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5日，胖东来商贸集团发布《侵权处理公示（五）》，正式对微博用户“宋清辉”提起诉讼，指控其评论“胖东来缺乏核心竞争力，只能靠流量生存”构成名誉侵权，索赔金额不低于100万元。该言论发布于“胖东来基层员工平均月薪9886元”的微博话题下，宋清辉进一步指责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通过“干涉员工私生活”等方式制造流量噱头，转移经营压力。

胖东来在公示中强调，其2024年销售额达170亿元，员工平均月薪9000元，门店复购率超过90%，并公开红内裤事件的调查报告以佐证商品质量。创始人于东来呼吁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处理争议，并邀请公众实地考察企业运营。

宋清辉在4月6日回应称，其言论属于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计划反诉胖东来“滥用诉讼压制异见”。他质疑胖东来对创始人于东来的过度依赖，称其管理模式存在可持续性风险。双方的法律攻防迅速引发舆论分化，微博话题支持胖东来起诉阅读量突破3亿，70%网友表态支持企业维权。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企业有权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的行为追责。胖东来援引2019年农夫山泉起诉自媒体诽谤水质案胜诉先例，主张宋清辉的“核心竞争力缺失”言论属于事实性贬损，需举证其主观恶意及虚假性。法律学者指出，本案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是否具备可证伪性——若胖东来能证明其商业模式具备可持续竞争优势（如高薪驱动的人效提升），则宋清辉的批评可能被认定为观点表达而非事实陈述。

宋清辉则援引《宪法》第三十五条，强调批评企业属公众人物监督权范畴，并指责胖东来通过高额索赔制造“寒蝉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其“经济学家”身份的真实性存在争议：公开资料显示，宋清辉无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学历及履历不详，2021年曾回应称“自封经济学家也无所谓”。这可能导致法庭对其专业权威性产生质疑，影响言论正当性认定。

胖东来基层员工月薪9886元，远超河南零售业4000元的平均水平，但其人效为行业均值3倍，退货率仅0.3%，客单价超200元。这一数据直接反驳宋清辉“高薪等于低效”的指控。胖东来的成本结构中，人力成本占比约50%，但其公开毛利率控制在20%以内，净利润率5%，证明高薪未挤压盈利空间。相比之下，某互联网大厂人均年薪80万元，但要求员工“凌晨秒回消息”，凸显胖东来薪资结构的伦理优势。

流量策略方面，胖东来通过免费改裤脚、500种购物车分类、雨天电动车罩等低成本服务积累用户黏性，其抖音粉丝仅50万，但许昌本地复购率达90%。这与鸿星尔克“野性消费”后30%的退货率形成对比，显示胖东来的流量转化基于长期信任而非短期情绪。宋清辉将此类服务斥为“噱头”，但未提供数据证明其损害企业运营效率。

胖东来起诉事件折射出中国商业生态的两极分化：一方支持企业通过法律维权维护商誉，另一方担忧诉讼压制合理批评。微博民调显示，73%受访者认为“高薪企业不应被污名化”，而58%的学者担忧“诉讼工具化可能窒息公共讨论”。

红内裤事件的平行诉讼进一步复杂化舆论场：胖东来在起诉博主段某前，已下架产品、道歉赔偿并处罚责任人，体现危机应对责任。但宋清辉案因涉及“学者批判权”，演变为“资本霸权vs言论自由”的意识形态争论。部分自媒体指出，胖东来的诉讼选择可能与其“抵制低成本诽谤”的商业策略相关——100万元索赔门槛可威慑潜在批评者。

本案的司法裁决将影响中国企业维权与公众批评的平衡尺度。若胖东来胜诉，可能确立“基于数据的批评豁免”原则，要求评论者区分观点与事实指控；若宋清辉胜诉，或放宽对企业商业模式的批判尺度，但需防范恶意诽谤。

深层矛盾在于商业价值衡量体系的冲突：传统经济学重视利润率与规模扩张，而胖东来模式证明人文关怀可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2024年其98.7%的客户满意度与8亿元利润，实证了“人心红利”的商业可行性。这场诉讼的本质，是两种商业哲学在法治场域的碰撞，其结果将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判例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