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乌冲突的最终走向，普遍预测今年存在停火可能，主要原因在于冲突各方，或因战意已消，或因实力不支而难以为继。美国不愿继续军事冲突，特朗普政府推动停战谈判的战略意图在于联合俄罗斯，集中力量对抗中国。俄罗斯同样渴望停战，持续的战争已使其国力受损严重，希望尽快巩固已占领地区，以便休养生息。

乌克兰与欧洲虽有意继续战争，然力不从心。乌克兰青壮年几乎耗尽，如今已开始征召十八岁少年入伍，且面临军火和资金短缺困境。乌克兰之所以能坚持至今，全赖美国和欧洲三年来持续不断的援助，其中美国以军事援助为主，欧洲则以经济援助居多。然而，特朗普有意停止援助，甚至要求乌克兰以一半矿产资源抵债，而欧洲因财政状况和军工产能有限，无力填补由此造成的援助缺口。即便欧洲具备此能力，也缺乏相应魄力，毕竟欧洲各国皆为高福利国家，援助骤增必然引发民怨。特朗普提议与俄罗斯谈判，随即引发各方普遍预期俄乌冲突将停火。特朗普的目标是在4月20日复活节前促成停火，借此提升个人形象。俄罗斯方面尚未公开具体时间表，但普京很可能争取在5月9日胜利日前停火，为阅兵庆典增添喜庆气氛。反之，乌克兰和欧洲则会力图阻止美俄达成停火协议，至少要挺过这两个关键节点。即便冲突此消彼长，预计今年年底仍有望停火。

停火并非意味着俄乌冲突永久结束，这次停火是美国政府施压的结果，其条件注定难以令双方完全满意。停火后的控制线很可能沿当前战线划分，这对于乌克兰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将俄军完全驱逐出境是其国内共识，否则执政者将面临下台风险；而对俄罗斯来说，虽然占据了近五分之一的乌克兰领土，但这远低于普京最初的目标——拿下整个乌克兰，甚至后来修正的目标——“新俄罗斯地区”（包括哈尔科夫、敖德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洛夫格勒、尼古拉耶夫等地）也未能实现。因此，如果俄乌双方经过数年休整，恢复元气，外部环境又发生有利于冲突升级的变化，那么战争极有可能再次爆发。外部环境的变化因素有哪些？西方世界的态势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美国大选，若民主党四年后重返白宫，俄乌冲突大概率将持续；二是欧盟能否实现真正的一体化，一旦欧洲实力增强，即使共和党执政，欧洲也能独自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战争仍将继续。欧美各有盘算，利益交汇却又各怀鬼胎。双方最大共识在于安全，具体而言是联手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然而，大西洋阻隔了美欧，而俄罗斯却是欧盟挥之不去的近邻，故而俄罗斯威胁对欧盟的冲击远胜于美国。美国乐于为欧盟撑腰，一则自身亦面临俄罗斯军事压力，二则希望欧盟与美国共同抵御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

拜登与特朗普对欧洲政策的迥异，根源在于二人对“中俄威胁”轻重缓急评估的差异。拜登视“中俄威胁”为同等优先级，故而采取同时制衡中俄的策略，即在欧洲支援乌克兰，同时在亚洲遏制中国；而特朗普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威胁更为紧迫，因此不惜对俄罗斯采取安抚政策，以离间中俄，集中力量打击中国。拜登和特朗普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差异巨大，源于他们分别代表着美国社会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有人形容美国是披着国家外衣的公司，这正是拜登及民主党所秉持的观点：他们将美国视为美利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新大陆。但这家公司是跨国企业，员工的祖籍在欧洲。因此，一旦新大陆经营不善，他们不排除将总部迁往欧洲。美国对欧洲议会的渗透正是为此“铺路”。只要精英阶层继续掌控全球，总部位置无关紧要。对民主党和拜登而言，欧洲和美国同等重要，故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同样令人担忧。欧洲遇险，美国必须出手；如果欧俄关系良好，美国也必须设法破坏这种关系，北约东扩和俄乌冲突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民主党重掌政权后，俄乌冲突再度爆发的可能性极高。然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却持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致力于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如同其欧洲祖先精心经营故土一般，深耕于新大陆。因此，面对新大陆经济下滑，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任何构成美国产业威胁的目标进行制裁，即使是欧洲。特朗普甚至不畏惧削弱欧洲，甚至可能乐见其衰弱，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得益于欧洲衰弱后人才和技术的流失，而“美国再次伟大”也需要欧洲再次付出代价。只要吸引到顶尖人才和高端产业，美国就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无惧中俄挑战。所以，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中国的产业威胁才是首要问题，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或许不及欧盟的产业威胁严重。这就是特朗普不惜牺牲与欧洲盟友关系也要拉拢俄罗斯的根本原因。如果欧盟低估了特朗普的敌意，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目前看来，欧洲对特朗普的估计明显不足。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对美国赤裸裸的背叛，万斯甚至亲赴慕尼黑严厉斥责欧盟，但欧盟却依然举棋不定。随后巴黎峰会紧急召开，关于向乌克兰派兵这一关键问题，欧洲内部争论不休：法国力主出兵，展现了其大国担当；英国也表示同意出兵，但前提是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其态度颇为犹豫；德国则反对出兵，理由是美国立场不明确，不愿盲目跟进，似乎忘记了东德被苏联占领的历史教训；就连屡遭俄罗斯侵略的波兰，也仅愿提供后勤保障，而不愿直接出兵。欧洲多数领导人如今犹豫不决，皆静待特朗普与普京谈判结果，十足的机会主义作风，几乎无人展现担当。戴高乐和丘吉尔若见此情此景，想必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美国已不再理会你们，你们还不自救，等着谁？手里握着那么多武器，是留着增值还是防备特朗普入侵？莫非还幻想俄罗斯止步于乌东？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难道白费了？总有一天，普京会将你们全部推入大西洋！即便戴高乐和丘吉尔再生，也无力回天，欧洲的现状已成顽疾。白左思潮主导欧洲主流文化和政治，其软弱性决定了欧洲难以强硬应对挑战。  决策过程冗长复杂，内耗严重，往往等到达成共识，时机早已错失。因此，欧洲今年对俄乌冲突只能采取观望态度。

欧洲卷土重来，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可能性缘于两大因素：其一，欧洲内部极右翼势力可能上台执政；其二，外部威胁日益增大。许多人认为欧洲左翼势力已成定局，转向保守派是不可能的。美国民主党下台，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正反映了美国民意右倾的趋势，类似变化也可能在欧洲发生。万斯在慕尼黑公开批评欧洲，指出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俄罗斯或中国，而是自身：过度包容的多元化政策导致移民涌入，外来文化冲击本土传统，自由受限，民主岌岌可危。因此，万斯认为，缺乏共同价值观的欧洲已不值得美国继续庇护。万斯言之有理，欧洲这些问题与美国民主党的问题如出一辙，导致美国民意反弹，最终导致民主党败选。  待欧洲内部矛盾激化，“斯坦化”、“黑化”等问题全面爆发时，欧洲左翼政党也将面临被选下台的命运，取而代之的将是强硬的极右翼政党。补充一点，倘若欧洲整体转向右翼，英国重返欧盟的可能性极大。因为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大陆的左倾思潮与英国利益相悖。外部威胁加剧，正推动欧洲极右翼势力崛起，并促使欧洲各国外交政策趋于一致。美国“背叛”和俄罗斯的扩张是欧洲面临的两大外部威胁。如果俄乌冲突结束，俄罗斯仍继续西进，例如控制波罗的海三国，则将彻底警醒欧洲各国。尽管长期和平导致欧洲部分地区麻痹大意，但他们有着丰富的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其地缘政治博弈能力不容小觑。普京若持续西进寻求战略缓冲区，即使再迟钝的欧洲人也会想起二战中对德国绥靖政策的失败，从而促使欧洲各国加强合作，实现真正的一体化，并大力发展军事实力。欧盟地跨400多万平方公里，拥有4.5亿人口，经济总量约19.4万亿美元，与中国相当，科技实力仅次于美国。如此庞大的欧盟，一旦实现真正的政治统一，其潜在力量将无比强大。目前欧盟已几乎承担了乌克兰全部经济援助，并提供部分军事装备；未来如若实现一体化，其武器生产能力将大幅提升，完全能够独立承担军事开支和武器供应，毕竟欧盟人口是俄罗斯的三倍，经济规模更是俄罗斯的十倍，其自身实力不容小觑。

总而言之，预测俄乌冲突会在今年很大程度上停火，但未来数年仍有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  这主要取决于三个外部因素：美国民主党重返执政、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俄罗斯持续的西进政策。 因此，即使俄乌停火，我们仍需密切关注美、欧、俄三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