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学想象是在社会现实基础上孕育产生的，没有凭空产生的文学创作。

司马相如的汉大赋一经出现，立即成为经典，而它那精彩绝伦的文笔、丰富多彩的内容、有如神授的创作神思，都是在蜀地教育和文化浸润下产生的。

那么，司马相如的文学究竟和蜀地文化有何关系？

司马相如在蜀地受教育经历

司马相如为西汉一代文宗，上至王孙公子，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其赋作赞赏不已,然而司马相如却是从西南巴蜀地区走出来的文学家。

他远离中央文化中心,在文化开发较晚的西南一隅成长起来。

根据文后司马相如年谱可知，汉文帝初年(公元前 179 年)司马相如出生，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司马相如离开蜀地，在这 29年时间里，司马相如是在蜀地长大的，他的文学创作天赋也是在这里培养起来的。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著名的文学家、文字学家、甚至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他有着经学的教育背景，那么司马相如到底师从何人呢?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无明确记载司马相如的师承情况。目前出现最早的关于司马相如师承情况的文献记载就是《三国志·秦宓传》中:“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秦宓认为司马相如接受教育乃是得益于文翁兴学，然而《汉《汉书·循吏传》记载:“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汉景帝末年，文翁兴学，而汉景帝前元七年，司马相如已经离开蜀地，故而在时间上不能准确吻合。

房锐先生在《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一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则认为秦宓是为了标榜司马相如和扬雄的地位，有意误读《汉书·地理志》中:“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这句话。

在《汉书·地理志》中，文翁与司马相如是并列关系，秦宓则根据上下两句的前后位置，将文翁与司马相如联系起来，将文翁与司马相如变为主次关系。

房锐先生认为《三国志》中秦宓所说并没有实际依据，是不可靠的，束景南先生的看法推测的成分较多。

目前的研究对于司马相如东受“七经”的观点争议较大，笔者认为秦宓的时代是距离司马相如较近的，秦宓所了解的蜀地情况肯定更加真实，若他毫无根据的乱谈，必然会遭到蜀地人的反驳。

并且在《三国志·蜀志·秦宓传》中秦宓论述立司马相如祠堂时谈到:“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於世者乎!”

朱晓海老师在分析这条材料时提出将董仲舒与司马相如对举的原因在于董仲舒是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家。

而春秋公羊派是强调制礼作乐的，司马相如制礼作乐、移风易俗的行动正可以与董仲舒相提并论,这是否意味着秦宓认为司马相如是春秋公羊学的大家呢?

联系后文分析司马相如作品中仁义道德思想的部分，司马相如显然深受春秋公羊家思想影响，故而司马相如东受“七经”可能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巴蜀易学昌明，但是西汉以前蜀地易学的传承情况现在已经不甚清楚，司马相如跟随胡安学《易经》的说法，根据目前材料看来是一种推测。

学界对此也颇多研究，根据曹鹏程先生的《司马相如师承问题略考》，他通过联系《寰宇通志》以及《大明一统志》的考证同时做出适当的假设分析，认为曹学在《蜀中广记》中所引的陈寿《益部耆旧传》当是有一定根据的。

房锐先生在《司马相如受学说辨析》中认为司马相如跟随胡安受《易经》并非空穴来风。

《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

可见班固也不甚了解司马相如的师承情况但是班固将司马迁所记载的“故其亲名之曰犬子”改为“名犬子”，关于这一点,金国永先生在《司马相如集校注》中有很独到的解释。

司马相如的纵横家思想与以“巨丽”为美的审美理想

汉赋是有汉一代文学的主要样式，我们思考汉代文学教育所塑造的审美理想，就不能不以汉赋为主要文本样式进行分析。

司马相如作为汉大赋的莫基者，奠定了汉大赋以“巨丽”为美的审美理想。那么司马相如是在怎样思想文化熏陶下形成这样的审美理想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战国时代，诸侯力争，得士则兴，失士则亡。士在这种自由政治环境中拥有充分的选择权利，他们可以选择君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理想。

司马相如父辈对司马相如择主而事的期待，显然是战国时代纵横家思想余续。“相如既学，慕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这句话清楚点明司马相如学习内容是关于蔺相如的，并且他对蔺相如持一种钦佩态度。那么蔺相如是何许人呢?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廉颇的话:“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太史公评价蔺相如:“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而蔺相如最先只是“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相如出身卑微，是一位有口辩，智谋双全的人物，可见蔺相如是战国时代纵横之士。

司马相如对蔺相如的钦佩，毋宁说是对战国时期纵横才士精神品格的钦佩。司马相如见汉景帝不好辞赋就弃景帝而跟随梁孝王，正是司马相如择主而事的体现。

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也说明司马相如自觉将自己归入游说之士的行列，由此可见战国纵横遗风对司马相如的影响。

正如前人论述，赋作家大致来源于战国纵横之士，到了汉代国家一统时期，纵横家再不能凭借言辞驰骋纵横天下，于是转而变成赋作家。

因此，战国纵横家风度也就影响了汉赋文学的内在精神，战国纵横家的精神气质也影响了汉赋作家的审美理想。

司马相如所接受的经学教育与汉赋创作

据前文司马相如在蜀地受教育经历所述，司马相如曾经接受经学教育。

在汉代，经学教育就属于文学教育，而经学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儒学，故而可以说司马相如深受儒家学说教育。

汉大赋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似乎与儒家学者谨慎庄重的风格联系不大，但是汉赋作家与汉代儒家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正如简宗梧先生所说:

“汉代赋家与儒家，源远流长，是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尤其是有汉一代，赋家依附儒家而求发展，儒家藉辞赋以达到目的，同车共辙，相形益彰。”

汉代有名的经学家董仲舒、萧望之、倪宽、扬雄、马融等都曾创作汉赋，而贾谊、司马相如、枚皋等也都对儒学十分留意，可见儒学与汉赋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