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1936年10月15日《红色中华》第306期十月革命专号第3版。该版刊发了《交换中日国交意见》报道。报道指出：“蒋介石于八日接见川越大使，彼此交换中日关系的意见，首由川越大使陈述中日两国关系办事效率对中国的态度，使中日两国努力消除增进友谊的障碍，谋两国互有利益的合作……谈话经数小时之久，对于调整中日国交的根本意见，毫无结果，我们要求蒋介石立即发动抗日战争，出兵抗日，不然与日本谈什么绝对平等都是无用的。不打击日伪军的进攻，日本是不会停止他对中国的侵略的。”
这是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前的事，彼时的蒋介石公开“攘外必先安内”，跟日本人勾勾搭搭自然不在少数。只不过蒋介石向来玩弄权术，避免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时不时再写个日记，想要把自己包装成忠孝礼仪之典范。以至于他的拜把子哥哥，曾出面跟日本人和谈的黄郛都不满了，写信给老蒋发牢骚，“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意思就是，你老蒋要把授意我黄郛签卖国条约的电文也公开出来啊，不然别人都会认为你老蒋爱国，而老兄我成卖国贼了。
黄郛死在1936年，彼时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因此他也“无缘”在经历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人台面下的谈判。1937年８月13日，日军全面进攻上海。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一面发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人格”的“豪言”，一面寄希望于国联与诸列强的斡旋。在列强干涉的希望破灭之后，国民党继而寄希望于和谈。
刚开始的和谈还没有那么“私密”，德国人陶德曼作为中间人，在双方之间斡旋。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受命会晤蒋介石、孔祥熙并转达日本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内蒙自治、华北至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南建成非军事区、扩大上海非军事区等。蒋介石不敢全盘接受这些条件，又不愿断然拒绝，他向陶德曼表示：以日方条件为和谈基础，但华北主权不受侵犯。其实，“华北主权不受侵犯”都是蒋介石在说大话，据张学良说，日本要是不打上海，威胁江浙，老蒋黄河以北都可以不要了。
即便如此，蒋介石政府也没有正式拒绝，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就在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对此，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
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有人说，如果蒋介石当时承认伪满洲国的话，日本就不会大规模侵华。但事实上，这个“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的和谈意见，蒋介石是“比较满意”的。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会谈场所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一处。6月22日，中方答复原则同意最高级会谈，但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日方很快作出反应，同意选址长沙，但要对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这才真正是戳到了老蒋的痛点，当年他面对拜把子哥哥黄郛的质问，都绝不肯留下书面文件的，又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犯糊涂，给历史留下把柄呢。
果不其然，如今大家只会骂汪精卫这个大汉奸，而他蒋某人则成了很多人口中的“爱国者”。其实在汪精卫逃离重庆，要当汉奸时，就有人怀疑蒋汪二人在唱双簧。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记录当时的情况：
蒋介石在中央委员谈话会上问大家的意见，马上就有人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要通缉汪精卫，蒋说，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我们应当饶恕他。当时在座的七嘴八舌，有骂的，有咳嗽的，有的就说，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后来有人提议要正式开会，这样蒋介石又站了起来背遗嘱，这就算是正式开会了。这回算决定了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汪精卫都已经当了汉奸了，蒋介石还在犹豫要不要开除汪的党籍，也难怪有人骂，有人说他们唱双簧了。冯玉祥自己也提出了质疑：
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之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走后，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将和汪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为什么战后有些大汉奸，迟迟不肯判罪？而且有些明明投降过日本的军官，放了回来，仍旧重用，到现在还带着兵在打内战？
在1940年，蒋介石还曾托人密电日本人萱野长知，其中还写道：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原来，蒋介石不肯放张学良，也不仅仅是恼怒他囚禁了自己，还是担心小张坏了自己跟日本人的和谈大计啊。
这封密电被收录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中公布，小川平吉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建立伪满洲国的运动，1938年至1941年与蒋介石私人代表在香港进行“和平谈判”。在抗日战争打得如此惨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寻求和平谈判，为此，还不允许红军断日军的接济，甚至不准张学良复出，其中一个目的还是怕刺激在东北与日本的纠纷。
1941年12月9日，美国向日本宣战的第二天，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你以为正式宣战了，蒋介石就不跟日本人搞和谈了？那就太低估老蒋了。太平洋战争前期，日本人在海上也占据着优势，老蒋可不想到时候两头没捞着，为此他甚至向美国施压，如不过援助中国，他就要单方面跟日本人媾和。除此之外，他还派人打入到汪伪内部，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
在美国逐渐占据优势后，蒋介石担心失去美援，才渐渐收敛一些。但在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中，连美国人对蒋介石集团都失望极了，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头。此时，日、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从此，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便走上由“看战”、“观战”乃至积蓄力量反共、反人民、反异己的反动道路。
1944年9月1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日本的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10月初，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请对方作好安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