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淑兰，48岁，守着老城区的单元楼过了小半辈子。

大姐陈淑芳52岁，在市医院当护士长，白班连着夜班是常事，熬得两眼总挂着青黑；二姐陈淑敏50岁，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财务主管，手机永远响个不停，月底结账时能在办公室睡上三天。

而我，结婚后就没再出去工作，每天围着灶台和丈夫孩子转，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舍得买过。

这是来自一个家里排行最末的老三的讲述，让人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母亲腿受伤的那天，大姐正忙着抢救病人，二姐在外地出差，最后是我背着母亲去的医院。

现在母亲腿脚不便，得有人全天候照应。

上周日，大姐值完夜班没顾上换制服，二姐踩着高跟鞋匆匆进门，我们三人围在母亲床边，看着她膝头缠着的纱布，谁都没先开口。

“淑兰，” 大姐揉着眉心打破沉默，白大褂袖口还沾着消毒水味，“你反正在家闲着，要不就搬过来住？我和老二每月各出两千五，凑五千给你当工资。”

二姐把包往沙发上一扔，金表在腕间晃了晃：“请保姆每月也得四千多，还不如把钱给自家人。你天天守着妈，我们也放心。”

我正给母亲削苹果的手顿住，果皮 “啪” 地断在地上。

母亲躺在病床上，忽然伸手拽了拽我的衣角，我看见她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像落了层没化的霜。

那天晚上，我蹲在自家卫生间洗衣服，搓衣板磨得掌心发疼。

丈夫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低，女儿的学费催缴单还压在茶几玻璃下。

五千块啊，够给女儿交上半年的补习费，能给丈夫换台骑了十年的破电动车，可我一闭眼，就看见母亲拽我衣角时，手腕上松垮的皮肤。

第二天清晨，我煮了碗小米粥端到母亲床头。

她趁两个姐姐没到，往我手里塞了个布包，里面是本泛黄的存折，户名是她自己，密码栏用铅笔写着我的生日。

“兰啊，” 母亲用没打点滴的手摸着我的手背，指腹全是老茧，“你大姐上夜班时，站着都能睡着；你二姐昨儿打电话，说在会议室吃了三天泡面。她们不是不想管妈，是真没力气啊。”

我喉咙发紧，说道： “我不要钱，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母亲却摇摇头：“你以为妈乐意拿钞票换闺女的孝心？可她们俩要是不管，心里能踏实吗？这钱不是买你干活，是让她们觉着，没亏欠你和妈。”

我只能点点头。

后来，大姐也给了我一张卡：“密码是妈的生日，你看着买些营养品。”

二姐第二天抱来台全自动洗衣机，说 “别再用手搓了，伤关节”。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暖暖的。

现在的我每天五点半起床，给母亲熬好粥就去菜市场。

大姐值完夜班顺路送来刚蒸的馒头，二姐下班的时候哪怕再晚也会捎来切好的酱牛肉。

母亲坐在轮椅上，看着我们在厨房进进出出，总念叨：“三个丫头凑齐了，比过年还热闹。”

上个月女儿生日，我用 “工资” 给她买了双运动鞋。

她抱着鞋问道：“妈妈，这钱其实是姥姥和姨妈给你的吧？”

我没说话，转头看见母亲在阳台晒被子，阳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轻轻晃着，像极了小时候哄我们睡觉的模样。

有人说，谈钱伤感情。

可在我们家，这五千块钱不是交易，是三个女儿把心里的牵挂，叠成了能摸得着的温暖。

大姐的白大褂、二姐的高跟鞋、我的围裙，在母亲的藤椅边碰在一起，就成了最踏实的日子。

一家人过日子，哪能算得清谁付出多谁付出少？

只要母亲在厨房喊一声 “开饭”，我们姐妹仨能从不同的地方赶回来，围坐在圆桌前，这比啥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