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父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特别的存在，不过即便如此，在不同人眼中父母都是截然不同的形象。
而对于一些人来说，父母的形象却极为陌生，因为他们在其人生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比如明朝太祖朱元璋，一位从孤儿出身的皇帝。
那么，在朱元璋眼里，父母应该是怎样的存在？又该如何对待孩子？
父母教子
朱元璋认为“古至如今，凡人父母，未有不慈者。其慈之道，非是强为，实是自然之道”，普天之下的父母都是慈爱的，这种慈爱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父母发自内心的天性。
但父母也要把握好慈爱的尺度，须知“有等愚父母止知宽爱为慈，岂知宽爱反害其子”。同时他还提出“慈于父以生孝子”的观念，由父母的慈爱可以推动孝子的产生。
父母要以身作则，教导孩子如何为人处世，哪怕没有良师教导，也可以做到“六亲和，父母孝，悌于兄，朋友信，睦四邻”。
朱元璋推崇为人父母者，“虽不贤不愚，淳心之人也，虽不外张，内必有理”。
从孩子呱呱坠地到养育成人，父母言传身教对其影响颇深，即“以其家训少通，其子能询于众，虽无一定之师，听众人所长，积之于心,甚于一师之学，又过常人者也。”哪怕孩子没有名师教导，也可博采众长，精于人事。
为人父母者，其责任就是要抚育子女并为其安排嫁娶事宜。
而某些愚钝的父母却不为儿子娶妻，导致其子与妇人无媒苟合，精神涣散，财物损失，丧失淳朴的天性，百姓不能安心于生产，官吏不能专心于政事。
而未娶亲官吏的情况则更为严重，青年官吏享有厚禄却孤身在外，早出晚归,“寒暑为之自调，汤药亦为之自奉”。
父母不为其娶亲,“致令孤手厚禄，淫欲之情横作”，与妇人私相授受，此举既有损君子品行，违背道德伦理，又有损官员威严，违反法律条令。
长此以往，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故而朱元璋颁布诏令,“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及早婚娶前来，以固子天生自然之性”?。
以此防范官员在男女关系方面德行有失，使朝廷官吏更加专心于政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慨叹父母早逝而自己无法尽孝于前的遗憾，时常回忆起父母对自己的生身、养育之恩。
亲著《论官生身之恩》一文，向天下百姓中明父母对子女生身之恩的重要性，同时向天下百姓宣扬其孝道观念。
父母爱护子女是人之常情，但不能过分溺爱孩子，须知“宽则无教，爱且姑息，致子诸事不能”。
深受父母溺爱的孩子，没有掌握任何生存技能，一旦父母逝去,“身既不能，产业日消，窘于衣食”。
此举既是父母不慈，又使子女反受其害。因此父母对子女，绝对不能是溺爱，而是要教给孩子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技能，使他们可以独立生活:严于教子，培养其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有等慈父母，外加严容，内怀宽爱，善教不堕刑宪”，在父母的严格教导下，子女长大成人后，诸事善为，既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又可以效力于君主，承担保家卫国的重任。
朱元璋提倡父母当严慈教子，是为了适应明初的统治需要，为新建立的大明王朝培养更多可用的人才。
“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务实学，故贤能由公道而进”，而后“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虚名,故赃私干权门而用”。
朱元璋探究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其立法未尝不严，而用法未尝不审”，恐怕是父亲没有严格教导儿子，或是不孝的儿子不听从父亲的教导，以至于贪官污吏层出不穷。
故而，朱元璋以此为鉴，认为父亲严格教导儿子效忠君王和勤于政事，可以有效的减少贪官污吏的产生。
朱元璋严格教导诸王，对其反复训诫，中明藩王的职责是:“劝耕耨以省馈饷，御外辱以藩帝室”。
故而他格外注重培养诸位藩王的军事才能，使其可以承担起武力守护王室安危的重任，并多次派遣诸王练习武事。
唯恐诸子沉涌于舞文弄墨,似陈叔宝和李煜那般，不务政事，而招致亡国之祸。
朱元璋采取重武轻文的方式教导诸位藩王，是为巩固大明江山的稳定，将军事权力转移到藩王的手中，防止权臣起兵叛乱,以实现其“藩屏帝室”的政治意图。
孝慈关系
孝与慈两者间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孝道,但两者的作用和影响力完全不同,江伯儿为母杀子祭神之事即为例证。
青州府日照县有一村民名曰江伯儿，其母生病时割肉相喂，其母食之不愈，江伯儿在岱岳祠祈祷，如若母亲病愈就杀子以祭神。
果然其母病愈后，江伯儿杀了三岁的儿子以祭神。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怒斥“百姓无知，贼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勿使伤坏风化”。
于是，下令逮捕了江伯儿，一百，流放海南，江伯儿为母杀子祭神一事，涉及到孝与慈两方面的内容，江伯儿为生病的母亲求医问药，是为人子女应尽的孝道，但卧冰割股有伤肌体却不符合孝道。
如若父母仅有一子，割肝封股，或致丧生卧冰，或致冻死，使父母逝去依靠，宗族血脉断绝，更是大不孝之举。
此外，父母对子女有生身、抚育和教导之恩，但这不意味着父母可以决定子女的生死。江伯儿亲手杀子祭神，违道伤生，枉顾父子天伦，亦是不慈的表现。
朱元璋虽怒斥江伯儿杀子灭绝伦理，但并没有依据“杀人者死”来判处江伯儿死刑或绞刑，仅是杖一百并流放海南。
在《大明律》中，极少有父母及祖父母伤害或杀害子女予以严重惩处的法律条例，如若有此举者仅是轻判，如“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祖父母或是父母故意杀害子孙竟然与家长故杀奴婢相提并论，其判刑仅是杖七十，流放一年半。
而子女辱骂、殴打、谋杀父母或是父母在时别籍异财等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是顺从本心，若是不慈仅有道德上的谴责，法律条文对此极少有处罚;而子女对父母的孝道不仅是顺从本心和顺应伦理道德的要求，还是君主借助法律条例强制推行的结果。
法律在极大程度上维护父母的权益，父母掌握子女的生死大权，故而江伯儿杀子在法律层面惩处很轻。
朱元璋并不是因其杀子灭绝伦理要惩处江伯儿，而是以江伯儿为代表的愚民，意图以割股、卧冰、杀子等极端手段谋求孝行的旌表，这才招致朱元璋的惩处，因此被判杖一百并流放海南。
朱元璋反对愚孝，对杀子祭神的江伯儿严加惩处，是为警戒世人，不能为谋求旌表而不择手段，枉顾父子天伦;打击以孝为名，行谋求私利之实的行为。
父母的责任是要照料年幼孩子的饮食起居，满足其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教导子女生存技能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
同时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要宽严结合，切勿溺爱，这都是正确的教子方法，值得被天下的父母学习。
但朱元璋提倡父母教导子女，是为了培养出符合其治国理念的人才，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
同时在他的孝慈观中隐含着不平等的原则。在法律层面上，父母伤害甚至是谋杀子女都会受到较轻的惩处，而子女不孝则是罪加一等，两者的量刑标准并不相同。
在生活中，父母享有绝对的权威性，子女不能忤逆父母，长幼尊卑不可逾越。
这就造成父母与子女之间，父母处于绝对的优势，可以掌握子女的生死大权，而子女只能单方面服从父母的命令。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能是拘泥于世俗礼教的约束下，一方毫不保留的付出，而另一方一味地索取，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极易被打破，容易造成不好的后果。
而朱元璋如此重视慈，是想借此将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渗透给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