卫反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使晋西北、太岳和太行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