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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败逃之前，从全国各银行掠夺了270万两黄金，偷运到台湾。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清查，大陆黄金储备只剩下6000两（不含台湾地区）。

上海解放不久，一个资本家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向国家裸捐全部家产，总共12万两黄金，另外还有估值1000万美元的企业固定资产！

按当时1美元兑换0.889克黄金计算，捐赠总额近30万两黄金。

说他为了新中国捐赠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一点也不为过。

这个资本家叫肖林，他和妻子王敏卿都是共产党员，被誉为“红色掌柜”。

因日伪疯狂扫荡，加之国民党政府的全面经济封锁，从1941年开始，我根据地已经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境地。

除了在根据地自力更生大搞生产运动，我党决定在白区进行商业运营，为革命运动筹集资金。

这一年春季的一天，肖林接到了钱之光的通知，周恩来有要事跟他谈。

钱之光在土地革命时期，在苏区经济领域担任领导工作，擅长经济管理和对外贸易。长征时期负责后勤工作，一路上为红军征集粮饷。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他跟随周恩来到重庆等地，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

肖林当晚就来到了重庆办事处，第二天，钱之光领着他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针对目前我党面临的困难，给肖林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他说，为了缓解根据地的困难，必须在国统区从事商业活动。

周恩来对他的履历非常欣赏，认为他是最合适的经商人选之一。

肖林是四川江津人。1931年，他刚满17岁，还在初中就读，因踊跃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怀疑成共产党员而遭到开除学籍。

为了生计，他进入著名民族资本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工作，尽管命运坎坷，他参与社会运动的积极性从来没有消减过。

他在工作之余，满腔热血地参与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结果又被国民党当局通缉。

1939年，肖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卢作孚对这个朝气勃勃的年轻人非常欣赏，提携他做自己秘书，带着他从事各种商务活动。

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实业家和爱国民族资本家。

他最为人们称道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创立民生公司，主营水路航运，是中国近代商业航运创始人。

他凭一己之力，将外国势力挤出了长江上游航道，被誉为“中国船王”，极大地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

第二件事是借助民生公司的力量，在武汉会战失利后，指挥并领导了宜昌大撤退，将大量国民有生力量和物资设备撤往重庆，使得整个民族工业免遭战火涂炭。

其劳苦功高，堪比二战初期，英国在法国进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正是在卢作孚的影响下，肖林在工作中潜移默化，积累了不少经商的经验和人脉。

为了工作方便，上级给他配备了一个得力助手，她叫王敏卿，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一起从事地下活动。

王敏卿出身于药商世家，耳濡目染，颇有经商头脑。

肖林和王敏卿两情相悦，在工作中很快就坠入爱河，向组织申请了结婚。上级也乐于他们的结合，这样对工作更为有利，很快就批准了两个人的婚事。

组织特批了几百个银元作为他们的启动资金。看着这些银元，两个人心头沉甸甸的。它们代表的不再是柴米油盐，而是党的信任，是革命的加油站，是创造光明未来的工具。

但两个人对于怎么经商都只是纸上谈兵，缺乏实战经验。现在要做操盘手了，不免有些忐忑。

好在他们没有畏手畏脚，组织上也没有给他们定下僵化的规矩，只有一条：

组织需要资金的时间是无法预定的，要用钱的时候必须按时足额交给组织，至于怎么经营，组织并不过问。

经过一番调查，他们认为先从需求量最大的、也是最普通的衣食住行做起。

向卢作孚先生递交了辞呈，肖林和王敏卿夫妇两在肖林的老家开了一个小商店，名字叫“恒源字号”。

主营当地土特产食糖、柑橘之类，转卖到湖北一带赚取差价。

卖出货物后，再从武汉购进重庆地区稀缺的纱布等物资，转手倒卖。

为了节省成本，夫妻两人既是老板，也做员工，还当业务员，身兼数职。

他们不舍得浪费哪怕一分钱，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事事亲力亲为。

除了自营业务，他们还利用各种人脉，给外地公司做代理，承接各种各种货物的采购业务，赚取劳务费。

总之，只要能赚到钱，他们就接下订单，赚辛苦钱。

一旦获知某种物品在两地之间有足够的差价，他们就在两地搞“投机倒把”。

慢慢地，他们的生意有了起色。

手头资金有了盈余，他们变得更加“趋利若鹜”，对钱财看守得越来越紧。

夫妻两个愈发抠门，几乎不近人情，谁也别想从他们这挪用一分钱。

做生意以前，肖林喜爱文学，经常写一些文学作品发表，风趣高雅。

可是现在的肖林，在熟悉他的人看来，浑身散发着铜臭味，俗不可耐。

亲朋好友不理解，背地里讥讽他们是“守财奴”，他们毫不在意。因为，这些钱是共产党的，除了党，谁都不够格使用它们。

经过3年的磨练，肖林夫妇对生意经应用得越来越熟练，对商场中的尔虞我诈也能得心应手地应付。

这时民生公司的一个朋友找到肖林，想跟他合伙到上海开公司，夫妻两个商量了一下，觉得此事可行。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重庆大生公司”，肖林任经理负责业务。

他在长江下游一带地区购进五金、药品等重庆地区急需品，又把重庆的木材运到下游地区出售，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资金也迅速增长起来，每一次党组织需要钱的时候，他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储备金远远超出了组织所需。

周恩来对他们的工作赞不绝口，对他们的工作成绩作出了肯定，同时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根据抗战局势的发展，他们的工作重心要逐渐转移到上海去。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5月，肖林在上海成立了独资“华益贸易公司”。

新公司开张，肖林家里也有了喜事，王敏卿即将分娩，双喜临门。

小孩出生后，因太幼小需要照顾，王敏卿暂时留在了重庆。

但是她并没有闲着，而是在重庆负责分销，两个人配合默契，财源滚滚。

一直到10月份，王敏卿才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浙江东路，有一栋5层老式建筑。

肖林的一个四川老乡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商行，他租用了一间办公室，开始了独自征服上海滩商圈的壮举。

他的套路还是从民用必需品入手。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日用品生产基地，主要是轻工用品，像肥皂、纱布、被单等棉织品。

因为战乱的缘故，航道不通畅，这些商品在重庆简直是千金难求。

抗战胜利后，航道已经打通，谁的供货速度快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空间。

这个时候，肖林在民生公司的人脉就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他的货都是民生公司安排最优先处理，在这一票买卖中，肖林赚得盆满钵满。

除了自己的业务，解放区也有业务交给他处理。

虽然解放区在上海市有秘密的经济渠道，但是很多东西不能公开售卖，比如缴获敌人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解放区的特有产品。

这时候就要交给名声在外的“华益贸易公司”处理了，卖掉这些东西以后，再换成根据地军民需要的物资。

有一次，山东根据地的部队缴获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

美钞和法币在蒋管区才有价值，黄金上面有记号，公开使用的话马上就会露陷，组织上就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肖林。

肖林把这些东西塞进装满花生油的油桶，偷运到上海。

到了上海，美元和法币就可以自由使用了。但是黄金得重新铸造，消除上面的印记才能使用。

肖林就找开金铺的朋友，请他们帮忙处理。就这样，华益公司的生意“黑白”通吃，业务就像滚雪球，越做越大。

这个时候，得找靠山了，没有靠山的话迟早会被蒋介石的经济部门给吞掉。

刚开始的时候，周恩来就有交代他们，要多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不论党派。这番话，既是对肖林夫妇的信任，也是工作需要。

要找靠山，就得找大的，稳的。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各色各样的社会名流打交道，甚至攀上了宋美龄。

随着“华益”越做越大，在上海滩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有一些军政要员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在山东地区，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负责清查和没收日伪军的财产。

他留下了一部分中饱私囊，在山东成立了一家中兴公司，专门收购私藏当地物资。

这家公司的经理是李弥的前妻的表弟，叫王肇昌，无巧不成书，他正好是肖林爱人的哥哥，也就是肖林的大舅子。

大舅子跑上门来找到妹夫，要跟他合作。

中兴利用军方关系，负责在山东帮助华益以官方价格收购棉纱，然后把两家的货物一起运到上海交给华益。

华益则以市场价出售两家的货物，两家公司按照交易额各自收取适当的手续费。

两家互助互利，资金周转快，利润高，获利颇丰。

李弥眼见自家腰包一天天的鼓起来，心情别提多爽了，两家的关系也由公及私，迅速升温。

李弥的亲戚或者家人到上海，都是肖林亲自出面接待，一时间大家都知道华益有军方背景，不敢造次。

人怕出名猪怕壮，华益被国民党税务部门盯上了。

从青岛来的一批货被扣在了码头，并税警借此机会清查华益的账目。

好在肖林早就有准备，平时就准备了两套账目本。

一本是公开做给国民党政府看的，各类财务项目按照政府规定编造的天衣无缝，一应俱全。

其实，真正的账目记在另外一本账本上，藏在肖林的家中保险箱里面。

这一本账目是对中国共产党负责的，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真实可靠。

见税警纠缠不清，肖林通过电话把情况告知了王肇昌，很快李弥军部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勒令放行。

真正的危险来自我们内部的叛徒。

1948年，重庆市委被军统破获，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他供出了副书记冉益智，后者也变节背叛了革命。

这两个人的叛徒行径导致渝、沪、宁三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江姐江竹筠的牺牲和重庆渣滓洞惨案，就是他们两人造成的。

解放后两个人都被抓获并被枪毙。尤其是冉益智，他的所作所为连军统特务都看不下去，不但检举了他，还在大街上帮助公安人员辨认并抓住了他。

自知罪大恶极，冉益智在被枪毙的时候主动要求曝尸荒野，不要给他殓尸。

而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刘国定与冉益智两人手上握有太多机密。

当时，叛变后的刘国定带着特务来到了上海。他是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同学，危险性之高前所未有，我党地下金库面临巨大威胁。

所幸肖林夫妇一向来是组织里面最顶级的保护对象，一直都是单线联系，所以刘国定并不知道他们的住址。

在上海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再加上党组织已经提前做了防范，刘国定才没有得逞。

上海解放后，华益公司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肖林夫妇找到军管会，上交了全部所得。

他们只留下三枚银元，作为为党出生入死的历史见证。

后来这三枚银元也被捐献给了博物馆，两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夫妇两人转到军管会工作，肖林被分配到轻工业处，协助陈毅市长管理纱布市场。

他运用自己的经商经验，与投机倒把的不法商人斗智斗勇，为快速恢复上海的商业秩序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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