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合伙摧毁了英法的殖民帝国体系，美国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一方面，通过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一整套多边贸易协定，美国打下了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这些体制的确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复苏与长足发展提供了机制化保障，使得更多国家得以参与全球贸易、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

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对这些长期主导并维护的多边贸易结构却展现出了所谓的“怀疑”与疏离态度，甚至采取强硬措施，对从前亲手推动、深度参与的国际贸易规则发出了冲击。

这背后的原因，既与美国国内经济利益的重新定位相关，也与特朗普对于全球化分配格局的质疑密切相关。

首先，战后初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极具挑战，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提出了以固定汇率制度和美元中心地位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该体系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框架。

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则通过承担金融领导地位，巩固了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位置。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等一系列问题而瓦解，但它所奠定的基础仍然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后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也在这一体系下得以确立并继续运作，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提供了金融和政策的支持。

在努力搭建货币体系的同时，美国也率先在贸易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尝试。

1947年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便是其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美国的力推下，GATT多轮谈判逐步削减了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为战后初期至后期的全球贸易扩张创造了良好条件。

作为最初的多边贸易协定，GATT虽然起点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多边谈判、解决贸易争议与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度化平台，参与国数量也不断扩展。

这一多边主义的模式，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促进了战后的国际合作氛围。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加深，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了GATT，成为更加全面和规范的国际贸易机构。

美国在推动WTO成立的过程中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

WTO在GATT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透明度更高、约束力更强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各成员国能够针对贸易分歧进行制度化讨论与仲裁。

多边贸易体制也由此更具权威性和可执行力，更广泛地覆盖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兴领域。

总体而言，这一体制为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各国间的资源配置优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影响远超出了贸易本身，并在国际政治关系、全球治理结构等方面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国内关于“是否继续承担全球警察或全球经济领袖角色”的争论逐渐升温。

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情绪日渐加剧，一些民众认为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付出太多，却并未得到充分回报。

特朗普恰是在这种国内保护主义思潮与焦虑情绪的背景下崛起，他宣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并批判长期以来美国在全球化贸易中所作出的开放和让步。

在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中，“美国优先”无疑是深刻的政策立足点。

他上任后对多边贸易体制发起直接挑战，声称传统的自由贸易框架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而其他国家则从中攫取了不成比例的红利。

由此，他对传统贸易伙伴采取了提高关税的强硬措施，甚至威胁要退出或重新谈判美国早先加入的多个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来又针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贸易战行动，包括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

特朗普的这些策略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与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国际社会秉持的自由贸易理念大相径庭。

特朗普之所以要破坏自己国家曾经主导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一方面源于他认为当前的全球化成果分配不平衡，美国作为老牌经济强国却在贸易结构上产生了持续性的巨大逆差，给国内就业和某些产业带来冲击。

另一方面，他批评以WTO为代表的多边机构，无法有效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后所带来的新竞争格局，认为美方在甚多贸易争端中并未得到理想的裁决结果。

这使他对多边机制失去耐心，并进一步倾向于采用双边谈判或胁迫手段，企图在更小范围的谈判环境中占据更大优势。

然而，特朗普采取的“惩罚性”关税与制裁手段并未能彻底扭转美国贸易逆差的现状，也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对抗情绪。

美国的贸易伙伴国纷纷采取反制措施，从而引发了所谓的“贸易战”格局。

原本由美国推动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仍在深化的情况下，突然遭到美国自身“退群”和“关税壁垒”的冲击，这使得多边主义受到严重挑战，也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前景更大的不确定性。

贸易壁垒的相互拉高与对抗，往往会在全球经济中形成“多输”的局面：

供应链被扰乱，企业决策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消费者要承担更高的物价成本，国际关系也更趋紧张。

从长远视角看，美国破坏多边贸易体制，不仅是经济失衡与产业竞争力出现问题的表征，也折射出其全球主导地位的相对衰退。

此外，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区域化和隔阂化，技术与产业链或被迫进行地缘政治层面的重组。

对全球经济而言，这意味着流动性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增多，从而削弱经济整体效率与创新能力。

新兴经济体或更倾向于在区域或双边层面寻求合作关系，既可能带来新的贸易壁垒，也令世界更容易分割为不同的经济联盟或势力范围。

同时，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政策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其对全球化的质疑并非一时兴起，背后反映的是普通民众对就业流失和收入不平等的忧虑。

随着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部分地区的工人切身感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与痛苦。

当这种负面情绪在选举政治中被放大时，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主张很容易成为某些人的“政治武器”，从而左右选举结果。

特朗普政府也正是利用了这股反全球化浪潮，将其结合“爱国主义”和“民族经济”话语，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其国内选民的支持。

综上可见，美国在战后建立多边贸易体制的历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然而，特朗普执政时期的贸易政策则带来了截然相反的冲击，挑战了此前美国倡导的开放、自由、多边的贸易秩序。

这一转变剑指美国的贸易赤字与产业危机，也部分反映美国地缘战略的调整思路。

在世界经济结构越发交错复杂的当下，单边主义或保护主义都将提高各方合作的成本与难度。尽管这一过程在政治上为特朗普赢得了一定的支持，却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多边体制的担忧，也动摇了全球贸易合作的信心。

倘若这一趋势延续，全球经济或走向更严格的贸易壁垒与更明显的区域化分割，不仅可能拖累世界总体经济增长，也会令美国国内原本期望获益的产业和消费者遭受损失。

可以说，这种政策转向的后果终将反噬美国和全球经济，亦为未来的国际贸易合作设置了重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