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80年十一月，由于唐朝的柱国大将高骈的消极应对，黄巢起义军顺利攻克洛阳。紧接着，在十二月初一，农民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攻下了潼关，直逼长安。唐僖宗闻讯后，匆忙逃往四川。十二月五日，黄巢大军进入长安。

唐僖宗李儇逃离长安时，留下了数千名宫女。黄巢入城之初，这些宫女纷纷向他跪拜，高呼“黄王万岁”，表示愿意侍奉新主。

面对这一景象，黄巢大为高兴，感叹道：“真是天意！孤这辈子总算没白活。”

在过去的几年里，黄巢一心专注于战事，无暇顾及个人享乐。如今大业已成，他终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这突如其来的富贵与美女环绕的生活。

然而，这些个人享乐并非黄巢失败的根本原因。真正导致其失败的关键在于战略上的失误。

进入关中后，黄巢并未及时追击唐朝的流亡朝廷，而是选择了固守长安。这一决策给了唐僖宗宝贵的喘息机会。

尽管唐僖宗逃到了成都，但他从未放弃重返长安的决心。毕竟，长安不仅是唐朝的都城，更是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地，象征着王朝的根基与尊严。

黄巢的战略失误使得唐朝得以重新组织力量，最终反扑成功，夺回了长安。这也成为了黄巢起义走向衰败的重要转折点。

尽管唐朝末年的中央政权已经衰落，但地方上的军阀势力依然强大。例如，淮南节度使高骈、大同节度使李国昌及其子李克用、义成节度使王处存、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即后来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祖先）等，这些军阀不仅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各自控制着重要的战略地区。此外，一些原本投降黄巢的唐朝旧将，如河中留后王重荣和忠武节度使周岌等人，实际上对黄巢政权心存疑虑，随时可能反叛。

黄巢起义军虽然成功占领了关中这一帝国的政治中心，但在经济上却面临巨大挑战。唐朝末年，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成为了帝国的主要财政来源，而江淮水路则是连接南方富庶地区与关中的重要交通线。然而，黄巢起义军采取的是游击战术，缺乏稳固的根据地，无法有效控制或利用这条关键的物流通道。

起义军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很快就遇到了严重的后勤问题。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加上连年战乱导致民众四散逃亡，赋税征收困难，根本无法维持数十万大军的日常需求。

随着关中局势的恶化，民心也开始动摇，许多原本支持黄巢的人开始失去信心。最终，王重荣成为了第一个公开背叛黄巢、重新投靠唐朝的将领，这标志着起义军内部的分裂已经开始显现。

黄巢称帝后，由于战事频繁，军需浩大，经常派遣使者前往河中地区征兵征粮。这使得河中节度使李都感到十分头疼。

王重荣秘密劝说李都：“我们投降黄巢，实属迫不得已。如今河中积聚了大量钱粮，如果被黄巢全部征调走，我们将如何维持生计？黄巢不过是一个草头王，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万一朝廷收复长安，我们又将何去何从？不如归顺朝廷，将功赎罪。”

李都本无意与黄巢长期合作，见王重荣如此忠于唐朝，便决定将河中的事务交给王重荣处理，自己则前往成都享受安逸生活。

王重荣于是担任了河中留后，并决心与黄巢决裂。他召集众人，慷慨陈词：“黄巢乃反贼，我们世代受唐恩，怎能甘心屈服于贼寇之下？今日我决定归顺朝廷，为国效力。愿意跟随我的，请留下！”众将士听后大为振奋，纷纷表示愿意追随王重荣。

随后，王重荣下令将黄巢派来的数百名使者全部处死，并开始筹备反攻黄巢的计划。这一举动标志着河中地区正式脱离黄巢的控制，重新回归唐朝的怀抱。

黄巢得知王重荣叛变，自然怒不可遏。他迅速做出反应，派遣手下大将朱温率领主力部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发，同时命令弟弟黄邺率部从华州（今陕西华县）出击，两路夹攻王重荣。

然而，王重荣并非等闲之辈。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底，双方在河中展开激战。结果，黄巢军惨败，朱温和黄邺狼狈不堪，损失了四十多艘装载粮草的船只后仓皇撤回长安。

王重荣取得大胜后，并未掉以轻心，立即与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取得联系，请求支援。两军会合后，共同驻扎在渭水北岸，严阵以待，准备迎击黄巢的大军。

见王重荣难以撼动，黄巢调整了战略方向，转向东南扩张。唐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二月，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命其率军经蓝田关进攻邓州（今河南邓县）。

尽管朱温不久前刚刚败于王重荣之手，但面对邓州刺史赵戎，他依然占据优势，顺利攻占了邓州。

三月，朱温的军队攻破了邓州，并活捉了赵戎。黄巢命令朱温驻守邓州，控制荆襄地区，以防止唐军从这里进攻长安。

此时，效仿其先祖李隆基“西征”策略的唐僖宗李儇正停留在兴元（今陕西汉中），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下诏要求全国各地的军队迅速集结于长安，共同剿灭黄巢起义军。

代州北面行营都监陈景思率领沙陀三部落和吐谷浑的三万余人火速赶往关中。在出发前，陈景思派遣使者前往兴元，请僖宗赦免李国昌父子，让他们有机会戴罪立功。考虑到李家父子的军事才能，李儇认为在危急时刻多一路援军就能增加胜利的机会，因此同意了这一请求。

此前，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在代北地区叛乱，遭到唐代北招讨使李琢、卢龙节度使李可举以及吐谷浑首领赫连铎的三路联合攻击。

李家父子接连战败，被唐军一路追杀，最终势穷力孤，不得不逃亡至鞑靼部。面对唐天子的赦罪诏书，李国昌父子自然愿意改过自新。李克用被封为雁门节度使，带领鞑靼兵马南下勤王，支援唐廷平定黄巢之乱。

各路军阀得知皇帝仍然健在，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发横财的良机。俗话说：“计绝莫过绝粮，功高莫过救驾。”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纷纷出兵前往关中。

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经略使仇公遇、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以及夏绥节度使拓拔思恭（西夏元昊的祖先）派遣使者结成联盟，发布檄文，号召天下共灭黄巢，尊崇王室。

唐僖宗见局势稍有转机，再次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宰相，并授予他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的职位，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决断。诏书下达后，各路兵马纷至沓来，唯独淮南节度使高骈按兵不动，坐观其变。

尽管唐僖宗李儇多次派遣使者催促高骈出兵，但高骈听从了谋士吕用之的建议，选择拥兵自重，意图效仿孙策三分天下的策略，割据江南。

高骈上表称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和越州刺史刘汉宏图谋不轨，因此必须防备二人，无法前往勤王。这一借口让唐僖宗李儇气愤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黄巢得知郑畋已成为唐朝的实际军事领导人，决定先发制人，以图占据主动。

在唐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三月，黄巢起义军派遣大将尚让及其外甥林言率领五万精锐部队进攻凤翔。

此役旨在击败郑畋，控制山南诸州，从而切断唐僖宗李儇北返的道路。郑畋作为唐末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其卓越的文韬武略闻名于世，被誉为拥有“社稷之才”，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得知黄巢军队即将来袭，郑畋迅速命令朔方节度使唐弘夫率兵在龙尾坡（今陕西岐山县东）设伏。郑畋本人则带领数千精锐士兵，登上山地高处，遍插旗帜，虚张声势，以迷惑敌军。

不久，尚让的部队果然杀到。尚让并未将郑畋放在眼里。当两军相距十余里时，郑畋下令击鼓鸣角，制造声势。尚让对唐军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急忙列阵准备迎战。此时，唐弘夫见时机成熟，突然从伏击地点杀出，截断了尚让的退路。

尚让的军队顿时大乱，前后失序，军心动摇。唐军四面合围，刀箭齐发，尚让的部队死伤惨重，战场上尸横遍野，战死者多达两万余人，尸体绵延数十里。尚让和林言侥幸逃脱，仓皇逃回长安。

这场战役中，郑畋凭借巧妙的战术安排和唐弘夫的配合，成功击败了黄巢的主力部队之一，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尚让在逃回后，心中满是愤怒却无处发泄。当他看到有人在尚书省门前题诗讥讽起义军时，顿时怒不可遏。由于无法确定是谁写的这首诗，尚让开始大肆滥杀无辜，对长安城中的书生进行了残酷的捕杀，导致三千多人丧生，场面令人发指。那些识字的人也未能幸免，全部被强迫去服苦役。

与此同时，唐军乘势进围长安。

王重荣驻扎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南），王处存驻扎在渭桥（今陕西西安市郊），拓拔思恭驻扎在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郑畋则驻扎在整屋（今陕西周至）。唐弘夫奉命率兵进攻长安，形势对起义军愈发不利。

黄巢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选择暂时退避以保存实力。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四月，他率领部队撤出了长安，驻扎在灞上（今陕西西安南郊）。这一举动显示了黄巢的战略眼光，避免了与唐军正面交锋。

唐军的程宗楚部、唐弘夫部和王处存部相继进入长安。然而，黄巢的军队在长安驻扎期间，由于种种暴行，已经让当地百姓深感痛恨。因此，当唐军入城时，百姓们纷纷欢呼“万岁”，并用瓦砾攻击黄巢残余势力，甚至主动收集箭矢支援官军。这表明黄巢的统治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

然而，唐军入城后并未吸取教训，迅速陷入了抢掠和纵欲的混乱状态。士兵们肆意抢劫财物，甚至有市井无赖趁机混入，打着官军的旗号进行盗窃和掳掠。长安城内一时间乌烟瘴气，秩序大乱。

黄巢见状，意识到这是反击的好时机。他立即下令全军反攻长安。义军将领孟楷率领几百名士兵突袭唐弘夫部。此时的唐弘夫部因连日抢掠，士兵们身上挂满了战利品，行动迟缓，根本无法有效抵抗。结果，唐弘夫部几乎被全歼，唐弘夫本人也在战斗中丧生。

与此同时，另一名唐将程宗楚也在乱战中阵亡。其他唐军为了保命，纷纷撤退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黄巢的反攻取得了初步胜利。

李克用率两万余鞑靼、沙陀联军准备入关勤王，途经太原时，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却拒绝让他进城。郑从谠深知李克用并非易与之辈，不敢轻易放他入城，便在城墙上俯身回应道：“李将军父子自先帝朝便屡立战功，天下皆知。如今您率军勤王，本当全力相助。然而我奉诏守此地，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闪失，还请将军见谅。”

李克用见郑从谠态度坚决，转而提出另一个请求：“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我也理解相公的难处。只是我的军队粮草不足，望相公看在我李克用的面子上，多少给些补给吧。”

郑从谠虽然不愿让李克用进城，但也不好完全拒绝他的请求，于是慷慨地提供了千贯钱和千斛米。然而，这远远不够李克用两万大军的需求，他大怒道：“这点物资连打发叫花子都不够！”

李克用下令攻城，太原城内顿时人心惶惶。郑从谠急忙派人向振武节度使契苾通求援。

契苾通迅速率领突厥、吐谷浑等部驰援，在晋王岭大败李克用的雁门军。

李克用愤怒地质问道：“契苾通，你多管闲事！老子攻城，关你什么事？”最终，李克用无奈撤回雁门，另寻对策。

尽管黄巢一度再次占领了长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军对起义军的优势逐渐显现。许多原本归附黄巢的唐朝军阀开始动摇，意识到继续追随黄巢可能无法获得预期的利益。忠武监军太监杨复光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形势的变化，他成功说服了原唐忠武军节度使周岌重新投靠朝廷。

周岌权衡利弊后，认为在黄巢身上投资的风险过高，决定重返唐朝阵营。

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杨复光命令其养子杨守亮暗中杀掉了黄巢派来的所有使者，随后正式起兵。

唐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五月，杨复光率领三千忠武军抵达蔡州（今河南汝南），并劝说蔡州刺史秦宗权共同对抗黄巢。杨复光也给出了承诺，只要秦宗权出兵攻打邓州，为朝廷立下战功，日后必有重赏。

秦宗权心动了，欣然同意，随即调集了一万多兵力交给杨复光指挥。

杨复光得到这支兵马后，把这批人马分为八小队，分别由王建、鹿晏弘、韩建等八人统领。这些将领中不乏出身低微者，如王建曾以偷驴为生，但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随后，杨复光率领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进攻邓州。邓州守将朱温和何勤等人起初对太监领兵并不以为然，甚至嘲笑他们前来挑战。然而，战斗的结果却出乎意料——朱温的部队大败，朱温本人也狼狈逃回长安，几乎全军覆没。这次胜利不仅增强了唐军的士气，也为后续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尽管朱温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此时的黄巢已经陷入了唐军四面楚歌的局面，兵力严重不足。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黄巢极力拉拢朱温。

当朱温抵达长安时，黄巢亲自出城迎接，表示诚挚的欢迎，并给予他高度的信任和支持。随后，黄巢任命朱温驻守兴平（今陕西兴平），负责防御退守至武功一带的唐军各部。

与此同时，远在兴元（今陕西汉中）的唐僖宗李儇对能否击败黄巢感到十分担忧。由于兴平距离长安过近，唐僖宗李儇觉得局势并不安全，因此在六月间南下前往成都避难。

唐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七月，唐僖宗发布诏书，改年号为“中和元年”，并宣布大赦天下。同时，朝廷任命兵部侍郎韦昭度为宰相，侍中王铎为义成军节度使兼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太子太保崔安潜为副都统。

自李儇继位以来，朝政大权一直被宦官田令孜牢牢掌控，皇帝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领袖。即使到了成都，这种局面也未有任何改变。田令孜凭借其兄弟陈敬瑄在西川的影响力，更加专横跋扈，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

唐僖宗李儇虽然逃到了成都，但各地的贡品依旧源源不断地送到。然而，这些贡品大多落入了田令孜的口袋，他中饱私囊，只赏赐禁军，完全忽略了川军。这一做法引起了川军将士的强烈不满。

西川黄头军使郭琪对田令孜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川军同样是朝廷的军队，大人为何只赏赐禁军，却忽视了我们？倘若将士们心生怨愤，一旦发生变故，天子将何去何从？请大人公平对待，这样才能赢得军心。”

田令孜见这个小小的黄头军使竟敢如此直言不讳，心中大为不满，冷眼质问道：“你有何功劳？说来听听，若说得有理，我便赏你！”

郭琪毫不畏惧，站起身来，撕开衣裳，露出满是伤痕的身体，自述其军功：“郭某本是山东人，受命戍守边疆，与党项、契丹交战三十余次，出生入死，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后来在与吐谷浑的战斗中，腹部被敌人的刀刃刺穿，肠子流出，几乎丧命。但我用针线缝合伤口后，继续作战。请问大人，这样的功劳够不够大？”

宦官田令孜权倾朝野，连皇帝李儇也对他有所忌惮。田令孜专权跋扈，常常自作主张，甚至逼迫群臣服从他的命令，导致朝中大臣和将领对他极为不满。

郭琪是成都地区的一位将领，性格刚直不阿，对田令孜的专横行为感到愤慨。

一次宴会上，田令孜因郭琪不肯给他面子而恼羞成怒，竟然在酒中下毒，逼迫郭琪喝下。郭琪深知这是一杯毒酒，但周围都是田令孜的心腹，他不敢反抗，只得勉强饮下。

幸运的是，郭琪回到家中后，立即采取了极端的自救措施。为了排出体内的毒素，他杀掉了一名婢女，并通过吸血的方式触毒，迫使自己将毒物吐出。这种做法虽然残忍，却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

郭琪愤怒不已，决定不再忍气吞声。他立刻召集本部兵马，在成都发动叛乱，意图对抗田令孜的专权。田令孜见势不妙，迅速带着皇帝李儇逃入东城避难，同时命令陈敬瑄调兵镇压郭琪。

尽管郭琪勇武过人，但他手下的兵力有限，最终被陈敬瑄的军队击败，被迫逃亡。这场叛乱虽然被迅速平息，但它揭示了田令孜的专横统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田令孜不仅挟持天子，还擅自行使权力，使得皇帝李儇形同虚设，成为了傀儡。大权旁落，朝政混乱，这一切都为唐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面对唐朝朝廷日益混乱的局面，许多正直之士无不感到痛心疾首。左拾遗孟昭图上书直言进谏，表达了对时局的深切忧虑：“天下大事，本当与天下人共同商议。然而陛下却只与北司（田令孜）密谋，忽视了南司（群臣）的意见。长此以往，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将遥遥无期。”

遗憾的是，唐僖宗李儇并未见到这封奏疏，即便他看到了，恐怕也难以摆脱田令孜的控制。田令孜作为宦官势力的代表，早已掌控了朝政大权。

田令孜在第一时间看到孟昭图的奏疏后，勃然大怒。为了消除异己，他假传圣旨，将孟昭图贬谪至嘉州（今四川乐山）担任司户。更令人发指的是，田令孜派人沿途跟踪，在半路上将孟昭图溺死于水中。这一事件让文武百官们震惊不已，纷纷选择沉默以自保。孟昭图的悲剧成为了众人不敢再挑战田令孜权威的警示。

与此同时，长安的局势比成都更加混乱。唐军各部开始试探性地进攻，试图夺回这座曾经的都城。拓拔思恭和李孝昌率领部队驻扎在东渭桥（今陕西高平南），准备寻找战机。

东渭桥是长安北部的重要门户，黄巢对此感到极大的威胁，遂派遣朱温前去应对拓拔思恭等人。

黄巢深知，若不能迅速遏制唐军的攻势，长安将岌岌可危。而朱温作为黄巢的得力干将，自然肩负起了这一重任。这场战役不仅关系到长安的得失，更将决定唐朝命运的关键时刻。

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九月，朱温率领的部队在东渭桥与唐军展开激战。不久后，黄巢派遣尚让增援，使得唐军难以招架，最终被迫撤退至富平（今陕西富平）。朱温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色，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到了十一月，朱温和孟楷奉黄巢之命北上富平，意图消灭拓拔思恭和李孝昌。面对朱温的猛烈攻势，二人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经过一番权衡，他们决定撤回，以免继续作战导致全军覆没。

进入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二月，朱温再次发动攻势，目标是同州（今陕西大荔）。

然而，他并未选择正面进攻，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先北上丹州（今陕西宜川），然后突然南下，奇袭同州。

这一策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唐同州刺史米诚无力抵抗，仓皇逃往河中。

黄巢得知朱温成功占领同州后，立即封朱温为同州防御使，巩固了他在该地区的控制。此时，黄巢认为形势有所好转，计划进一步扩大战果，于是决定对河中的王重荣发起攻击。

同年二月，黄巢命令朱温从同州南下，同时派遣其弟黄思邺从华阴出兵，两路合围，共同进击河中。这场战役集结了数万兵力，显示出黄巢对朱温的高度信任和依赖。

朱温在这段时间内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不仅帮助黄巢稳定了局势，还为后续的战略布局奠定了基础。

自从王重荣重新归顺唐朝以来，尚未建立过任何显著的战功。如今，朱温率军前来，正好给了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两军在河中展开激战，王重荣在战场上慷慨陈词，激励士兵们奋勇杀敌，唐军士气大振，最终大败朱温。朱温意识到自己难以战胜王重荣，便连续上书十次请求黄巢派兵支援，但这些信件却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此时，黄巢身边的主要决策者是左军使孟楷。

孟楷与朱温素来不合，甚至希望王重荣能够击败朱温，因此故意扣押了朱温的求援信件，不让他得到增援。

朱温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援军到来，得知是孟楷从中作梗后，怒不可遏：“昏君！任用这种奸佞小人，怎能不误大事！”

朱温见唐军逐渐逼近，意识到黄巢的大势已去，心中萌生了背叛的念头。

于是，朱温召集了两位心腹——谢瞳和胡真，共同商议未来的出路。谢瞳劝说道：“黄巢起初在山东起兵，聚众百万，趁着唐朝衰落、天下大乱之际，确实有成大事的机会。然而如今，朝廷大军已包围长安，即便魏武再世，也无力回天。将军虽忠于黄巢，但他用人不当，信用孟楷这样的小人，军队管理混乱，恐怕撑不了多久。将军英明神武，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见机行事，方显英雄本色。”

胡真也附和道：“将军若能在此时降唐，必能获得重用，共享富贵。天下大势已定，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朱温听罢，心中大喜，决定背叛黄巢，投靠唐朝。他深知，这不仅是保全自己的最佳选择，更是通往权力与荣耀的捷径。

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九月，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时，黄巢起义军的将领朱温杀掉了黄巢派来的监军严实，并率领全军向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投降。

在投降时，朱温表现得极为谦卑，他向王重荣谢罪道：“我长久以来追随黄巢，罪孽深重，如今愿意归顺朝廷，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去的罪过。” 这番话看似诚恳，但朱温的为人却以厚颜无耻著称。

为了进一步巩固与王重荣的关系，朱温又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请求：“如果大帅不嫌弃，我愿奉您为舅父，效忠如犬马。”

王重荣听到这话，自然大喜过望。朱温不仅是一个有实力的将领，而且他的投降意味着黄巢的势力将大大削弱。于是，王重荣毫不犹豫地认下了这个“外甥”，并立即派人飞驰成都，向当时的皇帝唐僖宗李儇报喜。

朱温是黄巢军队中的头号王牌，他的投降对黄巢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

唐朝的文武百官也都深知朱温的重要性，因此当消息传到长安后，皇帝李儇闻讯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称赞朱温“识时务者为俊杰”，并立即封他为河中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意为“忠诚于国”。

然而，李儇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被他视为忠臣的朱全忠，日后竟会成为唐朝的最大威胁。朱温不仅弑杀了两位唐朝皇帝，还彻底摧毁了李唐王朝，建立了后梁政权，结束了唐朝三百年的统治。

朱温的投降确实给黄巢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作为黄巢最得力的将领之一，朱温不仅熟悉黄巢的军事部署，还了解其内部的弱点。因此，他的倒戈让黄巢的手下们纷纷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黄巢在长安的统治也从此摇摇欲坠。

得知朱温变节后，黄巢愤怒至极，骂道：“负锅贼！不得善终！” 黄巢的这句诅咒似乎应验了朱温的结局——虽然他一度建立了后梁，但最终也在内斗中丧命，死在儿子的手上，未能善终。

黄巢军的实力并未因朱温的投降而显著削弱，这让王重荣心中依旧充满忧虑。

杨复光建议王重荣寻求援兵，但王重荣叹息道：“我手头上的兵力本就有限，加上朱温的部队，也不过数万人，去哪里再找援兵呢？”

杨复光微笑道：“代北的李克用，英勇善战，麾下兵强马壮。不如请他南下，为我们所用。”

王重荣听后大喜，立刻将此事告知王铎。王铎深知李克用与郑从谠之间关系紧张，便写信劝郑从谠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要给李克用南下制造障碍。这次，郑从谠终于听取了劝告。

李克用也不想一辈子困守代北。他看到各路豪杰纷纷勤王，意识到如果唐朝得以中兴，自己若无军功，在江湖上将难以立足。既然王重荣来请，李克用自然乐意响应。

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十月，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黑衣沙陀兵南下勤王。然而，李克用对郑从谠是否会耍什么花招心存疑虑，因此不敢直接招惹这位郑爷，选择让大军绕道岚州（今山西岚县），沿黄河东岸行进。

他自己则带着几百名亲骑路过太原，拜访郑从谠。毕竟将来还要与郑从谠打交道，所以李克用此次表现得非常客气。郑从谠知道李克用打着勤王的旗号，也不敢得罪朝廷，便送上一些礼物，打发了事。

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李克用不仅顺利南下勤王，还避免了与郑从谠发生冲突，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巢军久闻李克用的沙陀兵凶悍善战，士兵们私下里互相叹息：“黑鸦军来了，我们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这可如何是好？”

黄巢得知李克用的弟弟李克让曾被南山寺的僧人杀害，便想借此机会让李克用欠个人情。于是，他派遣大将米重威押解南山寺的僧人，并带着丰厚的财宝和朝廷的诏书前往沙陀军营，希望李克用能置身事外。

然而，李克用来此并非为了受人摆布，而是为了扩大势力、发家致富。他果断地杀掉了南山寺的和尚，为弟弟哭祭，随后将黄巢送来的财宝分赏给众将，烧毁了黄巢带来的诏书，并将米重威乱棍打出营门。

二月，黄巢倾尽主力，派尚让、黄揆、黄邺、林言、王璠、赵璋等将领率领十五万大军驻守沙华山西北的梁田坡，准备与唐军展开一场决定性的决战。

李克用见时机成熟，迅速集结了河中王重荣部、忠武周岌部等多路兵马，严阵以待，逼近黄巢军。双方均以骑兵为先锋，步兵随后跟进，两军呐喊着冲杀在一起。沙陀士兵勇猛无畏，王重荣等部也毫不示弱，拼死与黄巢军激战。

这场战斗异常激烈，喊杀声震天动地，回荡数十里之外。狂风呼啸，旌旗飘扬，血肉横飞。黄巢军士气低落，到了夜幕降临时，终于不敌，大败而逃，死伤数以万计，战场上尸横遍野。

梁田坡一役后，黄巢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势，唐军逐渐收紧了对黄巢的包围圈。

黄揆、黄邺兄弟率残部袭击华州（今陕西华县），华州刺史王遇闻风丧胆，弃城而逃。黄巢军趁机占领华州。李克用初战告捷，士气高涨，立即率军急追，沙陀军未作休整便直扑华州，展开攻城之战。

黄巢被困长安孤城，形势愈发严峻。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他派三万兵力驻守蓝田，以便在不利时能够东出蓝田道，撤往河南。

华州被围后，黄巢又派遣大将军尚让率领本部兵马从背后偷袭李克用，企图形成夹击之势。李克用不愿被黄揆和尚让夹击，果断率沙陀军折返，迎击尚让，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沙陀军士气高昂，在零口（今陕西临潼东北）再次击败尚让。尚让表现得极为怯懦，一战不利便仓皇撤退。华州城内的黄氏兄弟见援军惨败，吓得弃城而逃。

李克用深知起义军最缺的就是粮食，于是采取了一招釜底抽薪的策略。他派遣部将康君立、薛君勤等人，每晚率领轻骑兵前往长安，焚烧黄巢军的粮草储备，彻底断绝了敌军的补给线。这一系列行动使得黄巢军陷入饥饿和混乱之中。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李克用联合忠武军庞从部、河中军白志迁部，兵锋直逼长安以南。黄巢试图作最后的抵抗，但此时军心已乱，战斗力大打折扣。一日之内连战三场，黄巢军均告失利。

唐军主力随后赶到，黄巢军全线崩溃。黄巢意识到局势已不可挽回，继续留在长安只会陷入绝境。于是，他集结剩余的人马，下令放火烧毁长安城，然后趁着夜色，经蓝田关向商洛方向突围，向东进入河南，寻找新的生路。

李克用等各路军阀耀武扬威地进入长安，刚进城便大肆抢掠，见什么东西值钱就抢什么，使得这座曾经繁华的长安城变得破败不堪。尽管封建史家对黄巢义军深恶痛绝，但对于这些“官军”的暴行也进行了严厉批判，形容他们“官军暴掠，无异于贼”。

在抢掠完长安之后，这些“官军”又将目光投向了黄巢。然而，黄巢早已料到这一点，命令手下将值钱的东西丢在路上，引诱官军们分散注意力。果然，官军见到财宝后纷纷驻足争抢，无人再去追击黄巢。

收复长安后，杨复光派遣使者前往成都报捷，称李克用功劳最大，请求皇帝犒赏三军。唐僖宗李儇在成都避难已近两年，日夜思念故都，听到长安收复的消息后惊喜交加，不禁落泪，百官也纷纷前来祝贺。

为了表彰各路将领的功绩，唐僖宗下诏大封群臣。由于李克用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得到了最多的奖赏：被封为陇西郡公，并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郑从说被调回成都另有任用。太原作为北方的战略重镇，控制它意味着掌握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因此，李克用据守太原，逐渐成为与朱温并列的两大势力之一，奠定了他在晚唐时期的重要地位。

李克用初出茅庐，年仅二十八岁便立下赫赫战功，令各镇为之瞩目。他年少气盛，加之沙陀军的勇猛善战，一时风头无两。

由于李克用一只眼睛近乎失明，江湖上称他为“独眼龙”。

与此同时，朱温在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同样功勋卓著，唐僖宗封他为宣武军（治所今开封）节度使。汴州与太原一样，是当时的重要重镇。朱温占据中原，以此为基，四处攻伐，最终建立了后梁政权。朱温比李克用大四岁，二人皆为一时之俊杰。

得到封赏后，两人欣然赴任。然而，朱温到任后发现，汴州并非安乐之地，连年战乱使得内外交困。但既已投身乱世，遇到些许挫折便退缩，绝非英雄所为。朱温励精图治，治军严明，百姓和将士多对他敬畏有加。

李克用面临的困境与朱温相似，但他展现了一代豪杰的风采，既有能力又有手腕。与朱温的强硬手段不同，李克用采取了安抚政策，先稳定河东军民的心，逐渐使局势趋于平稳。两人的治理方式虽有差异，却都在乱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五月，尽管朝廷上下一片欢腾，仿佛黄巢的威胁已经过去，但实际上，黄巢及其残部仍然活跃。此时，黄巢率领余部长途跋涉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并与当地的禁州刺史秦宗权展开激战。

尽管秦宗权尝试抵抗，但黄巢的部队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将秦宗权打得大败。面对如此局势，秦宗权选择了投降，加入了黄巢的阵营，意图共同对抗唐朝。

黄巢敏锐地察觉到，唐军主力大多集中在关中地区，而河南地区的防御相对薄弱。于是，他决定在河南开辟第二战场，以分散唐军的注意力。同年五月，黄巢率军进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并派遣孟楷作为先锋，先行抵达项城（今河南项城）。

然而，陈州的守将赵拚早已预料到黄巢的行动，并提前布下了伏兵。他亲自带领一支小部队引诱孟楷进入陷阱。孟楷自认为有机可乘，毫不怀疑地追击赵拚，结果中了埋伏，黄巢的前锋部队被彻底击溃。孟楷本人也被活捉，并当场处决。

这次胜利不仅挫败了黄巢的进攻计划，也极大地打击了起义军的士气，显示出赵拚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

自朱温叛变后，孟楷成为了黄巢最为倚重的大将。然而，孟楷的阵亡让黄巢痛心疾首。为了攻下陈州，黄巢与秦宗权联手，合力进攻。

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六月，黄巢大军兵临陈州城下，并下令全力猛攻。

守将赵犨深知黄巢此次志在必得，于是激励士兵：“我们受皇帝厚恩，今日必当以死相报！头可断，膝不可屈！谁敢言降，休怪我赵犨不讲情面！”

唐军拼死抵抗，箭如雨下，木石齐发。黄巢不仅未能攻破城池，反而被赵犨率军出城反击，遭受重创。

黄巢勃然大怒，于是率军在陈州城下的城北扎营，命尚让驻守太康（今河南太康），黄邺驻守西华（今河南西华），两军形成掎角之势，誓要彻底消灭赵犨。

尽管赵犨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不得不迅速派遣敢死队前往汴州、许州、徐州求援。朱温对此不敢轻视，深知若陈州失守，黄巢必将矛头指向自己。因此，他联合周岌和感化军（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时溥，共同率军驰援陈州。

朱温对黄巢的实力了如指掌，决定先给这位昔日的主子一个下马威。

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十一月，朱温率军南下鹿邑（今河南鹿邑），大败黄巢军，斩首两千余人，随后进逼毫县（今安徽亳州）。

尽管黄巢实力犹存，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他面对多路联军的压力，形势渐趋不利。为了寻求更多支援，各方同时想到了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纷纷写信请求援助。李克用与朱温此时关系尚好，且灭掉黄巢有助于他在唐朝获得更多政治资本，因此欣然应允。

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春天，李克用率领五万胡汉精锐部队向南进发，途经潞州（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穿越河中地区，经过洛阳，最终抵达汝州（今河南临汝），与朱温等部会师。

此时，赵犨已经在陈州坚守了近一年。尽管兵力逐渐减少，但唐军的守城意志却愈发坚定。这一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安史之乱期间，安禄山的大将尹子奇围困睢阳（今河南商丘）时，张巡和许远率领军民顽强抵抗的悲壮历史。

虽然两者的局势看似相似，但其背后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安禄山的叛乱被视为非正义的行为，他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奴隶主的利益，而黄巢起义则代表着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农民阶层，具有一定的正义性。然而，在封建史家的眼中，赵犨的忠诚并不亚于张巡，被视为忠义的象征。

唐中和四年四月，各路军阀联合南下，直逼太康。尚让率军迎战联军，双方在城外展开激战。联军人数众多，约有十万之众，其中包括五万沙陀兵。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尚让难以抵挡，最终联军大胜，斩杀万余人。随后，联军乘胜追击，推进至西华。黄邺未能坚守，未等战斗开始便撤退，令其兄黄巢颜面尽失。联军紧随其后，一路追至陈州北郊。

此时，天公不作美，暴雨倾盆而下，雷电交加，积水深达数尺。黄巢的军营被洪水冲毁，军队士气低落，溃不成军。黄巢见陈州援军已至，被迫解除对陈州的包围。

陈州历经一年多的坚守，城内守军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弹尽粮绝，但还是阻挡住了黄巢的猛攻。各路联军各自返回驻地，李克用完成任务后，前往许州休整。

黄巢不愿与李克用纠缠，决定转向朱温的领地汴州发起进攻。唐中和四年五月，黄巢率军北上，任命尚让为先锋，带领五千铁骑先行攻向汴州。朱温不甘老巢被袭，迅速派遣大将朱珍、庞师古迎敌，并派人前往许州请求李克用再次支援。

李克用不负所托，立即率领胡汉联军火速赶往汴州。两军在王满渡附近的运河渡口相遇，李克用从后方突然发起攻击。黄巢一心只想攻取汴州捉拿朱温，未曾料到李克用会从后方突袭，措手不及之下，起义军大败，黄巢趁乱逃脱。

黄巢的二号人物尚让走投无路，最终选择向驻扎在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时溥投降。时溥接纳了尚让，暂时稳住了局势。

与此同时，形势对黄巢越来越不利，树倒猢狲散，黄巢麾下的其他将领也纷纷叛变。李说、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先后投降朱温。其中，葛从周后来成为梁朝的名将，为朱温立下了赫赫战功。

古代兵法有云：“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李克用为了彻底消灭黄巢，不惜倾尽全力，率领轻骑紧追不舍，一路狂奔二百多里，经过胙城（今河南延津东北）和匡城（今河南长垣西），最终追到了黄巢的老家冤句（今山东曹县）。由于轻装上阵，粮草不足，李克用眼见黄巢逃脱，只好暂时返回沐州补充军需，准备再次追击。

然而，此时的朱温却对李克用动了杀机。朱温深知，李克用不仅是收复长安的首功之臣，实力雄厚，地位显赫，更是他未来争霸天下的最大障碍。朱温心中暗自盘算，若不尽早除去这个潜在的威胁，日后必将后患无穷。于是，朱温决定在李克用来到沐州时，设下圈套，除掉这个强劲的对手。

同年五月，朱温在沐州“盛情款待”李克用，酒宴上言辞恳切，表现得极为亲热，仿佛两人是生死之交。李克用性格豪爽，被朱温的假意热情所迷惑，毫无防备地接受了邀请，并在酒宴结束后留在上源驿休息。

夜深人静，朱温认为时机已到，便派遣部将杨彦洪带领亲兵前往上源驿，意图一举铲除李克用。李克用的侍卫察觉到汴军的异动，大呼：“大帅快起来，朱温来杀我们了！”

李克用此时酒意正浓，几乎已经入睡，听到外面的呼喊声后才猛然惊醒，急忙抽出宝剑自卫。与此同时，杨彦洪在外放火，企图将李克用活活烧死在驿站之中。

李克用似乎命不该绝，就在他陷入绝境之际，天空突然降下倾盆大雨，雷电交加，雨势之大让人难以辨认数步之外的景象。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为李克用等人提供了逃脱的机会，他们趁机摆脱了追兵，顺利返回大营。然而，清点人数时，却发现已有两员大将陈最思和史敬思在战斗中阵亡。

李克用怒不可遏，痛骂朱温是个小人，并扬言要立即率军讨伐朱温报仇。但他的夫人刘氏冷静地劝阻道：“朱温确实不讲道义，但我们应该向皇帝禀明真相，让朝廷来主持公道。如果我们贸然出兵，以暴易暴，反而会让我们原本有理的一方变得理亏。”

李克用听后觉得夫人的话有道理，便强忍怒火，说道：“朱温如此无耻，一定会没有好下场！”随后，他撤军回到晋阳，并将事情的经过详细上奏给朝廷。

此时的唐朝正面临两难的局面，既不敢得罪李克用，也不敢轻易触怒朱温。于是，朝廷只好采取安抚政策，封李克用为同平章事、陇西郡王，以示对他的重视与安慰。李克用虽然心中愤懑，但也明白当前的战略目标是先稳定河北地区，暂时无力南下攻打河南，因此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恶气，留待日后再做打算。

朱温的性格确实显得有些“无赖”，他对李克用并无深仇大恨，却依然设计陷害对方，手段过于绝情。不过，在那个乱世之中，人们更看重的是结果而非过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往往只记住胜利者，而忽略了他们的手段。就像项羽曾设鸿门宴欲除掉刘邦，甚至威胁到刘邦的父亲，后人对此并未过多苛责。因此，对朱温的行为也不必过于苛求，毕竟那是乱世中的生存法则。

黄巢一路奔逃，直到抵达泰山才稍稍平复了惊恐的心情。此时，他才发现跟随自己的部下仅剩一千余人。回想起当年率领大军进入长安时的威风凛凛，以及称帝时的煊赫气派，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不禁心生感慨。

李克用一路紧追不舍，本想借黄巢的人头立下首功，却未能如愿。最终，这个机会落在了徐州的时溥手中。时溥得知黄巢兵败逃至泰山的消息后，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能错过。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时溥派遣部将李师悦前往“借头”。

李师悦在莱芜附近找到了黄巢，并将其手下千余人的队伍打得大败。

黄巢率领残部继续向狼虎谷囊王村撤退，发现已经陷入绝境，无路可退。此时，投降已毫无意义，即便投降也难以逃脱一死。

黄巢心情沉重，不禁长叹道：“我自起兵以来，转战千里，所向披靡。今日落到这般田地，难道真是天意如此？”

黄巢拔剑自刎，但因用力不足并未立即断气。他忍着剧痛，请求外甥林言给自己致命一击。林言见局势已无可挽回，知道带着舅舅的人头或许还能将功补过，于是手起刀落，黄巢的人头落地。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他的传奇人生，唐朝末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林言将舅舅的人头献给李师悦，随后李师悦带着一千多人返回徐州，并将其交给时溥。时溥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仿佛李克用辛辛苦苦种下的树，最终由他摘取了果实。

果然，唐朝后来认定时溥的功劳最大，晋升他为宰相，并封为钜鹿郡王。一时之间，时溥风光无限。然而，若不是李克用将黄巢逼至时溥的地盘，即便时溥再有能耐，也难以对付黄巢。

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七月，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在成都献上了黄巢的人头及其家人、姬妾。群臣闻讯后，纷纷舞蹈三呼，庆祝这一重大胜利。

唐僖宗在大玄楼上举行了隆重的受俘仪式。当他看到那些曾经被黄巢掳走的长安士女时，不禁怒火中烧，质问道：“你们都是勋贵之后，国家待你们不薄，为何甘心屈身于黄巢？”众女子低首无语，不敢回应。

然而，其中一位女子却毫不畏惧，挺身而出，直言不讳地回答道：“国家拥有百万雄兵，却无法制服一个黄巢，导致社稷沦陷，宗庙被毁，陛下被迫流亡巴蜀，成为天下笑柄。如今陛下不责备那些公卿将帅，反而责怪我们这些弱女子，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唐僖宗被问的一时语塞，当黄巢攻入长安时，大批公卿贵族向他屈膝投降，这一幕让天下人感到耻笑。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权贵们在事后却将责任推给了几位无力反抗的女子，这实在是毫无意义的行为。事实上，真正的罪责在于那些在危难时刻未能履行职责的官员和贵族。

唐僖宗下令将这些女子处决于市中。市民们看到她们的悲惨境遇，心生怜悯，纷纷送上酒水，叹息道：“喝醉了再走吧，醉后挨刀，或许会少些痛苦。”

众女争先恐后地喝酒，不久便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唯有领头的那位女子拒绝饮酒，也不哭泣，她仰天长叹，从容赴死。最终，众女皆被处决。

黄巢的死亡不仅标志着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失败，也预示着五代十国乱世的开始。虽然唐朝名义上还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实际上，它已成为各路军阀争夺权力的工具，就像东汉末年的汉献帝一样。许多军阀，如朱温、李克用等，都打着唐朝的旗号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像刘备当年打着“大汉皇叔”的名号四处寻求支持一样。

对于黄巢的失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有精辟的评论：“黄巢虽横行天下，实为流寇之雄。他从北方的濮、曹一带，一直打到南方的岭海，屠戮数千里，却未能占据一寸土地或一个百姓。即便攻入关中，威胁京师，称帝建国，但自潼关以东、邠州与岐山以西北、剑阁以南的广大地区，仍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最终，他在孤城中纵酒渔色，失去了进取的机会，正如游弋于浅水中的鱼，难以长久生存。”

王夫之的评价深刻揭示了黄巢起义的战略缺陷。黄巢及其盟友王仙芝长期奉行“流寇主义”，即采取游击战术，频繁转移作战地点，避免与敌军正面交锋。这种战略虽然赋予了他们极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但也带来了致命的弱点：缺乏稳定的战略根据地。没有稳固的后方支持，军队无法得到有效的补给和休整，也无法建立持久的政权。因此，尽管黄巢一度势如破竹，但一旦遭遇战略性失败，便迅速陷入绝境，无路可退，最终只能走向覆灭。

黄巢的失败并非偶然，而是其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流寇主义的本质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战术虽然能在短期内取得一些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条自断后路的道路。一旦遭受重大挫折，起义军便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只能面对彻底的失败。正如王夫之所说，黄巢的命运如同“游签之鱼”，在狭窄的空间中挣扎，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

关于唐末诗人韦庄的《秦妇吟》及其引发的争议，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话题。这首诗通过描绘黄巢起义军的“残暴”行为，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其中最著名的诗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不仅揭示了起义军对唐朝统治阶层的打击，也反映了韦庄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情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唐安史之乱之后，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广大农民承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背景下，黄巢起义不仅是对唐朝腐败政权的反抗，也是底层民众争取生存权利的一种表现。虽然起义军在行动中确实存在一些过激行为，甚至出现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是对封建统治的挑战，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尽管这些起义往往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们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以及对不公制度的抗争。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农民起义的作用，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其局限性。

至于《秦妇吟》本身，它不仅是一首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历史文献。通过对这首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唐末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苦难，同时也能够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思考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