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毛儿盖,为加强两个方面军领导,一方面军抽调郭天民、张宗逊、李聚奎等高级将领担任四方面军下辖部队的军参谋长。
在红1方面军时,他们都是师职职务,而且都是军事主官,如今到四方面军工作,担任参谋长协助四方面军将领。
对于此次调任,作为红1军团红1师师长到李聚奎担任红31军参谋长。
红1军团下辖两个主力师,分别是1师和2师,1师是黄公略领导的部队发展而来,2师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发展而来。这两支部队在长途行军作战时,打了不少硬仗、恶仗、险仗,使得中央化险为夷。
李聚奎在担任1师师长时,搭档政委谭政,下辖1团团长杨得志,3团团长黄永胜、政委邓华,后来都是战功赫赫的将领,三位部下后来都是正兵团级上将,搭档是军委委员级大将,而他自己是副兵团级上将。
自从他调任参谋长后,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任参谋长职务,担任军事主官时间非常短。
看似一场正常的职务调动,实际上也有一点不寻常。
从一些人的回忆录里,可以找寻到一些问题所在。
1师下辖部队在战斗中被缩编进来的,像1团是模范团,杨得志深受师长器重,二团虽然不如1团,但也是被关心的。3团相对来说就被冷淡很多,因为是其他部队编入到1师的。在长途行军作战时,因为各方面情况,使得3团没有及时接到师部行军命令,当部队得知后急行军200里地,才抵达预定地点,而且是饥肠辘辘,敌人在后面追击,该团因为一种情绪说了一些怪话,矛头指向师长。
部队作战行军,缺衣少食的条件下,第一时间就是想到怎么生存下来,对于纪律方面就显得没什么约束力了。部队抵达毛儿盖后,为了生存想尽办法找吃的,但军团提出纪录整顿,实际情况怎么讲纪律,各部队在当时已经不讲这些了,到老乡家拿起东西就吃,山上挖到他们藏到粮食就吃。因为对方是少数民族,不了解红军,得知他们来了都跑了,就是想买也买不到。
就在此时,1师主要领导有变化,师长李聚奎被调任四方面军担任军参谋长,2师政委刘亚楼担任师长。
刘亚楼上任后就整顿部队,而且是铁面无私,有一个通讯员打死一头猪,就枪毙了。放到平时罪不至死,而且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干,吴法宪回忆,大家都这么干。或许正因为这样,就要立军威吧。
部队要站住脚就要约束好,吃饭问题需要忍耐后,再进行解决。如果说纪律不加以整顿,在这片土地上也难以站稳脚。师部开会,杨得志迟到几分钟,就被罚站了。按过去,这也不是什么。毕竟1团是模范团,李师长也很偏爱。
从纪律方面和站在三团的角度来说,上级将其调走,也是说得过去。当然,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总之刘亚楼上任,就整顿1师,而且使用雷霆手段,也足以说明当时问题的严重性。
李聚奎到四方面军后,改为副参谋长,在四方面军经历了不少事情,如本来北上,结果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在百丈失利后,四方面军北上与红2方面军一道。又经历一次河西走廊的失利,经历千辛万苦来到陕北,回到部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