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立国东南，战略形势偏于守成，形成了东线（两淮）、中线（京湖）、西线（川陕）三大战区防线。京西、湖北两路（简称京湖）作为南宋王朝的中线战区，需要一个中心城来作为指挥中枢，控驭全局事权，开展战略协作。

那么，作为荆湖北路（简称湖北）最重要的双子城：荆州与鄂州，以及京西路中心城襄阳，就必然会围绕事权而产生竞争。

荆、襄、鄂三城也共同构成了南宋京湖战区战略中枢流转和演变的动态图景。荆州与鄂州，长期存在着既高度合作又全面竞争的关系。

前者保持着一路或多路行政中枢的体制功能，试图强化湖北名义上的帅府地位；后者承载着一路乃至数路兵力、财富等资源优势，逐步演变为湖北事实上的权力中枢。

评判区域中心城的重要标准，就在于城市之间实际获取的地方事权、能够动员的资源力量以及在更高层级（京湖战区乃至全国）享受的战略话语权等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强弱差异。

基于荆、鄂发展状况，对比两者的军事力量差异，谁更胜一筹？

赵宋南渡后的最初几年，在金人的穷追不舍下，惊慌失措，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

皇帝究竟该驻跸何地，成为了朝野上最关注的议题。湖北的荆州、鄂州两大城市都曾为南宋统治者所关注过、讨论过，荆鄂建都论一度成呼声甚高，但随着赵宋确定“立国东南”的国策，以局势趋于稳定而终归于沉浸。

“驻跸荆南”的构想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

在舆论的鼓动下，南宋政府甚至一度动了“驻跸荆南”的心思，绍兴七年（1137）五月，“左朝奉大夫蒲贽乞驻跸江陵，上曰：荆南形胜，自古吴蜀必争之地，宜谕王庶益浚治城堑，招徕流移，练兵积粟，为悠久之计。”

直到孝宗朝，朝臣蔡戡还坚持认为：

“南北既分，荆州最为重镇，自古必争之地。北得之，则据吴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则据襄汉要地，以图北方。”

同样，“建都武昌（引者按：武昌即指鄂州，非指鄂州武昌县）”的议论也曾在南宋初期甚嚣尘上。京西南路提点刑狱公事李允文、转运副使陈求道皆上疏“请幸鄂州”，但这些提议都没有得到高宗皇帝的认可。

当时反对将武昌列为建都备选的声音很强烈，理由也无非声称武昌不具备建都条件。直到绍兴十二年，位于国之上流的京湖诸镇仍然不被舆论所看好。

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以张浚、吕颐浩等为代表的朝中人士，已经从支持“建都武昌”转变为力挺“留守东南”。南宋初期，朝廷短暂纠结于东南财赋根本之地和京湖恢复国势之区，是“留守东南”还是“移跸京湖”成为争议不断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移跸京湖”的论调最终落败，逐渐销声匿迹。

南宋各路均设有安抚使司，即所谓的帅府、帅阃，一般以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安抚使。安抚使掌管一路兵民之政﹐有“便宜行事”之权，实际上成为一路的最高长官。

另外，各路因军队调动和军事行动频繁,又任命有宣抚使（又称“宣威”）、制置使（又称“制阃”）等职务，以掌管一路或者多路军事大权。

宣抚使、制置使经历了数目猛增、官员调动频繁、出现明确辖区但辖区不断调整的过程，也完成了由军事长官到地方军政首脑的演变。

一路帅阃（或宣抚、制阃）所驻之地，通常升为一路或者数路事权的领导中枢，责任重、权力大，能够影响战略全局，往往也成为了区域的中心城。荆州，宋人常以荆南、江陵混用。

有宋一代，荆州长期作为湖北行政中枢的治所，也是京湖地区的军事重镇。早在北宋时期，“荆南钤辖北路兵马，于荆湖为大府，故常用重人”。

当时荆湖北路转运使的治所常驻江陵，并摄江陵府事。位于国防中线的荆湖北路，也多次将宣抚使、制置使设置在荆州。“帅则今之安抚使是也，守则今之州军是也。且以湖北一路计之，安抚使帅荆南，大军之所戍也，缓急责以捍御则固其职分。”

到南宋初，名将李纲请求朝廷在沿河、沿江、沿淮等地区分别设置帅府、要郡、次要郡。在荆湖北路，以荆南府为帅府，以鼎州、德安府、鄂州为要郡，以澧州、复、岳三州为次要郡。因此，荆州可称为宋代湖北传统意义上公认的首府。

特别是到南宋，时人习惯以荆襄，即各取湖北、京西两路首府之名——荆州与襄阳，作为京湖两路的代称。

鄂州，在宋代也称武昌、鄂渚，为京湖巨镇。绍兴二年（1132）以前，鄂州曾于短期内自成一路，独立建制。

其后，安抚使、制置使等机构也曾在鄂州短暂驻留。进入南宋以后，随着赵宋王朝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逐渐上升。出于对巩固和支援京湖战区的战略考量，宋廷对鄂州更加重视，部分湖北路级机构也落户鄂州。

绍兴初，荆湖北路转运司从江陵移治鄂州。

绍兴五年（1135），掌管京湖驻屯大军的最高机关——荆、鄂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设在鄂州。负责辖区后勤事务的最高机构——湖广总领所也治于鄂州。至此，湖北的三大路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

由于这些路级机构管辖的区域往往超出一路，并且挟军事、财政等权力,逐渐取得了辖区内部分行政事务的决定权，确立起对监、帅司的领导地位,也被称之为“跨高层准行政组织”。

如此一来，荆南只是名义上的湖北帅府，逐渐沦为受鄂州领导和支配的地位。南宋湖北一路制置使、安抚使等中枢机关频繁在荆、鄂之间更替驻留。

南宋初创，由于外有金人侵犯，内有游寇肆虐，虽为荆湖北路的主体象征，荆南帅府治所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迁徙不定的状态。

遭受内忧外患双重打击的荆湖北路，就跟随赵宋朝廷一样风雨飘零，羸弱不堪。

建炎四年（1130）六月，康州团练使解潜出任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军、公安军镇抚使兼知荆南府。解潜赴任荆南，见荆南残破而无法充当湖北地方军政中枢的现状，要求暂驻峡州宜都县。

很快，朝廷依从了解潜的要求。峡州宜都县，之所以被解潜选作治所，也是看中了此地的便利和舒适。好景不长，荆湖地区爆发钟相之乱，随后孔彦舟为害湖湘，导致湖北政局再次陷入动荡。

荆南府治所迁往枝江县以后，又在此逗留了六年之久。朝廷十分清楚荆南在京湖防线中的重要意义，所以要求荆南府治所必须要稳定下来，才能安抚一方。在朝廷的多次催促之下，解潜仍然不愿归还。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解潜畏战图安、乐不思荆，另一方面归咎于当时荆南时局确实艰难，解潜无力还治荆南、控制局势。绍兴五年（1135）六月，时湖贼已平，朝廷任命抗金名将王彦（1089—1139）为荆南兼峡州、荆门公安军安抚使。

直到王彦任上，荆南府治所才真正稳定下来，但仍然面临一个烂摊子。此时的荆南府不仅“府库仓廪皆虚，钱粮俱阙”，而且城防力量严重不济。

绍兴六年（1136），薛弼（1088—1150）知荆南府，除任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当时的荆南府依然空虚，难有起色。

荆南治所，也即湖北军政中枢，长期在峡州宜都县、荆南枝江县一带流寓，充分暴露了南宋初期荆南的政局不稳和对湖北一路的控驭乏力。荆南在起步时期尚且自顾不暇，也为后来事权持续受到削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荆南在南宋初期显现出来的混乱不堪，也影响到了长江上游的战略体系。

宋廷在京湖防线上的鄂州、襄阳、荆南三镇驻屯了大量兵力，皆受荆、鄂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的节制。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湖北宣抚使司罢置后,初由王贵任权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次年三月十四日，由田师中接替王贵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但其辖区不复包括荆襄地区。

此外，又设荆南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荆南驻军为绍兴末所创，最初系刘锜（1098—1162）任荆南知府时所招募，实力偏弱，未成规模。

荆南军对口负责京西一路州军，鄂州军对应负责湖北一路的部分州军。荆南军的防区范围要远远广于鄂州军管辖的地域，也承受着更大的军事压力。

乾道九年（1173），宋廷将鄂州、荆南两地驻扎御前诸军合为一军，以吴挺任都统制。

淳熙四年（1177），朝廷又下诏：荆鄂驻札御前诸军，自今可作鄂州江陵驻札御前诸军。其都统制依旧以“鄂州驻札”，副都统制以“江陵府驻札”系衔。

显然，合司后的鄂军地位居于荆南军之上，但实际两军仍互不统属，彼此独立。名义上，荆南、鄂州两支御前诸军合二为一，但事实上依然各自成军，仅从制度上明确了共同负责荆襄一带的事务。荆南兵力匮乏之现象由来已久。

与之相反，当时的鄂州却长期驻屯重兵。

据统计，乾道三年（1167），鄂州都统司驻军数额49000人（后又增至52000人），荆南都统司驻军数额20000人。

荆、鄂两军还要根据朝廷调遣差拨大军外戍。作为湖北的两大兵源地，朝廷给它们摊派的差拨任务也有明显区别。

乾道七年（1171）九月十七日，朝廷下旨要求将荆、鄂两军派驻各地兵员部分抽回教阅、部分继续留戍。

参照乾道三年（1167）荆、鄂两地驻军人数，不难发现：

1、论本地原有驻军数量，鄂州远多于荆南；但论派驻各地的兵员数量，则荆南远多于鄂州；

2、鄂州军负责的防区范围远远大于荆南，横跨湖北、湖南、江西等多路，而荆南军则重点出戍京西路；

3、鄂州军原有近五万人，而仅以12%的兵力输往各地驻防；荆南军原有二万人，却有近80%的兵力被投入襄阳。国家在荆、鄂两军之间近似于“劫弱济强”的做法，也进一步加剧了荆、鄂两地军事力量结构的轻重失衡。

鄂军在南宋长江中游地区的辐射范围极广，军事地位显赫。楼钥赋诗赞曰：“长沙屹巨镇，洞庭渺无涯。鄂渚屯重兵，上游藉兵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