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2 月,某职业学院学生小 A 在宿舍,吞下自带药片,被同学发现后送医抢救。事后调查描述:他因专业迷茫,游戏沉迷,以及人际关系恶化,陷入了心理崩溃,而任课教师一句 “无故旷课就要请家长” 的指责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幕并非孤例,在另一所乡村小学,所谓的 “心理健康课”,只是班主任的训话会。而且心理筛查立法提案背后,其实是乡村教师面对学生自残时的手足无措。
也许你们的孩子拥有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但不代表所有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都一样。
城乡教育割裂下的 “心理贫困”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早已并非仅仅是新闻之事。不过比危机更残酷的,是资源分配存在着制度性的倾斜。
当城市学校能够引进,诸如青少年心理咨询师来给孩子答疑和解惑时。在乡村,甚至连专业教师都配备不齐。当法律急切地通过 “将刑责年龄降至 12 岁” 来威慑犯罪时,却无人回应:那些从来未曾接受过正规心理干预的乡村孩子,到底凭借什么要为制度的缺失而承担代价呢?

数据不会说谎:在 2025 年全国两会期间,心理健康教育立法的呼声十分高涨,不过某省乡村小学的心理课程覆盖率却不足 30%,并且班主任兼任 “心理教师” 已然成为一种常态。至少我觉的是这样,当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师范大学生毕业后,又有多少人可以到乡村去任教呢。
城市学校借助专业的心理课程,可以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地完成 200 多节团体辅导。可是乡村教师甚至需要在抖音上现学现用,才能获得 “情绪管理” 的教案。
事实上这种鲜明的对比背后,反映出财政投入在城乡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就像你抬头看月亮,与别的孩子在少年宫的望远镜里看看月亮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当有心理教师这个职业开始,带编制的岗位明显向城市倾斜,而乡村地区却不得不依赖于像 “万师润万心” 这样的阶段性帮扶活动。我们都知道潜移默化的道理,那一次所谓的心理活动又能改变孩子什么呢。

张伯礼院士提出 “刑责年龄降至 12 岁”,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过很少有人去追问:其实惩罚机制难道就能替代预防体系吗?
在江西的那所乡村中学里头,一个 13 岁的学生由于长期遭受校园欺凌,最后竟然选择用刀去伤害别人。不过呢这所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一年就只开放了两次,心理老师也同样是班主任兼任的。当老师被繁重的课业所牵制的时候,他还会能在兼顾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吗?
当法律忙着给犯罪行为去贴标签的时候,那些因为缺少心理评估而慢慢滑向深渊的孩子,实际上早就已经被这个体系给抛弃。
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在教师性侵案件多次发生之后,“顶格处罚” 的这种提议反倒让师生之间的对立情绪变得更严重了 ,乡村教师因为害怕被 “误判” 就更太愿意单独跟学生去沟通啦。尤其是在乡村的那个大缸染的环境下,闲言碎语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的。

解决困境需要打破 “城市中心主义” 的政策逻辑:课程分级:参照已定制心理学的的 “初 - 中 - 高” 三级体系,乡村可优先开展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基础公开课。老师赋能:让城市的心理老师对乡村的老师定期进行一对一现场培训,“一校对一市” 帮扶机制实现师资共享。法律缓冲带: “心理评估 - 社区矫治 - 司法介入” 分级响应链,避免将心理问题直接刑事化。
资源不足不是躺平的借口有人宣称,“乡村条件有限,只能慢慢来”。但是江西 “万师润万心” 项目却证明了:通过班主任全员心理培训,以及家校沟通数字化,在 3 年内就能够使乡村心理服务覆盖率从 17% 提升至 68%。
资源从来都不是问题,优先级才是。当城市学校能够轻松地豪掷百万去建造心理咨询室的时候,而乡村呢,甚至连心理健康教材都得让教师自己自费去打印。

我们国家是教育大国,每个孩子,都应享有,免于心理崩溃的权利,这无关户籍或所谓的 GDP。当城市精英,在讨论 “是否该给抑郁症学生,特殊考场” 的时候,乡村孩子,还在为 “心理健康课,是不是自习课” 而挣扎。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立法或拨款,而是一场教育公平的觉醒运动。
让心理服务像义务教育一样成为基本公共品,让乡村教师不再因 “不懂心理学术语” 而放弃拯救一个生命。

小 A 的药片和乡村班主任的谈话会,共同撕开了中国教育的伤疤 ,心理健康不是城市中产的专属品,更不该是法律惩戒的替代品。
当我们急于用 “刑责年龄” 震慑犯罪时,是否想过:那些从未被倾听过的孩子,需要的不是手铐,而是一双愿意握住他们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