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出生的孙健，原来是天津内燃机厂的一名翻砂工。他十五岁进工厂干活，因为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一路从学徒做到班组长，再做到了车间主任、厂长。

1972年，孙健当上了天津第一机械局党委常委、副局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被提升为天津市经委副主任。

1975年，孙健被调到国务院当上了副总理。那一年，他还不满四十岁。第一次进京参加工作会议时，周总理把新上任的几个副总理全部叫到一起谈话，周总理说：

你们几个当中孙健最年轻，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以后展开工作。

孙健把周总理的话听进去了，后来就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进行考察。他知道自己的年纪轻，底子薄，所以行事一直十分谨慎，从来不敢有丝毫懈怠。

别人平时有钓鱼、打猎或者旅游的习惯，孙健一样都不敢沾。除了自律，孙健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多加约束。由于是从底层提拔上来的干部，孙健不懂得怎么去享受“特权”。

七十年代，国内娱乐项目匮乏，不过有一些人可以通过特殊渠道看到搞到“内部电影”看。当时孙健身边的秘书和下属也想看“内部电影”，却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搞到电影而作罢。

搞不到电影看就算了，当时因为住的房子比较大，房前有一大片空地，孙健居然搞来了一些白菜、萝卜和豆角的种子，让大家没事就在那里种地，弄得工作人员哭笑不得。

尽管工作勤恳，为官清廉，但是这样干了三年之后，孙健还是被中央一个电话叫回去“停职检查”了。没过多久，孙健就从国务院的副总理，又变回了天津内燃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那么，孙健当初为什么会突然被提拔到副国级，后来他又是怎么回去的呢？这件事情，还是要从六、七十年代中央的一些政策说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中断了提供给中国的各项支援。那时中国面临西方与苏联的双重经济封锁，形势很不乐观。

面对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迫在眉睫。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和周总理先后考察了山西昔阳的大寨村，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从那个时候起，毛主席就多次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现在有些党内的高级干部完全不懂农业。与人民脱离得太久，又不懂干农活，怎么能把农业生产抓好呢？

除此以外，在七十年代中期还发生了一些事，导致后来毛主席坚决要提拔一线工人和农民到中央工作。

当时由于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不太好，部分人就一直想要上位。这部分人搞的这些小动作，毛主席一直是心知肚明的。

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中央在讨论国务院班底之时，就从全国劳模中点名提拔了三个人，让他们当了副总理。

这三个人就是天津内燃机厂出来的孙健，“大寨村”的陈永贵，以及纺织厂的吴桂贤。当时孙健突然被提拔到中央，他的同事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能突然当上副总理。

从副总理的位置上跌下来之后，有人问了孙健这个问题。孙健回答说：“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随后，孙健谨慎地说：

我只知道当时经办的手续大概是这样的，先是政治局报毛主席批准，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后当选为副总理。

不过，在孙健成为副总理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据说孙健在担任天津分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时，有一回江青忽然想到当地的重型机器厂参观一台新生产的6000吨水压机。

于是孙健提前到厂里打了招呼，安排人员接待。结果等江青去的时候，一只脚刚踏进门，就看到里面布置得花团锦簇的。

于是江青就不高兴地退了出来，并对工作人员说：我要看工人，看你们那个大机器。因为对安排不满，江青掉头就走了，连工作人员的解释也不肯听。

事后孙健又找到天津重型机器厂的领导说，要给江青送礼。后来机品厂的人用不锈钢打了两块刻了字的牌子拿给孙健，孙健带着它们在北京转了一圈也没找到机会去送。

直到某一天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之时，一位副总理把孙健引荐给江青。江青看到他就笑着说：“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呀。”

自那以后，孙健又去钓鱼台见过江青几次。有一次回来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枚江青送他的桃。一九七八年春天，孙健正在外地检查工作之时就被上面“停职审查”了。

孙健被降职审查之时，他妻子非常担心他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毕竟从底层爬到副总理这样的高位，再突然被打回原形，要回内燃机厂去做普通工人，很多人精神上都承受不住。

但是孙健不是普通人，在进京的当时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就算是当上了副总理，他也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学徒”。学徒没有顺利毕业，就回头重新去学呗。

于是孙健告诉妻子说：“你放心，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要相信现在的政策，不要听外面的人胡说，再说我不是有你这个靠山吗。”

所以工作组的人找孙健谈话之时，他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料。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向组织上提了一个要求——回天津。

而这个想法，正好和上面的意见一致，于是孙健就“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了。孙健重新回到天津机械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每天上班、下班，和所有人一起排队到食堂打饭。

孙健平时生活十分节约，每天早上带一个饭盒，早饭吃一半，中午吃另一半。偶尔吃一次食堂，也只吃一碗豆腐脑，一碟子咸菜、四两大饼或者是两个白面馒头。

每次都吃一样的，人们问孙健为什么不换换胃口，他说习惯了。其实孙健有一点像中国的普通农民，天生本分、服从，组织叫他做什么他就干什么。

当时厂里的工人们老是在背后对孙健指指点点，一看到他就说：这个人就是当过副总理的孙健，别看人家当过副总理，上厕所也和咱们工人一个厕所，也不去干部专用的厕所。

这些话最初是其实为了调侃孙健，但是时间久了，工人们也就觉得他和大家伙并没有什么两样了。

本来就是劳模出身的孙健，回到工厂里又像当初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过了几年，他又被单位提拔成了中层干部。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孙健又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

厂里面要给孙健发奖，颁奖的厂长就是他原来的下级。工人们全部在台下给他打气叫好，还说“孙头儿不愧是我们的头儿，名副其实啊”，孙健站在领奖台上百感交集。

后来，国内掀起了下海经商的潮流，孙健就离开工厂去办了一个机械供销公司，当上了总经理，在商海沉浮多年。一九九七年，孙健在天津家中病逝。

从内燃机厂的一名翻砂工，到国务院副总理，最后又回去当了工人。人生的大起大落莫过于此，难怪当初孙健的夫人担心他精神上承受不住。

不过孙健不是一般人，他是劳动模范出身，调到中央以后也一直不骄不躁，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级干部。

当年同为副总理的谷牧，有一次在外面遇到了孙健，于是他就问孙健为什么没有把夫人一同接到北京。

孙健因为谷牧是前辈，所以就一直喊谷牧为师傅。此时孙健听到师傅询问自己，于是就笑着说：“您当师傅的还不知道吗，学徒期间是不许带家属的。”

除了工作以外，在北京的那几年孙健并没沾上不良习惯。他放弃了大部分的娱乐活动，自己连公务车都尽量不坐。有时到地方上视察，当地公安安排了警车开道，他就坚决要求取消。

不但自己不搞特殊，孙健也不让身边人搞特殊，所以后来虽然被调查，但是也没有查到有原则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敢对妻子打包票，劝她“相信现在的政策”。

孙健一九九七年因病去世之后，过去在中央工作的一些老朋友并没有忘记他。谷牧和他以前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们，还专门以个人的名义发去了唁电，并赠送了花篮。

参考资料：

《“文革”后销声匿迹的中央领导人》——《农家之友》.2015.10；

《孙健：从翻砂工到副总理》——《文史博览》；

《孙健近况》——《海南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