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那时的一些事感到不可思议，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

“党员干部有以权谋私的，群众有损公肥私的，在这个文明村内经常出现这种不文明现象，以上两种现象来源于什么，通过讨论，我们认为来源于人的私心。私心来源于什么？通过讨论，我们认为私心来源于私有制。(所以我们要)下决心在南街村解决私有制问题。因此，我们前几年重点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可以说现在南街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把镰、一把锄、一把钳子、一把扳子都是姓公。村民们再不为争夺生产资料而产生私心了。”

以上是现在的南街村书记王宏斌的讲话，其实虽然这是王宏斌前些年的讲话，但却符合六七十年代的思想，无他！王宏斌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而且南街村也被一些人标榜为集体经济的样板。

六七十年代先进村，院子里的树都要登记归公，院子中的菜也要铲掉。在一些干部眼里这一切都会助长资本主义的歪风，动摇集体主义的思想。

那时经常提的一句话就是“狠批私字一闪念”，脑子里的一个念头都不能放过，何况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院子里种几棵菜是小事，多养几只鸡事情也不大，但要上升到政治高度，事情就不小。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鸡养多了，菜种多了，吃不了，鸡蛋和菜就要拿到集市上销售变钱，这样就会使人产生私心杂念，而且这些瓜果蔬菜又不是家家有，就会影响其他社员，使人对集体离心离德，或者是对集体不专心。

“割掉这些资本主义的小尾巴”，社员才会死心塌地的依靠集体。

那时很多地方对养猪、养羊、养鸡的数量都有限制，不能养的太多，一是怕影响农业生产，可能也怕造成贫富分化吧，

例如在1960年，句容县城东公社马场山大队规定：

单身汉最多饲养2只母鸡，

双身户最多3只，

3人饲养4只，

4人以上，每人一只，

但每户最多不得超过八只。

每2-3户，另留公鸡一只。

这是制定的最详细的，最人性化的规定，因为2－3户还允许留一只公鸡，不然鸡蛋会孵不出小鸡来，要知道那时候，很多农户是自己孵小鸡的。

1970年3月31日4版报道：有一个家庭把母亲种在集体抽水沟坝边上的几棵白菜连根拔下来，送到队里去了，社员群众常说：“资产阶级的‘私’字不倒，资本主义尾巴割不掉。”

1974年8月31日，为了纪念“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周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总结大寨经验，主要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经验。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许多农村地区开始大规模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的活动，收回社员的自留地。随即在1974年11月，晋中地区开展了一场“围歼资本主义倾向”的运动。结果农民的家庭副业被严格限制，许多家庭副业搞得好的农民被批斗，自留地被收归集体。

1969年黑龙江省许多地方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割掉，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对社员家庭饲养猪、禽数量进行严格限制，只准养一两头猪，几只鸡，还把老母猪肚子说成是“资本主义小银行”，不准个人养母猪。

在浙江奉化，有干部喊出了“宁肯遍地出青草，不准社员多种粮”的口号，辽宁省本溪县牛心台区南芬镇的“四清”工作队，将社员屋前屋后的零星菜地全部没收，并组织200多人到社员菜地里强行毁垅铲苗，连果树也被拔掉。

其实“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出心是好的，因为是希望大家都尽快的变成大公无私的人，尽快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也就像现在网上一些人大力推行“大集体”一样，看着没有人响应，恨不能要国家出台政策，强制推行。

其实，想想何必哪！很多人你又不是农民，你替人家着什么急，如果搞不成功，都上你家吃饭去，你又管不起！

南街村的王宏斌书记说：”…我们在分配上的口号是：让南街村富得个人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真要是“一分钱都没有”，富不富不知道，好管理是肯定的，至于思想境界不好说，反正饭碗如果不端在自己手里，思想都不得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