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南京的官员们焦急万分，十分关注崇祯皇帝与其三位皇子的去向。
起初，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打算率军渡江进行“勤王”。然而，有传言称崇祯皇帝已乘船南下前往海南，因此众人只能暂时按兵不动。
不久之后，南京的官员们得到了一个确切却令人悲痛的消息——崇祯皇帝已在煤山自缢身亡。
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方面的首要任务便是迅速拥立一位新君，以作为复兴明朝的政治标志。
在南京，掌握实权的主要人物包括手握重兵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守备太监以及负责督理南京军务的勋臣。
以史可法为核心，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明朝官员开始就新帝人选展开激烈讨论。虽然崇祯皇帝已经驾崩，但他的三位皇子依然下落不明。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确保皇位有人继承，否则国家将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复兴明朝的大业也将无从谈起。
关于南明立君的问题，某些仅仅将史书翻译成白话文的“畅销书作家”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大臣们希望从皇帝宗亲中挑选最聪明的人来继承皇位。这种看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是基本原则。如果单纯以聪明与否作为选君标准，那么整个封建宗统体系必然会陷入混乱。对于南明大臣而言，拥立新君最重要的依据并非个人能力或智慧，而是严格的血统关系——谁与崇祯帝的血缘最为接近，谁就最具资格继承皇位。
按照血统来考量，福王朱由崧无疑是当时最有资格成为皇帝的人选。并且，他与另一位候选人潞王朱常汸都位于淮安，距离南京较近，便于迅速到达并稳定局势。
从明神宗一系来看，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与崇祯帝属于同一辈分（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所杀）。
尽管惠王和桂王此时仍然健在，他们同为明神宗的儿子，且辈分与崇祯帝相同，但由于他们远在广西，地理位置上难以及时接掌大权。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辈分比崇祯帝高一辈，相较于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的继承逻辑，显得不够名正言顺。至于像史可法等南京大臣所青睐的“贤王”潞王朱常汸，则是明神宗的侄子，血统上稍显疏远。
福王朱由崧虽有资格成为新皇帝，但几乎难以登上帝位。究其原因，并非其他，而是明末党争愈演愈烈所致。
实际上，天启帝时期，东林党和阉党之间斗争激烈。然而，崇祯帝继位后大力打击阉党，党争基本得以平息。
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却引发了南明新一轮的党争。朝臣们互相倾轧，内部纷争不断，直至南明灭亡。
提到晚明党争，就不得不提及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是明神宗的宠妃，因此神宗一直有意立朱常洵为帝，而冷落长子朱常洛。这一念头引发了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攻击，各方焦头烂额，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作为补偿，明神宗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于河南，耗费大量资源供养这个痴肥的儿子。
因立储而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无锡原籍，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党营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被称为“东林党”。
与此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同乡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堂内外相互攻击。随后，魏忠贤一派的“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无法相容。
相比之下，东林党中确实汇集了更多正直之士，而阉党则以奸佞小人居多。然而，在党派之争的背景下，东林党人往往意气用事，空谈误国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士大夫们，过于注重清高自守，凡事喜欢高谈阔论，却忽视了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整日专注于性命之理，追求虚名而轻视实用，最终导致明朝朝政腐败愈演愈烈。
由于明末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三大案件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生母郑贵妃密切相关，因此聚集在南京、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对小福王朱由崧尤为警惕。
当年正是东林党人的坚持抗争，才阻止了老福王成为皇太子。因此，东林党人担心，如果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他可能会清算旧账，进行报复，届时东林党人势必会遭受打击。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于拥立福王一事自然有所顾虑。而活跃于江南地区的东林党首领钱谦益，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联合了南京户部尚书高宏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奔走游说，极力主张“立贤”，计划拥立潞王朱常汸为帝。
东林党人固然以自身派系利益为重，但福王朱由崧本身也绝非良善之辈。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极为宠爱的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在他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便被册封为“德昌王”。由于其父福王的正妃邹氏无子，朱由崧顺理成章地成为福王世子。
真是龙生龙，凤生凤，朱由崧与其父老福王如出一辙，不仅外貌相似（皆为体型肥胖之人），就连生活情趣也同样低俗不堪。
这对父子在洛阳王府内终日沉溺于酒色，荒淫无度。若非李自成起义，这对父子或许会继续作为挥霍无度的“废物”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陷洛阳，老福王被捕后惨遭烹杀。而朱由崧因行动敏捷，在混乱中逃脱，保住了性命。
崇祯皇帝对这位堂兄颇为关照，不仅派人妥善安置他在洛阳的生活，不久之后更下诏让朱由崧继承福王之位，于是他从“德昌王”摇身一变成了“福王”。
洛阳的陷落来得迅猛，农民军迅速攻占了这座城市。朱由崧不得不又一次踏上流亡的路途。在经过卫辉府时，他与同样处境艰难的潞王朱常汸相遇，两人境遇相似，便结伴同行，一路逃至淮安。
此时的朱由崧已无法再感受到堂弟崇祯帝曾经给予他的关怀，因为崇祯帝已经在京城自缢身亡。
在新君的推举过程中，有两个人的意见至关重要：一是史可法，二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他们不仅手握兵权，还身为督师文臣，在拥立之事上的话语权极重。
起初，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都倾向于拥立以贤能著称的潞王为帝。毕竟，福王朱由崧虽然在宗室伦序上看似合适，但其名声却极为不佳——酗酒、好色、粗鄙无能，实在难以服众。
东林党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使得不少原本支持福王的士大夫纷纷沉默退缩。尤其是史可法，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明确指出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起初对此表示认同，然而随着局势变化，他突然转变态度，将史可法这封信作为要挟对方的筹码和证据。
从东林党角度来看，他们主张拥立潞王而非福王，实际上源于自身利益考量。正如钱谦益所言：“潞王是穆宗之孙、神宗之侄，辈分恰当且贤明可立。而福王若即位，因其父过往恩怨，极可能对东林党进行清算报复，视我们为刀俎上的鱼肉。”
史可法与马士英在浦口密商后达成一致：既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支持潞王朱常淓，而是另辟蹊径，计划前往广西迎请明神宗之子桂王继位。这一决定让福王派和潞王派都措手不及，无话可说。南京礼部甚至已准备好迎接桂王的仪仗队。
然而，在紧要关头，一位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改变了局势，最终将帝位推向了福王朱由崧。卢九德时任凤阳守备太监，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他倾向于福王的原因在于，少年时曾在宫中侍奉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受其器重。
在明朝末年的动荡局势中，一个太监本应难以左右大局。然而，卢太监却暗中与江南几位掌握重兵的将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均为总兵官）进行联系。这些将领为了贪图“定策”和“拥立”的功劳，纷纷同意支持福王即位。
按照常理，这三位总兵官都受凤阳总督马士英的节制。但在非常时期，马士英担心武将趁机作乱，因此不敢坚持他与史可法先前商定的方案，转而选择支持福王。这种转变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
许多史书提到马士英欺骗史可法拥立桂王，同时暗中向福王示好，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马士英最初倾向于东林党一派，他的立场转变主要是迫于形势。
在这一过程中，马士英的老友阮大铖发挥了重要作用。
阮大铖因长期受到东林党的排挤而心怀怨恨，曾言“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他主张拥立与东林党有深仇大恨的福王，并对马士英表示：“当年福王未出藩时，就被东林党人排挤并牵连进‘妖书’、‘梃击’两案，遭受诸多诬陷，导致郑贵妃和福王备受折磨。如今福王世子朱由崧在淮安，若能迎立为帝，以报旧仇，则可以铲除东林党。”
这段记载出自《万匮书后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反映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报复心理。不过，书中描述马士英也深恨东林党，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马士英在当时与东林党系的士人之间并无重大矛盾。事情的发展也并非如许多笔记文献以及后续以讹传讹所描述的那样，似乎都在强调马士英如何阴险狡诈，比如他认定福王因好色昏庸而容易被控制等。然而，历史事实是，一个好色昏庸的君主并不一定就容易掌控。
真正促使马士英转变立场的原因，在于他手下几位武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让这位机智敏锐的文臣重新考虑局势，从而放弃了原本支持桂王继位的计划，转而拥立他起初并不看好的福王。
作为凤阳总督，马士英麾下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位总兵，他们本应是他的下属将领。在和平时期，这些武将就如同几条听命的大狼狗。但在动荡年代，权力结构往往会发生倒置。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提及明朝的监军制度。提到监军，尤其是明朝的监军，很多人受影视剧的影响，第一反应便是太监监军。
但实际上，明朝的文臣监军体系同样非常成熟，并且与太监监军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意味着，在明朝，宦官并非在军队中一家独大。明代文臣监军分为四个层级：总督、巡抚、巡按和兵备道。
自景泰年间起，明朝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监军制度。侍郎以上的文臣出任总督或巡抚时，通常会加授“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的衔位，从而兼具“宪臣”身份。这一安排不仅提升了其权威性，更强调了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
这些挂有“都察院”头衔的文臣进入军队体系后，能够充分行使“风纪之司”的权力。起初，总督等文臣并非实际的军事统帅，他们主要负责协调、监督和考核将领的表现，并对失职者进行弹劾，而非直接指挥战役。真正承担军事行动的是以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为代表的武将系统。
然而，明朝的军队管理体系中存在着多重牵制机制。除了文官系统的总督、巡抚外，还有独立的宦官监军体系，二者相互制衡，共同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监军网络。这种复杂的架构使得任何单一势力难以独揽军权。即便是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在这套严密的监军体系面前，也难以轻易染指军权。
从明仁宗开始，“以文制武”逐渐成为朝廷的基本国策，同时伴随着内阁制度的确立，武将的地位日益下降。这符合封建王朝通过削弱武人权力来巩固统治的传统政治逻辑。
在太平时期，君主往往对掌握重兵的武将心存猜忌，而士大夫阶层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较少出现兴兵作乱的情况。
特别是嘉靖以后，随着卫所制度的瓦解，募兵制成为主要兵源形式。面对职业化的雇佣军人，如何防止武将把士兵变为私人力量，成为朝廷的一大难题。为此，明朝进一步强化了文臣监军的作用，试图通过严密的监控体系来维持对军队的控制。
明朝初期，各地总兵与总督、巡抚地位相当，能够分庭抗礼。然而自成化年间起，总督尊称为“军门”，抵达地方后，包括巡抚、总兵在内的各级官员均需谒见。总兵若有要事禀报，需身着甲胄下跪呈递。即便各地勋贵，对总督也需从旁门进入行参拜之礼。
张居正当政时，名将如戚继光、李成梁等，皆向这位文臣自称“门下”“沐恩”“小的”，并以“万叩头”“跪禀”等言辞表达敬意，充分体现了文臣的威权。
因此，在整个明朝，“以文制武”的策略执行得相当成功，基本杜绝了武将造反的可能性。根据这一文官监军制度，总督等监军文臣不仅有权决定总兵等各级武将的升迁去留，还对所辖地方军政官员拥有监督考核权。按常理而言，马士英作为凤阳总督，其麾下的几位总兵不过是听命行事的武夫罢了。
然而，世事变迁，崇祯帝驾崩，大明王朝覆灭。在兵荒马乱之际，许多规则被打破。
内有绰号“胎里红”（应为“胎里黑”）的宦官卢九德操纵，外有手握长矛的军头响应。
马士英权衡利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未与史可法商议，便以凤阳总督及三总兵的名义，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递交表文，表示拥立福王朱由崧。
韩太监则表现得颇为“民主”，邀请南京众臣到家中，展示马士英等人的“公开信”。众人惊愕之余，只能唯唯诺诺。在乱世之中，手中无兵的文臣们只能听天由命。不仅是文臣如此，山东总兵刘泽清原本支持潞王继位，但听说三镇总兵拥立福王后，立刻转变立场，表示全力支持福王。
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得知此事后，迅速权衡利弊，很快也表示赞同。这样一来，史可法成为了最尴尬的人。
如果当初史可法能够果断决策，以王朝传承为重，力主拥立福王为帝，那么马士英便无法借此居功自傲，高杰等四镇军阀也不会因“定策”之功而变得骄横跋扈。
然而，由于东林党人钱谦益等人的多方游说，导致史可法犹豫不决，错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或许有人会质疑：福王是一个沉溺酒色、昏庸无能之人，史可法推举他登上帝位，是否明智？但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完全合理！崇祯皇帝虽以勤政著称，却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最终也未能挽救明朝的覆灭。在南明政权风雨飘摇之际，拥立福王这样一位平庸懦弱的君主，反而能让朝中正直之臣发挥更大作用。
假如史可法成为首倡拥立福王的第一功臣，福王继位后，自然会将国事交由史可法及东林党中的贤臣良相处理。
至于福王本人饮酒作乐、沉迷声色，对于明末这样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而言，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罢了。
相比之下，被许多人视为“贤王”的潞王，实际上只是一个痴迷古玩的玩家。他平时精心保养着长达六七寸的大拇指指甲，并用竹简保护，走路时还习惯左顾右盼，举止间尽显娘娘腔气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谦恭有礼，但他既无雄才大略，也不具备挽救危局的能力。因此，与其寄希望于潞王，不如让福王成为傀儡般的存在，从而让真正有能力的人主导国家事务。
关于拥立福王还是潞王的争议，扬州举人郑元勋曾痛切陈词："此举必将开启祸乱之端！神宗皇帝在位四十八载，恩泽犹在民心，岂能舍弃其孙而另立其侄？况且若该立者不得立，则人人皆可觊觎大位！倘若左良玉、郑芝龙等武将各怀异志，效仿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届时谁又能制止？若强立潞王，又将如何处置福王？杀戮？囚禁？如此必将引发天下动荡，兵戈四起，万万不可行！"
政治博弈中，道德往往沦为野心家的工具。手握史可法亲笔所列福王"七不可立"的罪状，又有高杰等将领的武力支持，马士英联合太监卢九德等人开始大造声势。他们在凤阳皇陵举行庄严的"誓师"仪式，公开拥戴福王，随即调兵遣将护送朱由崧向浦口进发。
为震慑反对势力，马士英更广发檄文，公然宣称："风闻江南犹有异议之声，今特率精兵五万陈兵江岸，以防不测。"这番军事示威直接将史可法置于尴尬境地，使其政治立场陷入忠奸难辨的险境。
史可法满心懊恼，却也只能接受现实。在浦口登船时，他顺水推舟地跟随福王前往南京。起初，福王还装模作样地谦虚一番，声称“宗社事重，我不敢当”。然而，在“群臣固请”之下，福王便顺势坐上了皇位。
退朝后，姜曰广与高弘图质问史可法为何改变立场。史可法忧心忡忡，只是摇头叹息，不敢明言自己曾写信给马士英，列举福王“七不可立”的理由。
在众大臣中，给事中李沾之擅长表演，他当众大声喊道：“今日若不立福王，我就撞死在此！”
勋臣刘孔昭（刘伯温后人）也不甘落后，四处假装寻找宝剑，做出一副要自杀或杀人的模样，大喊“大家一起死吧！”现场一片混乱，好不热闹。旁观者心中都明白，这二人不过是演戏罢了，目的无非是想借此居功，彰显自己参与了拥立新君的大事。
由于崇祯太子下落不明，福王朱由崧暂时以“监国”身份理政。然而，仅仅过了十二天，他就正式即位为帝，改元“弘光”。
由于马士英在拥立新帝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一跃成为朝廷首席文臣，而史可法则退居其次。随后的加官进爵中，马士英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凤阳总督；史可法则担任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原南京礼部尚书王铎与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也同时被授予东阁大学士之职，并入阁参与政务。
史可法深知自己已被马士英算计，难以获得新君完全的信任，于是主动请缨前往江北督师。这样一来，马士英便独揽朝政大权，成为事实上的“首辅”。
然而，史可法所获的头衔不过是个虚名罢了，实权尽归马士英所有。尽管南京的东林党人和士大夫们高呼“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但这些抗议终究只是空谈，改变不了现状。
东林党人的私心杂念导致史可法在储君问题上犹豫不决，而他的优柔寡断又间接促成了马士英等人拥立弘光帝的局面。
弘光帝登基后，一方面重用马士英，另一方面倚仗推举自己的四位武将，最终酿成武将专横、不受节制的局面，为弘光政权埋下了覆灭的隐患。
弘光帝昏庸无道，其荒淫程度堪比刘禅与隋炀，再加上文臣如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武将如左良玉、刘泽清之辈，使得这个南京小朝廷注定短命。在这样一个朝廷治理下，即便面对北方战乱不断、清朝自身尚且焦头烂额的大好时机，他们却错失良机，迅速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