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昭君并不希望孙子高殷继承皇位，而是更倾向于立自己最宠爱的儿子高演为帝，这种急切的心情在她的一举一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在高洋驾崩、举国哀悼之时——虽然大多数人的悲痛不过是表面功夫，如同参加一场冗长而乏味的会议——娄昭君在这段极为敏感的时期，急于让高演登上皇位，甚至已经有所行动，但最终未能如愿。

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高洋留有遗诏，明确指定太子高殷继位，这一事实已成定局；二是以杨愔为首的重臣们坚决拥护太子，极力阻止娄昭君的计划。这也解释了为何娄昭君对杨愔等人后来采取了严厉的报复手段。

如果说世间还有一种绝对无私的真情，那一定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然而，即便是这种最纯粹的情感，在家庭中也并非完全平等。那么，为什么娄昭君在众多儿女中独独偏爱高演呢？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在家庭和母子关系中同样适用。娄昭君对高演的偏爱，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幼而英特”，聪明伶俐，具备“大成之量”，也不仅仅因为他“仪望风表，迥然独秀”的出众外貌。这些特质固然让她喜爱，但并不是她宠爱他的根本原因。

高演之所以与众不同，关键在于他内心世界的独特性。尽管出身于武将之家，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性格中带有彪悍的一面，但高演的内心却异常细腻。这种细腻使得他对情感有着极高的敏感度，任何细微的触动都会引发他强烈的情绪反应。换句话说，他的感性远超理性，甚至到了无法完全控制的地步。

高演自幼便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特质，这种真诚而细腻的表现赢得了众人的认可和喜爱。在他年少时，哥哥高澄掌权，为了教育他和其他几位弟弟，特地聘请了开府长流参军刁柔担任他们的塾师，负责教导他们读书识字。

刁柔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脾气也颇为暴躁，性格中还带着些许狭隘。他在课堂上的严厉态度引起了学生们普遍的反感，教学工作因此难以顺利进行。最终，高澄不得不将刁柔遣返回乡。对于其他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消息，但高演却表现得与众不同。他深情地送别刁柔，直至府门之外，神情悲戚，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仆人们，无不为之动容。

高演的妻子元氏，出身于东魏皇族宗室，是元蛮的女儿。在高洋对元氏家族大肆清洗的过程中，元氏因特殊的身份，得以幸免于难。然而，高洋对元氏并无好感，甚至有意削弱她与高演之间的感情。为此，他强迫元氏改姓，改为步六孤氏，并时常为高演挑选美女，希望借此转移他的注意力，冷落元氏。

尽管面临哥哥的强大压力，高演始终坚守着对元氏的深情。他虽然表面上遵从命令，纳下了这些女子，但在内心深处，他对元氏的感情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发浓烈。高演的忠诚与深情，使他在复杂的宫廷环境中显得格外珍贵，也彰显了他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与担当。

对于母亲，高演的这种特质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对母亲的情感依赖几乎达到了极致。日常的请安问候自不必说，只要母亲稍有不适，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喷嚏，高演都会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全心全意地去陪伴和照顾。

在外人看来，高演的反应有时显得有些夸张：甚至顾不上穿好鞋子，便急匆匆地奔向母亲身边，扶榻执手，嘘寒问暖，焦急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虽然在旁人眼中或许显得有些过火，但却是她对母亲深厚情感的真实写照。

在消灭了杨愔集团之后，以高演为核心的高家势力再次得到了重用。在娄老太后的直接干预下，高殷发布了一系列重要任命：高演被封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高湛被封为太傅、京畿大都督；平秦王高归彦被封为司徒，平阳王高淹被封为太尉，彭城王高浟被封为尚书令。

凭借母亲的支持与庇护，高演顺利进入了北齐帝国的权力核心。

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遭，高演的心情如同翻天覆地，既激动又兴奋。大殿上的惊心动魄犹在眼前，回到晋阳城后，他第一时间便找来了王晞，紧紧握住他的手，如释重负地说：“多亏听了您的忠言，否则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

王晞捻着胡须，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显然对自己的预见感到十分满意。此时的高演对他已万分依赖，迫不及待地询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有了上次成功的预测，王晞显得更加自信，沉思片刻后，他的话语变得玄奥而深邃：“今日之事，关乎天时，非人力所能左右。”言下之意，一切皆是上天的安排，高演只需放手一搏。

受到鼓舞的高演信心倍增，于是精心措辞，向小皇帝高殷上表，请求任命两位亲信：赵郡王高睿为大丞相府长史，王晞为大丞相府司马。此举不仅是对高殷的公开施压，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培植亲信势力。

不出所料，高殷很快准奏。尝到甜头的高演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得陇望蜀，步步紧逼，不断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帝国的中枢。

面对高演的连番动作，高殷终于不胜其烦，干脆下了一道诏书：“军国之政，皆申晋阳，禀大丞相规算。”这意味着，高演可以自行决定用人和政务，无需再频繁请示，彻底将皇帝的权力下放给了他。

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高演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稳固，而高殷的权力则逐渐被架空。

所谓欲望，就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欲望的增长与当下的拥有成正比。高演的权势日益膨胀，地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心中依然感到不满足。在他的眼中，那最高的目标——皇位，始终是他梦寐以求的终点。他迫切地想要体验一把龙椅的滋味，感受那份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身边人的不断怂恿下，高演内心的野心再也无法抑制。

最终，他忍不住向太皇太后娄昭君表达了自己想要继承大统的意愿。作为母亲，娄昭君一直希望将北齐的江山交给这个最孝顺、最出色的儿子，这是她多年的心愿。

然而，娄昭君并未失去理智，决定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娄昭君找来了侍中赵道德，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赵道德性格耿直，毫不客气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丞相应当效仿周公辅佐成王的做法，安心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篡夺侄子的皇位。这样的行为不仅不合道义，还会被后世唾骂。赵道德的态度让娄昭君陷入了两难，她意识到，赵道德的意见很可能代表了朝中许多人的看法。此时的北齐刚刚恢复元气，不宜再生事端。因此，娄昭君只好暂时搁置了这件事。

一旦欲望的闸门被打开，便如洪水般难以遏制，让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变得焦虑、烦躁，甚至陷入无尽的叹息之中。

高演在这段时期内饱受内心的煎熬，最终决定再次提起那个敏感的话题。这一次，他的态度异常坚决，言辞也更加直白，毫不掩饰自己日益膨胀的野心。他对母亲坦陈，当前局势尚未稳定，恐怕会发生变故，因此他认为应当“尽早确定名位”。

然而，高演的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他在表达时未能充分组织语言的逻辑。

事实上，高殷作为合法继承人，其地位无可争议，且新帝高殷的施政已经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社会秩序也趋于稳定。即便真有不安定的因素存在，高演作为军政大权的掌控者，完全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稳固人心。他如此急切地要求“早定名位”，不仅显得不合时宜，更给人一种推卸责任的感觉。说到底，他真正的意图不过是想取而代之，登上皇帝的宝座。

娄昭君看着儿子因睡眠不足而布满血丝的双眼，心中满是心疼。她深知这次必须果断行动，不能再像上次那样犹豫不决，征求他人的意见。事实上，征求意见往往也只是徒劳，最终还是需要自己做出决定。于是，她下定决心，不再犹豫，直接做出了安排，让所有人有时间慢慢消化、理解，最终接受。

人们并非不能接受新事物或改变，只是需要时间来适应。例如，当一个工作表现平平的人因为关系升职时，起初大家可能会不满，甚至有人考虑离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生活也恢复了常态。这是人之常情，古今皆然。娄昭君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选择了这样的处理方式。

几天后，即乾明元年（公元560年）八月初三，北齐太皇太后娄昭君颁布敕令，宣布废黜当时的皇帝、她的亲孙子高殷，将其封为济南王，并要求他离开皇宫，另寻居所。与此同时，娄昭君任命自己的儿子、时任大丞相和常山王的高演为新的皇帝。

同一天，年仅二十六岁的高演在晋阳的宣德殿正式登基，取代了他的侄子，成为北齐帝国的第三位皇帝。他即位后立即宣布大赦天下，并将年号从“乾明元年”改为“皇建元年”。

随着新皇帝的登基，太皇太后娄昭君恢复了皇太后的身份，而原皇太后李祖娥则被尊称为文宣皇后，迁居昭信宫。

当然，高演在继位之前，娄昭君确实提出了条件。她对高演说：“你可以当这个皇帝，但一定要好好干，最重要的是‘勿令济南王有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伤害她的孙子——这里的“孙子”确实是她的亲孙子。

娄昭君虽然疼爱高演，但在这一刻，她对高殷的体恤和怜爱中显然夹杂着一丝愧疚，这与当初高演对杨愔等人子女家属的宽容有着相似的情感背景。

高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母亲的要求，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重大的责任，并开始筹备他的登基大典。然而，母子俩都没有料到，这句半是叮嘱、半是警告的话，最终会成为他们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也会成为高演临终时难以释怀的遗憾。

果然，朝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对声音，就连上次极力反对的赵道德，这次也选择了沉默。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赵道德深知审时度势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他会站在公正的角度发表意见，既维护自己的形象，也考虑历史对自己的评价。但此时，形势已经明朗，高演继位已成定局，再做“出头鸟”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风险。毕竟，杨愔等人的悲剧还历历在目，谁也不想步他们的后尘。

更何况，北齐的皇位本就是从元氏手中夺来的，现在只是在高家内部进行权力交接，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愚忠”而冒杀头或灭族的风险。赵道德的态度如此，那些善于逢迎的大臣们更是如此。

很快，北齐的朝廷上下统一了思想，调整了立场，将原本对高殷的眷恋收起，转而以热烈的期待迎接高演的统治。只要国家能够繁荣稳定，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谁当皇帝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方面，高演的表现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在北齐五位皇帝中，高演是唯一一位通过家族内部权力斗争上位的。尽管这一过程存在争议，但他仍不失为北齐帝国一位难得的明君。高演勤勉治国，体恤臣民，很快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他继承了侄子高殷时期的仁政传统，并进一步改善了高洋时代留下的阴影。

在国内政策上，高演采取了一系列人性化的措施：嘉奖有功之臣，关怀各地耆老，抚恤为国捐躯的将士家属，尊重德高望重的督将和朝臣，甚至对官奴、官俾等社会底层人群也表现出关怀。这些举措不仅延续了前任的善政，还进一步缓和了高洋时代的紧张局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外交和地方治理方面，高演派遣大使巡行四方，考察民情，了解百姓疾苦，评估政策得失，搜罗贤才。他积极塑造了一个亲民爱民的君王形象，比其侄子高殷在位时更为显著。通过这些努力，帝国的民心逐渐凝聚，高演的统治基础也日益稳固。

在军事领域，高演虽然不像他的兄弟高洋那样光芒四射，但他的稳扎稳打同样为高氏家族的辉煌续写了篇章。继高殷在石鳖设立屯田之后，高演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策略，在怀义设立了新的屯所，以增强对黄河以南地区的军需供应，有效缓解了南部军队的粮食短缺问题。此外，他采纳了平州刺史嵇晔的建议，疏浚了督亢旧陂，并在此地设立屯田所。这一举措成效显著，北齐帝国每年可以从这里征收数十万石的谷粟，大大缓解了北部边境的军粮压力。

高演最引人注目的军事成就是他亲自率军北征新兴的库莫奚部落。这次远征一直追击到天池地区，迫使库莫奚退出长城防线，向北逃窜。随后，高演又派遣多路骑兵继续追击，最终俘获了七万余头牛羊，大获全胜而归。库莫奚刚刚崭露头角，便在北齐的强大打击下迅速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

尽管高演登上了权力的巅峰，稳固了皇位，取得了诸多成就，赢得了无数赞誉和掌声，但他内心却并不快乐。身处金字塔顶端的他，逐渐成为了孤家寡人，孤独感如影随形。

人离不开朋友的陪伴，无论权势多么显赫，财富多么丰厚，即便是像皇帝那样位居九五、富有四海，依然需要几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而有了朋友，自然就会形成圈子。一个没有社交圈子的社会，是无法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

在高演未登基之前，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和小圈子，其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王晞。然而，当高演成为皇帝，达到人生巅峰之时，王晞却悄然淡出了他的生活。

王晞的“消失”并非真正的失踪或离世，也不是刻意隐居避世。他依旧在朝中担任要职，继续为国家效力，只是不再频繁出现在高演的身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出入宫廷。

这正应了那句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王晞选择的是最高境界的隐逸——在朝堂上以低调的姿态存在，逐渐从高演的视线中淡出。这种自我边缘化的智慧，恰恰体现了王晞的过人之处。

通过这种方式，王晞不仅保全了自己，也避免了因过于亲近权力中心而带来的潜在风险。他的选择既是对自身命运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时局的精准把握。这种智慧和远见，正是王晞与众不同之处。

在高演尚未成为皇帝、身边没有太多人围着他转的时候，王晞几乎从未离开过高演的视线范围，这种做法无疑让高演对他产生了信任和依赖。

然而，当上司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身边围绕着大量的人时，频繁出现在他面前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每天有太多人排队问候、请示汇报，甚至有些人只是为了表现忠诚而无事找事，这样的情况会让上司感到疲惫，甚至产生厌烦。

此时，如果你想真正引起上司的注意，反而应该采取“消失”的策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露面，你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给上司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不在场”反而会让你的存在更加珍贵，因为你不会被淹没在人群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采用“消失”的策略。一些人，比如吏部尚书阳休之和鸿胪卿崔劼，他们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频繁出现在高演面前，最终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青睐。他们的做法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展示了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精神状态；二是表达了对皇帝的尊重和忠诚。然而，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毕竟大多数人在这种环境下只会显得多余，甚至可能被视为麻烦。

王晞深谙这个道理。在他与高演的关系中，他根据高演的不同阶段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在高演还没有成为皇帝、身边人少时，王晞始终保持在高演的视线范围内，确保自己是高演最信赖的人之一。

而当高演成为皇帝后，王晞则选择了适当“消失”，避免在众多竞争者中被忽视。这种灵活应对的策略，使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特地位。通过这种方式，王晞不仅赢得了高演的信任，还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保持了优势。

王晞一向以智谋自诩，自然不屑与那些阿谀奉承之人争宠。即便想要争，他也不具备那种人的心机和手段，更没有那份闲暇。因此，要想重新引起高演的注意，就必须采取与众不同的策略。

很快，王晞悄然隐匿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开始冷眼旁观。他深知，高演迟早会来找他，因为高演离不开他的智慧和支持。

王晞与高演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曾共同经历无数风雨。在高洋酗酒胡闹、行为失控时，高演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谏，但随着时间推移，高洋逐渐对这些劝告感到厌烦，甚至怀疑有人在背后怂恿高演。最终，高洋将目光锁定在了高演的谋士王晞身上，认为他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打算先除掉王晞，以此来震慑高演。

察觉到高洋的意图后，高演彻夜未眠，思索对策。第二天，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当众狠狠打了王晞二十大板，几乎将他打得皮开肉绽。这一举动虽然看似残酷，实则是为了保全王晞的性命。

王晞当然明白高演的苦衷，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逃过一劫。

高洋听说王晞挨了打，心中稍感舒畅，便不再执意要杀他，而是对他施以鞭刑，剃光了他的头发，并将他发配到甲坊做苦役。

然而，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让两人的关系更加深厚。后来，当高演绝食抗议时，只有王晞能够劝动他进食，这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信任与情谊。王晞对此充满信心，相信高演不会轻易忘记这份真挚的情感。

在这种情况下，王晞选择静观其变，等待时机。他知道，高演终有一天会再次需要他的智慧和建议。

果然，不久之后，高演周围的氛围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善于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的人发现，高演的性格并不如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随和友善，反而显得较为严苛。这种转变让一些人感到意外，也让高演的形象在某些人心中发生了改变。

高演初登帝位时，满怀壮志，急于施展抱负。为了革除长期以来的积弊并推行新政，他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旨在让人们尽快摆脱高洋时代的阴影，将关注点重新聚焦于国家治理和政治建设上。这本是一番美意，然而问题在于高演过于严谨，事无巨细，无论是重大政策的制定，还是日常琐事如锅碗瓢盆的采购，他都事必躬亲，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严格把控，唯恐有任何疏漏。这种过度介入的态度，反而给朝廷带来了新的挑战。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作为一位领导者，应当具备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视野。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专注于大局，把握方向，提出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而将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完成。这样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更好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

历史上，中书舍人裴泽曾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有一次，高演向裴泽询问外界对他的评价。裴泽态度从容，既不谄媚也不谦卑，客观地先提到了高演的优点，随后也指出了不足。他说道：“陛下您聪明睿智，处理政事公正无私，丝毫不逊色于历代明君。只是在处理事务时过于苛求细节，显得气度不够恢宏。”

高演的回应反映出他急于求成的心态。他解释说：“朕刚刚开始治理国家，凡事都担心不够周全，生怕有任何疏漏，因此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详查。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高演并没有打算改变这一习惯，反而笑着为自己辩解道：“只怕将来朕不再如此苛细了，你们又会说我无所作为。”

高演早期的表现与他的兄弟高洋颇为相似，能够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和批评，这一点值得肯定。然而，随着他逐渐掌权，这种谦逊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完全体现在他的治理风格上。

厍狄显安，作为高演的表弟，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太过精细，天子应当有帝王之相，而不是像个小吏一样事无巨细地过问。”换句话说，高演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忙碌的小办事员，而不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皇帝。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另一位大臣王晞的认可。

面对这些批评，高演曾表示会反思并改进，争取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然而，知易行难，高演的性格使然，他天生是一个注重细节、喜欢亲力亲为的人。尽管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有的人适合做统帅，抓大放小，有的人则更适合具体执行，事必躬亲。高演显然属于后者，他难以摆脱对细节的执着。

因此，即便经过反思，高演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在朝堂上指手画脚，干涉各种事务。对于臣僚们来说，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难度。高演不仅事事过问，还经常发表意见，甚至情绪波动时更为严厉。臣僚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常常感到束手束脚，无论做得多还是少，都会受到批评。尤其是那些频繁出现在高演面前的大臣，更是首当其冲，挨批的概率更高。

长此以往，朝廷的运作变得越发僵化，官员们为了避免犯错，往往选择保守行事，导致效率低下，士气低落。高演的这种管理方式，虽然体现了他对政务的重视，但也暴露出他在领导风格上的局限性。

高演费尽心机想要让人们忘却高洋时代的恐怖，感受新时代的温暖与和煦。然而，他的一举一动却不断提醒着人们，那个残酷的时代并未真正远去。高洋在位时，常常使用鞭子抽打他人，而当时的高演总是劝阻，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伤害身体，更会伤及人心。然而，当他登上皇位后，高演不知不觉间也学会了这一套手段，动辄挥舞马鞭，对那些办事不力的人施以惩罚，不论对方的身份、年龄或亲疏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主动接近高演无异于自投罗网。如果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分寸，或许还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丝温暖与关怀；但稍有不慎，便会遭受皮肉之苦，甚至血肉模糊。这种局面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他们原本希望通过接近高演博得好感，进而争取更多的晋升机会，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远离他，将升迁之事暂时搁置，转而寻求更为稳妥的长远之计。

阳休之和崔劼也不例外。见众人纷纷退避，二人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危险信号，决定暂时收起讨好的策略，逐渐淡出高演的视线。最初每天报到，从到后来三五天露个面，再到十天半月不见踪影，最终他们也像王晞一样，彻底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演的皇宫变得越来越冷清，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孤独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情感，它不仅会带来寂寞和忧郁，还可能引发烦躁、疾病，甚至让人变得偏执和固执。对于高演来说，这种孤独感是前所未有的。在他担任并省尚书令时，每天都有僚属主动献策，同级别的同僚也时常一起饮酒聚餐，交流工作心得，或是欣赏歌伎的表演，精神生活十分充实。

即便在升任大丞相和大将军之后，他的府邸依然热闹非凡。然而，如今这一切突然变得清冷，高演仿佛感到自己的大脑被掏空，思想也停滞不前，这种突如其来的孤寂让他感到极度不适。此时，王晞的名字和形象自然而然地重新占据了高演的脑海。

高演迫不及待地命人找来王晞，并严肃地批评他：“自从朕当上国君，你竟变得像个外人一样，连面都不露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怕朕吃了你不成？”尽管高演试图保持公事公办的态度，但他内心的孤独和无助却难以掩饰。为了重新获得王晞的亲近，高演大方地提出要提拔他为侍郎，要求王晞今后必须随时向自己呈递对国事的意见，不论是否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然而，王晞坚决推辞了这一任命，搞得高演最终不得不作罢。作为高演昔日的幕僚，如今皇帝最信任的人，王晞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对高演的性格和脾气了如指掌。他明白，权力的巅峰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皇帝的恩宠并不会永远持续。

事后，有人劝说王晞接受这个机会，认为这是难得的晋升良机。但王晞却以一种参透世事的姿态叹息道：“古往今来，那些位居高位的忠臣，有几个能善终的？不是我不想当大官，而是我见得太多，听得太多。人主的恩宠不会长久，一旦失宠，连退路都没有。还是安守本分的好。”

王晞的选择并非出于胆小或畏惧，而是基于他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他知道，权力的游戏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真正的智慧在于懂得何时该进，何时该退。高演的孤独或许让他渴望身边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但王晞的清醒和理智，让他选择了远离这场权力的漩涡，保全自己。

高演的孤独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缺失，更是权力带来的孤立感。他在位越高，身边真正愿意接近他的人越少，这让他感到无比的无助。而王晞的拒绝，表面上是对权力的拒绝，实际上是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宫廷中，王晞选择了一条更为安全的道路，避免了因权力过度集中而带来的潜在危险。

不当官就不当官，但高演坚持要和我对话，甚至耍起了赖皮。接着，他又把阳休之和崔劼找来——这两人已经好些日子没见了。

人在孤独时想起的人，往往是心中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从这一点来看，阳休之和崔劼平日里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高演最终还是认可了他们的忠诚与陪伴。事实证明，多花时间与领导互动，确是建立深厚关系的有效方法。高演对三人下了明确的指示：每天处理完公务后，必须到东厢房等待他的到来，然后一起商议国事或喝茶聊天。

晚餐由宫中提供，不必再回家吃了。你们不要不理我，我真的很孤独！高演仿佛听到了心底深处的呼唤。

从此以后，每当夕阳西下，月光洒在柳枝上，高演才依依不舍地放三人回家。他望着他们的背影，久久不愿移开视线。皇宫值夜的守卫们也渐渐习惯了这样一幅场景：三位备受皇上宠信的大臣，带着满脸的疲惫，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宫门，然后各自乘轿或骑马，匆匆赶往自己的府邸。他们的背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孤单，映衬出宫城内的寂寥与落寞。

高演的孤独与他的情感依赖紧密相连。这种情感依赖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依赖，就越无法停止；越无法停止，就愈加依赖。他频繁找王晞等人交谈，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这些行为都是他内心情感依赖的外在表现。

高演并非一个能够平静下来的人，至少在他的思想上是如此。他的情绪如同汹涌的波涛，从未有过片刻的宁静——他也无法让自己静下来。这种情绪的喧嚣，可以被解读为内心丰富细腻，但也可能被视为心胸狭窄，难以容纳大事。例如，他对侄子高殷——这位曾经的北齐皇帝——始终无法释怀，每次想起都如鲠在喉，难以释然。

高演与高殷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隔阂或仇恨，他夺位的行为纯粹出于权力欲望的驱使，对皇位的渴望让他无法克制自己，这与当年哥哥高洋逼宫禅位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在于，高洋夺取的是外人的皇位，而高演则是从自家内部、甚至是亲侄子手中夺走了皇位。因此，除了背负“逆臣贼子”的骂名外，他还面临着良心和道德的双重谴责。

正所谓“世上本无鬼，鬼在人心中”，高演的这种情绪逐渐失控，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左右，最终演变成了心病。他每日寝食难安，备受内心的煎熬，若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他会陷入疯狂的境地。

高殷被废黜后，一直居住在邺城的别宫，与远在晋阳的高演并无往来。当初，高洋临终时曾留下遗言：“夺但夺，慎勿杀也。”高演也答应了这一要求。更重要的是，他曾向母亲郑重承诺，绝不会加害自己的侄儿。因此，从任何角度来看，高演都没有理由对高殷下手。

然而，世事往往复杂多变。一个擅长“望气之术”的人为了巴结高演，特意透露了一个所谓的“天机”：邺城中有天子之气。当时皇帝高演在晋阳，而邺城竟然还有天子之气，这自然引起了高演的不安。在他看来，邺城中的天子气必定是来自高殷，这让他感到十分不悦。

高演的情绪因此变得愈加纷乱，当初夺位的内疚感与现在因“天子气”引发的焦虑交织在一起，使他倍感压力。由于内心的惶恐和不安，高演并未意识到，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天子气”，那更可能是来自当时镇守邺城的弟弟高湛。

比高演更感到不安的是高归彦。他因为倒戈投靠了高演的阵营，非常害怕杨愔集团的“余孽”会对他进行报复，同时也担心高殷复位后会对己不利。因此，他极力怂恿高演，务必彻底消除高殷这个潜在的威胁。

最终，高演下定了决心。他编造了一个理由，派人将高殷带到晋阳，随后又派人给高殷送去了一杯毒酒。高殷完全没有料到叔叔会对自己下手，还以为这次被召来是为了享受清福。他已经让出了皇位，以为不会再有什么危险，无论如何也不肯喝那杯酒，并大声喊叫要见皇帝。送毒酒的人害怕无法向高演交代，便上前掐住高殷的脖子，最终将他活活掐死。

高殷的离世并未治愈高演的心病，反而让他的痛苦愈发深重。起初，他的情绪失控仅限于自我折磨：失眠、噩梦、食欲不振，这些都只是他个人的煎熬，顶多因暴躁而偶尔挥鞭，但从不致于夺人性命。若非高归彦的煽动，高演或许不会真的动手杀害高殷。毕竟，他曾对母亲许下诺言，此举无异于首次背信弃义，令他事后深感悔恨。

为了逃避母亲的追问，高演竭尽全力封锁消息，拖延母亲知晓的时间。尽管摆脱了“天子气”的困扰，高演却被另一种内心的纠葛所缠绕，最终积郁成疾，不得不每日服用汤药以缓解“内热”。

随着病情的恶化，高演逐渐出现了幻觉，皇宫内仿佛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式的惊悚剧。这一切起源于一位姓赵的尚书令史，此人可能精神失常，声称在邺城看到高洋与杨愔、燕子献等人结伴西行，并扬言复仇。对于他人而言，这不过是荒诞不经的笑料，但对病中的高演来说，却是无法承受的惊吓。

更为糟糕的是，没过多久，高演竟在皇宫内亲眼见到了这三人，情形与赵令史的描述如出一辙。当时，皇后元氏也在场，不知是被高演的疯狂吓到，还是因长期照顾丈夫而神经衰弱，她也坚称看到了那三个人，且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幕让高演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幻觉，他像疯了一般，命令宫人驱逐厉鬼，使得原本空旷的皇宫瞬间变得阴森恐怖。

在高演的慌乱指挥下，宫人们四处泼洒沸油，手持火把焚烧驱邪。然而，这些“厉鬼”似乎毫不畏惧，时而钻到桌子底下，时而跳上房梁，如同杂耍一般自在从容。高演被吓得魂飞魄散，四处奔逃，最终精疲力竭，朦胧中仿佛看到天狗从天而降，将厉鬼驱散。

人的生命既展现出顽强的韧性，又常常流露出脆弱的一面。它能够承受巨大的风浪和艰难困苦，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生命的脆弱也令人猝不及防，有时在瞬间便归于永恒，快到让人无法接受，也不愿相信。

北齐孝昭帝高演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依然顽强地活着，甚至在病情稍有好转时，仍能坚持处理国事，与王晞等人交谈，积极诠释着生命的伟大意义。他的坚强和毅力，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无限可能。

然而，世事无常，就像南美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引发北美的海啸，这种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却能在瞬间改变一切。高演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皇建二年（公元561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晴朗日子里，他会因为一只兔子而意外离世。

那天，阳光明媚，高演许久未到户外活动，突然觉得浑身充满力量，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他决定带侍卫随从一起外出打猎，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乍见天地宽广，高演的心胸豁然开朗，仿佛放下了所有的烦恼与忧虑。

如果那一天没有发生意外，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种陶冶情操的户外运动，不仅会对高演的病情产生积极的辅疗作用，甚至可能让他脱胎换骨，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但命运往往不给人这样的机会。那只突如其来的兔子，成为了高演生命中的最后一个转折点，也让人们再次感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

就在高演离开皇宫大约一炷香的时间后，一只昨晚休息得十分惬意、浑身长着美丽灰色长毛的兔子，伸了个懒腰，慢悠悠地从洞穴中探出头来，开始了它今天的觅食之旅。

此时，高演已经派遣了几名侍卫前去探寻猎物的踪迹，为接下来的狩猎做准备。而高演本人则闭着眼睛，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受着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聆听着耳边轻柔的风声。周围一片静谧，连他的坐骑——那匹威武的枣红色汗血宝马，也温顺地低着头，轻轻啃食着地上已经开始泛黄的野草，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因此，这只小兔子完全没有察觉到周围的动静，依旧悠然自得地觅食，丝毫未受到惊扰。

不多时，一名侍卫悄声前来禀报，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头麋鹿，并随手指向了那个方向。高演顺着指示望去，果然看见一头雄鹿在远处悠闲地踱步，似乎并未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那麋鹿距离约有一箭之地，对射猎来说并不理想。为了能更好地瞄准，高演决定再靠近一些。他骑下的这匹千里驹，素以爆发力和速度著称。

高演打算利用它的优势，迅速缩短与麋鹿之间的距离，然后一箭中的。正当他紧握缰绳，挥动马鞭，准备策马疾驰之际，一只原本安静觅食的小兔子突然被一条蛇惊扰，四蹄乱蹬，慌不择路地朝着高演的方向奔来，最终从他的坐骑前横穿而过。

冬日的暖阳让马儿显得有些慵懒，它完全没有预料到突如其来的惊吓，顿时嘶鸣一声，前蹄腾空而起，将高演猛地掀翻在地。一心专注于前方麋鹿的高演毫无防备，重重摔在地上，几根肋骨当场折断。由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这次意外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高演被侍卫们紧急抬回宫中，但伤势过重，半月后不幸去世。

那些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往往是因为对生活的绝望已经达到了顶点，心中再无任何牵挂。而大多数人害怕死亡，则是因为他们被亲人、爱人、儿女和朋友紧紧牵绊，难以割舍；同时，这个世界的美好与诱惑也让他们舍不得放手。高演今年虚岁二十七，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尚未尽情享受青春的美好，也没有充分体验过帝王的成就、荣耀与奢华。他心中还有太多的牵挂与未竟之事，因此他根本不想面对死亡。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高演经历了此生最为难熬的时光。病痛与伤痛交织，而更令他痛苦的是那些因伤痛而重新涌现的恼人思绪。这些思绪如梦似幻，像流动的液体，再次填满了他大脑的每一个角落，无孔不入。

除了身体上的双重折磨，高演还承受着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当他刚刚鼓起勇气迎接新生时，死神却仿佛在开玩笑般突然降临。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差让他措手不及，命运的无常让他心中充满了无奈与叹息。未解的心结和未愈的伤痛交织在一起，使他的痛苦更加剧烈。

尽管众臣和嫔妃们纷纷前来探望，表达关切之情，但这并未减轻高演的痛苦，反而给他带来了无形的压力。每天，门外都有人请求探望，见面后总是千篇一律地说些“愿龙体早日康复”、“愿福祚永恒”之类的祝福和安慰话。这些话从一张张凝重的脸上说出，让高演感到异常恐怖。而母亲娄昭君的到来，更是彻底击垮了他那已经脆弱不堪的神经和身体。

娄昭君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便顺口问起了济南王高殷的下落。高演支支吾吾，半是病痛半是内疚，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娄昭君何等精明，见此情形立刻明白了真相。她脸色骤变，顾不得怜惜儿子，劈头盖脸地训斥道：“杀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好小子，你终究还是杀了他，不听我的话，死了也活该！说完，她盛怒而去，头也不回，任由这个曾经最疼爱的儿子在病榻上痛苦地挣扎流泪。

母亲在高演心中一直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是他情感依赖的根源。她的态度转变，让病痛中的高演精神瞬间崩溃，急火攻心，伤病愈发严重，最终陷入了垂死的边缘。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高演此刻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高殷已死，母亲也与他反目成仇，这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然而，他的脑海中依然充塞着太多杂念，不得不舍弃一些，因为还有另一件事困扰着他，如鲠在喉，如芒在背，让他无法安宁。

在乾明之变的时候，高演为了对付杨愔、燕子献这些汉臣，高演曾向高湛许诺，事成之后让他当皇太弟，因此当时高湛出力甚多。然而，高演后来却立了自己的儿子高百年为太子，这让高湛心中极为不满，感到极大的不快。这个食言如同一杯亲酿的苦酒，如今只能由他自己独自饮下。高湛对高演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时刻虎视眈眈，仿佛准备随时搏命。

人们的恐惧往往源于未知，而比未知更可怕的是明明可以预见却无能为力。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传位给儿子高百年，高湛迟早会篡位，高百年必死无疑；而如果传位给高湛，高百年也未必能活命，就像之前的高殷一样，但至少还有一线希望。这种预见让高演惊恐万分，六神无主。他终于明白，皇位与生命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高演不再犹豫，果断下诏，以“嗣子冲眇”为由，派尚书右仆射赵郡王高叡前往邺城传旨，征召长广王高湛来晋阳继承皇位。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高演还另写了一封家信给高湛，信中写道：“我的儿子高百年并无过错，现在我将皇位传给你，也算是兑现了当初的诺言。你千万不要学我，要好好对待你的侄子。”

高演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剩下的只能交给未知的命运。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既能保住儿子的生命，又能履行自己曾经的承诺，同时也希望高湛能够心存仁慈，善待自己的侄子。然而，未来的走向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三年后，年仅九岁的高百年在叔叔高湛的暴行下奄奄一息。高湛拿着钢刀的刀环猛砸高百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断乞求叔叔的宽恕，甚至愿意成为叔叔的奴隶，只求能保住性命（乞命，愿与阿叔作奴！）。然而，他的哀求并没有得到高湛的怜悯回应，最终被高湛打死，尸体抛入水池中，不久高湛下令把他埋在花园中。这一切，高演永远无法知晓。

与此同时，高演的生命也在逐渐消逝。随着气息的减弱，他心中的喧嚣渐渐平息，只剩下对母亲深深的眷恋和内疚。他真心希望母亲能够幸福快乐，也曾渴望为她养老送终。然而，命运无情，他已无力回天。身体越来越轻，仿佛一片羽毛般飘向远方，带着未竟的心愿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年后，北齐帝国最伟大的女性、养育了三位皇帝的母亲——老太后娄昭君，也在六十二岁那年与世长辞。她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留给后人无尽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