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上市公司华瑞股份的工厂车间里，机器轰鸣声依旧，但工人们谈论的不再是平常的老调子，而是老板成了老赖的新话题。

华瑞股份的创始人孙瑞良，曾被誉为“换向器教父”，用了20年时间将华瑞股份打造成全球前三的电机换向器企业。

然而，上市仅仅三年之后，他就套现6亿跑路了，将公司控制权卖给了广西梧州国资，而如今，却因未能兑现业绩承诺被国资追债沦为“老赖”。

近日，华瑞股份发布公告，已经收到了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总金额一共才5500万，套现所得的6亿完全可以覆盖，却一直赖着不给。

其实，这场资本游戏的背后，也是一个民营老板如何从实业标杆堕落为“收割者”的故事。

孙瑞良出生于1964年，宁波人，原本是个电机行业的匠人，在宁波当地的电机厂工作了近10年，攒下了创业所需的技术、资金和资源。

1992年，一场创业潮袭来，孙瑞良感觉到时机成熟，果断拿出自己所有积蓄并借遍了亲戚和朋友，以村集体企业的名义创立了宁波华丰电器仪器附件厂。

厂子名义上是集体的，但所有出资都是孙瑞良提供的，这种模式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操作，叫做挂靠，一是为了分享尚存的计划经济红利，二是为了规避政策上的风险。

靠着这种模式，孙瑞良的生意成功起步，到1996年，已经建起了三栋厂房，购置了不少生产设备。

也就是在1996年，华瑞股份的前身华瑞有限成立了，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华丰仪器厂的资产全部转移到新公司名下，以去掉虚拟的集体企业身份，从而明确私人产权。

彼时，中国制造业正从低端代工向技术驱动转型，孙瑞良抓住了行业机遇，集中资源，专注研发小功率电机换向器。

功夫没白费，到2012年，华瑞股份就已在电机的这个细分方向上跻身全球前三，成为博世、德昌电机等巨头的核心供应商。

然而，2017年3月20日，华瑞股份登陆创业板之后，资本市场的助力却未能转化成实业上的动力。

上市即巅峰，华瑞股份历史最高利润就是2017年，然后2018年起，就开始迅速下滑，一路从5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

春江水暖鸭先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瑞良开始频繁与投行人士接触，开始筹划市值管理，开始设计撤离方案。

2020年，华瑞股份上市满三年，孙瑞良与广西梧州国资签署协议，转让10.82%股权套现2.27亿元，同时将剩余部分股份的表决权无偿委托给国资。

转让加上委托，梧州国资就以29.99%的表决权成为了新的实控人。

然后2021年，孙瑞良又向梧州国资转让了7.68%的股权，套现1.97亿。

不过，套现4.2亿还不满足，孙瑞良紧接着又把自己所有剩余的股权全部质押给了梧州国资，又变现了1.8亿。

某种程度上来说，孙瑞良相当于清仓套现了6亿，把个人所有的股权都交给了国资。

一位投行人士评价：“这是典型的‘带血撤退’，既要钱，又要彻底斩断责任。”

以至于孙瑞良虽然承诺了业绩，但当业绩没达标时，却不愿履行，还给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理由：资金周转困难。

当然，国资用不着担心业绩补偿款拿不到，毕竟，孙瑞良质押的股权都在国资手里捏着呢，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梧州国资的接盘，有点像“填坑”。

他们斥资4.2亿元接手的，虽仍是一家市场份额排名全球前三的细分龙头，但同时也是一家陷入了连年亏损的公司。

2023年，华瑞股份刚刚巨亏了近1亿，2024年业绩预告显示，又将亏损1000万，全球前三的日子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光鲜。

尽管国资一直都在努力拓展业务，例如拓展新能源汽车电机市场，并进入比亚迪供应链，但收效甚微，国资还得多费心力。

犹记得招股说明书中，孙瑞良曾承诺：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丧失控股权”。

现在看来，任何承诺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孙瑞良终究还是演绎了“上市即终点”的戏码，而把麻烦留给了国资。

实际上，孙瑞良的故事并非孤例。

据统计，2020年以来，超过270家A股公司实控人变更，其中44%都被国资接盘。

虽然这些案例中，不全是民营老板“上市卖壳”的精心算计，也有疫情冲击下的无奈自保，但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了一种企业家责任感的缺失。

如果监管力度不加大，孙瑞良的“剧本”，只会继续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反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