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评价他是自己60年公职生涯中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后者在自己的《论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周总理：

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

他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

尽管在谈判中不像戴高乐那样辞藻华丽，滔滔不绝，但是无论你与他谈论历史、哲学，或者是进行战术性辩论，他都可以妙语如珠，对答如流。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面对美国记者时则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在外交方面，周总理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奇才。事实上，他只是在二十年代有过短暂的出国留学经历，更多的辩论技巧，都是在后天的实践中磨炼出来的。

每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周总理都会事先把对方了解透彻。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之前，基辛格曾经断言“他（周总理）早已经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了如指掌”。

因此每当有人想在外交场合上刁难周总理，结果往往是弄得自己大出洋相。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几名西方记者不自量力，想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周总理发难。试图通过一些刁钻的问题让中国领导人难堪，没想到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文章标题中提到的事情，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

某一次，周总理参加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有很多外国记者不断地向周总理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美国记者，眼看别人都问得差不多了，就琢磨着自己要问点“花样”来。

那个时候美国人刚在朝鲜吃了败仗，心里对中国还是抱着怨气的。当时这名美国记者就一心想要问出一个问题，让周总理难堪。

这名美国记者伸长脖子在现场左瞄右看，偶然发现周总理的桌子上摆着一支“派克”钢笔。这种钢笔是美国生产的高档货，当年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在外交场合上都会用到它。

只见这名美国记者忽然走上前，指着桌子上那一支“派克”笔，面带兴奋之色说道：“请问总理先生，你为何会珍藏一支美国产的钢笔呢？”

美国记者的这番话，显然是在吹嘘他们的“美国制造”，同时讥讽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在“追捧洋货”。我们中国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自己的国民钢笔品牌——“英雄”钢笔。

美国记者心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口口声声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结果领导人不用自己的“英雄钢笔”，却去用帝国主义国家生产的“派克”钢笔，这是不是有点儿说不过去呀。

发问之后，美国记者就美滋滋地等着周总理下不来台呢。没想到周总理却转过头来，面带微笑地看着他说：

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

那名美国记者听周总理这么一说，脸都绿了。他本来是想借这支钢笔让他们美国露个脸，没想到最终让美国出了丑。

不过周总理还是不想让这个美国记者太难堪，于是他又假意夸了几句“美国制造”的质量就是好啊。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美国记者就更加觉得无地自容了。

因为周总理说这支笔的质量好，是建立在他的确“使用过”这支钢笔的基础上的。而他之所以会使用这支钢笔，恰恰就是因为，它是一支在战场上从美国军人手里取得的“战利品”。

美国记者一想到这些事情，顿时自觉无趣，于是只能悄悄地退进人群里，然后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关于周总理巧妙应对外国记者的事例，还有几则。其中一件事情是，某一次有美国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

一九四九年刚刚解放的时候，国内一度还是有妓女的。但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发现这个职业剥削妇女，又造成很多家庭破碎，太不人道了，于是决定将其取缔。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家正式明令取缔风俗业，让所有的妓女“从良”。部分西方国家有专门的“红灯区”，他们那边的“妓女”是合法存在的。

西方人认为这个东西禁止不了，或者根本就不应该禁止，因此美国记者对于中国查禁妓院的行动十分关注。

提问的美国记者，根本不相信中国能完全禁止这类从业者。与此同时，这个记者还坏心眼儿地给周总理挖了一个大坑。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中国台湾并没有禁止。假如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已经彻底禁掉了这个行业”，那么就等于承认台湾不属于中国了。

可是周总理是多么有智慧的人啊，美国记者一张嘴，他就知道对方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于是周总理回答说：“有。”

美国记者没想到周总理这么快就承认了，正想追问周总理是不是承认中国禁黄的行动失败了呢？结果周总理又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还有一则周总理对付外国记者的典故，是关于一名外国记者问我们中国的银行里有多少存款的。

这件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起因是一九五八年前后中苏交恶，苏联断了对中国的所有援助，又与西方世界一起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严重的天灾，老百姓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后来中国好不容易挺过来了，经济在慢慢地恢复。这个时候，就有外国记者在外交场合向周总理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很显然，这位外国记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国的银行里到底还有没有钱。像这种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直接告诉他。

但是周总理也不想“生硬”地拒绝这位好奇的外国记者的请求，于是周总理就故意卖了个关子说：“如果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资金的话，那就是十八元八角八分！”

在场的外国记者一听，全都愣住了。他们早已经想到当时的中国很穷，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周恩来总理绝对不可能直接告诉他们，现在的中国有多穷。

果不其然，最后周总理含笑对大家解释道：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额主要有十元、五元、两元……这些面额合计起来，刚好是十八元八角八分。

还有一次，有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总理：“中国的路明明是人走的，为什么叫‘马路’”。

中国的路之所以叫“马路”，本来是因为过去我们路上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外国记者故意这样问，是想把中国人和“马牛”一样的动物划上等号，试图羞辱中国人。

因此周总理没有从正面向这位记者解释“马路”的来历，而是巧妙地回答他：“因为我们中国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的路，就叫‘马路’”。

于是就这样，周总理通过自己超高的智慧和语言技巧，又一次巧妙地避开了外国记者设下的陷阱。

基辛格曾经在给尼克松撰写的一份报告里面提到，周总理在谈判的时候，最擅长用一种“迂回”的策略与对手交谈。

表面上看，周总理的谈话似乎已经偏离了主题，但是事实上他最后都会绕回来。这样的谈话方式，让习惯“直来直去”的外国记者十分头痛。

其实，个人认为那些外国记者刁钻地提问题，有时候的确是“故意为之”，因为他们在提问的时候会故意设下陷阱。

为了避免事后被这些外国记者拿去大做文章，所以周总理的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始终做到了“滴水不漏”，完全不给对方任何机会，难怪苏联的外长要说周总理“难以对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