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一直由宇文氏家族控制。宇文泰去世后，权臣宇文护觉得没必要再尊重这个所谓的皇帝了，于是逼魏恭帝让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建国号为周，是为北周。北周建立后，朝政大权一直由宇文护控制。

周武帝即位后，开始一直隐忍不发，暗中积蓄力量，最后诛杀权臣宇文护，政由己出，进一步实行改革，使北周国力更加强大，最终灭掉了北齐，统一了北方。

公元556年，宇文泰因病去世，由于他的儿子们年纪尚幼，他遗命宇文护负责国家朝政，辅佐年幼的宇文觉。在大将于谨的支持下，宇文护掌握了军政大权，并被任命为大司马和晋国公。

宇文护看到宇文觉年幼，企图利用宇文泰遗留的权势尽早掌控政权，于是在公元557年迫使西魏恭帝拓跋廓退位，将皇位传给宇文觉。不久之后，宇文护便杀掉了恭帝。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在西魏和北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宇文氏政权从西魏过渡到北周的关键人物。宇文护亦名萨保，是宇文泰的长兄宇文颢的幼子。

在公元524年，宇文颢在与六镇起义军的战斗中阵亡，年仅十二岁的宇文护便跟随叔叔加入了葛荣的军队。葛荣失败后，他们转移到了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从此，宇文护追随宇文泰四处征战，特别是在与东魏的对抗中屡次立下战功，并与大将于谨一同南征梁朝，攻下了江陵。

到了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去世，由于他的儿子们年幼，他遗命宇文护掌控国家大权。

然而，随着宇文觉的成长，他对宇文护的专权表现出不满，迫切的想要亲政不想当傀儡皇帝。而朝中的大臣如赵贵、独孤信等人也对宇文护心怀不满，并鼓动宇文觉采取行动。

宇文觉有柱国大将军的支持，便私下招募了一批武士，常在皇宫中演练，准备擒拿宇文护。他们计划在一次宫廷宴会中引诱宇文护入宫加以除掉。然而，计划很完美，第一步就失败了，计划不幸泄露，有人将消息告知宇文护，使得宇文护得以先发制人。

在公元559年，宇文护策划了一场政变，导致赵贵一家被灭门，独孤信被罢官并随后赐死，宇文觉也被废黜并毒杀。此后，宇文护自任丞相，扶持宇文泰的另一个儿子宇文毓登基，即周明帝。

宇文护认为宇文毓温和无争权之心，因此选择他为帝。然而，宇文毓在处理政务时展现出智慧和才能，逐渐吸引了一批忠臣，并通过发展经济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宇文护对此感到不安，便假意提出将除军权外的所有权力归还皇帝。出乎意料的是，宇文毓爽快地接受了，并正式将自己的称号改为皇帝（此前北周统治者称天王）。

这次事件后，宇文护更加紧张，于是在560年指使御厨在明帝的食物中下毒，毒杀了明帝。随后，他又立了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即周武帝，继续掌握实际权力。

周武帝深知宇文护势力强大，因此在刚即位时，他谨慎行事，不敢轻易表现出对宇文护的不满。有一件事情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谨慎与精明。

有一次，武帝的一位亲信大臣陈崇提到武帝对宇文护势力的忌惮。不久后，这番话被传了出去。

周武帝得知后，立即召集大臣们，公开斥责陈崇。就在当天夜里，宇文护派人闯入陈崇家中，逼迫他自杀。

周武帝这样做是为了向宇文护表明自己没有反对他的意图。

不久之后，周武帝采用韬光养晦的策略，公开表彰宇文护，称赞他是北周的中流砥柱和功臣。当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三十五年后获释，周武帝对她极尽礼遇，以皇太后的规格接待，并给予宫中最好的饮食与用品，以此赢得宇文护的好感。

正是由于周武帝在表面上的恭敬与隐忍，宇文护在表面上也没有像对待宇文觉、宇文毓那样对待他。

在暗地里，宇文护对周武帝始终不放心，经常威胁他，表现得非常专横。随着武帝逐渐长大，宇文护担心他会亲自掌权，因此萌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公元572年，周武帝决定除掉宇文护。

有一天，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周武帝期盼已久的机会来了，邀请他一起去见太后。

一路上，周武帝和宇文护像往常一样唠家常，看不出有什么阴谋的迹象，周武帝对宇文护说：“太后年纪大了，但仍然喜欢喝酒。我多次劝谏，但太后都不听。现在您回来了，请您来劝劝她吧。”说完，周武帝从怀中拿出一篇《酒诰》，交给宇文护，希望他用这篇文章劝导太后。

宇文护没有什么戒心，进入太后的住所，果然按照周武帝的要求，开始朗读《酒诰》。

正在他朗读的时候，周武帝突然举起身边的玉珽，猛烈地击打在宇文护的头上。宇文护立刻倒地，周武帝急忙命令宦官何泉用刀杀掉宇文护。

何泉因紧张而手抖，几次挥刀都没能致命。这时，周武帝母亲的弟弟卫公冲了出来，协助杀死了宇文护。

诛杀宇文护是北周武帝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一举措让周武帝摆脱了成为傀儡皇帝的命运，也使北周免于内乱，避免了国力的衰退。

宇文护被诛杀后，北周的大权终于真正掌握在周武帝的手中。周武帝也因为除去了心头之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在父亲宇文泰所建立的基业上，终于使原来弱于北齐的北周转弱为强。

公元572年，周武帝通过杀掉宇文护，重新掌握了权力。在其父宇文泰励精图治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动了多方面的改革。周武帝上台后，首先实施了释放奴婢的政策。当时的西魏和北周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奴隶制残余。

宇文泰曾在消灭南朝的萧绎时，将江陵的男女数万人变为奴婢。周武帝在公元572年颁布诏令，宣布“江陵被俘虏而在官方做奴婢的人，全部恢复平民身份”。

在公元577年灭齐之后，北周武帝再次颁布诏令：“自572年以来，河南各州因被齐掠夺而破产沦为奴婢的人，不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全部释放回家，免除奴籍。原居住在淮南的，可以自由返回，政府不加干涉；愿意留在淮北的，可以随意迁居。”

同年，周武帝宇文邕再次下令，扩大释放范围，无条件释放了大批奴隶。

通过这两道诏令，北齐自公元572年以来掠夺的奴隶、北周自公元534年攻下江陵后强制为奴的自由民，以及北周在公元576年10月前掠夺北齐的民众为奴的，全部被释放。

只有在公元576年10月与齐作战时新俘获的奴隶未被释放。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周武帝的这一举措是极其不易的，尤其对于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

鲜卑族长期以来一直有将战俘作为奴隶的传统，而周武帝勇于打破这一传统，解放奴隶，标志着对古老习俗的革新。此举不仅使大量奴隶成为平民，还为国家提供了众多的登记在册的农民。这不仅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还增强了北周的中央集权，削弱了豪强地主的私人势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改革加速了鲜卑族从奴隶制残余向封建制度的转型。在这方面，北周走得比北齐更远。当北周加速汉化进程时，北齐却走上了相反的历史道路，且越走越远。

在周武帝统治时期，他还对士族和豪族进行了严厉打击，以削弱他们的权势。自魏晋以来，士族大族占据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南北朝时期有志于改革的君主都希望解决这一难题，但这也是他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由于统治者与士族大家在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上存在矛盾，因此历代统治者一直试图打击这些士族大家。然而，打击的力度往往有限，统治者常常顾虑重重，畏首畏尾。周武帝则以其雄才大略，在亲政后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周武帝颁布了一项严厉法令：“地方豪强凡隐藏五户以上农户、十口以上人口，或三顷以上土地者，处以死罪。”这一法令的严厉程度自北魏孝文帝创立三长制以来前所未有，针对的是大地主隐匿土地和人口的行为。

在政治上，周武帝主张中央集权，深刻认识到自东汉末年以来形成的封建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严重削弱了王权，是社会长期混乱不治的最大根源。

周武帝积极主张强化君权，认为君权的强大是实现全国统一的重要先决条件。因此，北周武帝的改革围绕中央集权展开，每项改革措施都旨在将权力集中于中央。

在政治方面，周武帝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持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确保中央拥有足够的权威和威慑力。这种做法保证了中央的政策和法令能够顺利传达并实施到基层，进而实现了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推动了北周经济的繁荣。

在军事上，周武帝在其父宇文泰改革府兵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军队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将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北周武帝还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皇宫侍官，以增强军队与皇帝之间的亲密联系，改变了过去府兵专属于某一军队统帅的传统，使得军队直接隶属于君主。强化君主的权力。

这样，皇帝成为府兵的最高实际统帅，并将军队分配给自己信任的人分别领导，从而比以往更紧密地掌控了全国的军事力量。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开始蓬勃发展，无论是在南朝还是北朝，佛教的影响力都日益增强，寺庙遍地开花。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寺院经济异常繁荣，这反映了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兴盛。

在梁武帝统治期间，有人曾上书提醒他，寺庙占据了大量的人口和资源。佛教在北朝的影响更为深远，北魏末期，寺庙数量超过三万，僧尼人数突破二百万。北齐时期，佛教风气更为盛行，境内寺庙超过四万，僧侣人数也达到了二百万。

僧侣不仅参与政治事务，还对经济产生了影响，寺院经济不断壮大。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激烈争夺土地和人口，许多劳动力流入佛门，导致国家兵源和壮劳力的流失。因此，当时有人认为佛教对社会的冲击如同洪水猛兽般巨大。

​在一些历史时期，个别统治者虽然意识到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并不愿意采取反对措施。相反，他们看重的是佛教在麻痹和控制广大贫苦百姓方面的作用。宋文帝曾表示，如果百姓都信仰佛教，国家就会安定，统治者的负担也会减轻。

因此，在南北朝时期，许多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保护和支持的政策。比如，梁武帝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多次前往同泰寺出家为僧。在这样的背景下，抵制佛教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心。

在北周武帝之前，魏太武帝也曾试图抵制佛教，但主要依靠武力手段，而北周武帝则更多地采取和平方式，因此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公元567年，一位名叫卫元嵩的人向周武帝进言，指出佛教已偏离其初衷，成为压迫百姓的工具，建议周武帝废除佛教。

卫元嵩原本是四川的一位僧人，但为了吸引注意，他听从师父的建议，故意表现得疯疯癫癫。很快，他来到了长安，一方面与当时的权贵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则装神弄鬼，让人们觉得他是个特别的人物。他向周武帝提出灭佛的建议，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然而，卫元嵩的建议正好迎合了急于施政的周武帝的想法。考虑到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因素，周武帝决定推行灭佛政策。没过多久，周武帝便召集了朝中官员、道士和僧侣共同商议是否执行灭佛。

尽管周武帝的灭佛意图深入人心，要改变社会风气却不是易事。更重要的是，当时朝中实际掌权的是宇文护，而宇文护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灭佛的最大阻力正是来自于他。因此，当时推行灭佛的时机并不成熟。

在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在处决宇文护之后，开始亲自掌控朝政。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他再次召集道士、僧侣以及朝中官员，商讨佛教、道教和儒教三者的地位问题。这次会议上，武帝明确表示国家以儒教为主，道教次之，佛教列为最后。实际上，这种安排已经为后来的灭佛行动埋下了伏笔。

一些佛教徒不理解周武帝的意图，仍然坚持争辩，希望将佛教的地位提升到道教之上，心中充满不满。然而，也有一些洞察时局的人看出了武帝的真实意图，支持他的决定。僧侣们的讥讽和反抗不仅未能改变局势，反而坚定了周武帝要进行灭佛的决心。

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颁布诏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当时，他下令销毁佛像，拆除寺庙，焚烧佛经，并要求已经出家的僧侣还俗，返回家乡务农。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北周境内的佛教势力遭受重大打击，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也释放了大量劳动力，确保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到了建德六年（577年），北周征服北齐后，武帝将灭佛政策扩展至齐地，整个北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对北方寺庙势力造成了沉重打击。尽管这一事件被后来的佛教徒视为一场浩劫，并受到强烈批评，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灭佛运动的成功显著增强了北周的国力，为征服北齐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武帝无视世俗偏见，勇于改革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周武帝一生中的第三大成就是消灭北齐，实现北方的统一。从北魏分裂后，北周与北齐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

然而，在北周武帝掌握政权后，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通过推行灭佛政策，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其次，吸收了大量汉族农民加入府兵系统，扩大了军队规模，逐渐形成了军事优势。

最后，对北方的突厥民族实施和亲政策，减少了草原民族的南侵；同时与南方的陈朝保持友好关系，这一系列成功的外交策略，使得北周能够集中力量专注对抗北齐。

北齐正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政治腐败，官员贪婪，朝廷内勾心斗角，只会陷害忠良，军队战斗力也大大削弱。北齐国力非常衰弱，远远落后于北周。

这时的北齐皇帝是后主高纬，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从小不爱说话，胆子又特别小，因此当上皇帝后，很少接见大臣。大臣们向他奏事时，都不敢抬头看他，往往是简单叙述一下，匆忙退出。

高纬对处理政务毫无兴趣，但对日常生活却要求极高，用的物品奢侈豪华，又大兴土木，建设宫殿楼阁。

高纬整日与宠臣、美姬厮混，自弹琵琶，唱无愁之曲。因此，齐朝百姓送他外号“无愁天子”。高纬还随意封官，甚至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北齐的政治一片黑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齐的混乱局势，认为这是灭齐的最佳时机，决定出兵伐齐。

公元575年7月，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启用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另外在委任宇文盛、侯莫陈琼、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指挥杨坚、薛迥、李穆等率军多路并进。周武帝亲自率领六万大军，直逼河阴。

周军进入北齐境内时，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任何骚扰或抢掠百姓者都被处以死刑，因此迅速赢得了北齐民心。各部队进展顺利，但周武帝不幸突发急病，不得不暂时撤军。

到了公元576年10月，北周再度出兵攻打北齐。这一次，周武帝集结了约十四万五千的兵力，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至10月下旬，周军主力抵达平阳城下，北齐的晋州刺史崔景暠等人投降。平阳作为晋阳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周武帝吸取了上次攻打北齐失利的经验教训，任命大将军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派他率领重兵驻守平阳城。与此同时，北齐后主高纬在周军进攻平阳期间，却带着冯淑妃在天池（位于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的管涔山）游猎。

晋州紧急求援的文书从早晨到中午连续用快马传递了三回，但右丞相高阿那肱竟然隐瞒不报。他的理由竟是：“大家正在享乐，边境上的战事不过是小事，何必急着上报！”

直到晚上，使者才报告说：“平阳已经失守。”这时，高阿那肱才将战事情况上奏高纬。

然而，冯淑妃却希望高纬能继续打猎。高纬竟然对如此紧急的战况置之不理，继续与冯淑妃尽情游猎。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北齐二首》中写道：“巧笑知堪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正是对这一事件的讽刺。

到11月初，北齐后主率领十万大军抵达平阳，下令对平阳城展开围攻，昼夜不停地进行攻打。

城内情况十分危急，城墙已经受损严重，齐周两军时常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惨烈。

北周的援军迟迟未到，守城的将士开始感到恐慌，但梁士彦镇定自若，他对将士们说：“如果城池失守，我会在大家之前牺牲。”

这番话极大地鼓舞了周军的士气，士兵们奋勇争先，抵挡住敌军的进攻。趁齐军稍微退却，梁士彦立即命令城内的军民，包括妇女在内，昼夜不休地修补城墙，短短三天内就修复完毕。

齐军暗中挖地道攻城，成功使城墙坍陷一处，正准备趁机攻入，然而在关键时刻，高纬却突然命令暂停攻城。原来，他听说晋州城西的石上有圣人遗迹，想带冯淑妃去观赏。

冯淑妃化妆打扮，花费了不少时间才姗姗来迟。在这期间，周军抓住短暂的机会，迅速用木板封堵住缺口。高纬又担心冯淑妃被城内射出的弩箭伤到，特地抽调攻城用的木料，搭建了一座远桥。经过这一番折腾，齐军的锐气已失，再也无法攻下城池。

到12月，周武帝从长安赶到平阳，周军各路部队也在平阳集结，约有八万兵力。周军依托城池设阵，东西延绵二十余里。起初，齐军担心周军突袭，便在两军阵前挖了一条壕沟以防御。

壕沟终于挖成，起到了防御作用，但在与周军交战前，有人提出一个荒谬的建议：“那边是天子，我们这边也是天子。他们远道而来，我们为何要守壕示弱呢？”

高纬对这一建议非常赞赏，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下令填平壕沟。

周武帝一直有意进攻齐军，但由于壕沟的阻挡而未能实施。当他发现齐军竟然主动填平了壕沟时，欣喜若狂，立即下令进攻。

两军初次交战时，实力原本相当。然而，随着齐军稍微后撤，冯淑妃便惊慌失措地大喊：“齐军败了！齐军败了！”

北齐的大臣穆提婆听闻后，连忙对高纬说：“陛下，快撤退，快撤退！”

于是，高纬带着冯淑妃匆忙逃向高梁桥。看到皇帝逃跑，齐军士气瞬间崩溃，四散奔逃，战死者超过一万，各种军事物资遗弃在战场。经过平阳之战后，北齐的主要力量几乎被摧毁。

高纬逃回晋阳后，计划逃往代北的朔州（今山西朔县），希望投靠突厥。他刚出晋阳城，城中的百姓便纷纷逃散。连他宠信的大臣穆提婆也见势不妙，转而投降周武帝。

齐后主高纬逃到邺城后，希望能重新集结军队。斛律孝卿建议他接见将士，并为他准备了一份演讲稿，嘱咐他在讲话时要“慷慨流涕，以激励人心”。

然而，当高纬站在将士面前时，不知为何突然忘记了要说的话，憋了半天，最后竟然大笑起来。他一笑，身边的随从也跟着笑了。军队的将士们见状，愤怒地说：“连皇帝都不着急，我们还急什么！”

因此，新组建的军队毫无斗志，士气低迷，与北周军队一接触便溃不成军。在邺城期间，高纬还玩了个禅位的把戏，把皇位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则做起了太上皇。

公元577年初，周武帝成功攻陷邺城。高纬在城破之前已经逃往济州，随后又辗转至青州。在尝试投奔陈朝的过程中，高纬被北周的部队追上并俘获，最终被押送到长安，并于次年被处死。

周武帝的成功灭齐，结束了自东魏、西魏以来近五十年的分裂状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胜利不仅使北方重新统一，减轻了人民的战争之苦，还推动了家园的重建和生产的恢复。这一统一促进了北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发展，为隋朝的全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北周的北方统一是后来南北朝统一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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