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被任命为工程兵司令，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先后与多位将领搭档。其中，谭甫仁是他搭档最愉快的一位将领。

俩人在战争年代共事不多，却有一段渊源。

谭甫仁过去参加过澎湃领导的起义，部队打散后，他就为寻找部队和生计在国军当兵，后来红军俘虏了谭甫仁所在部队。在改造俘虏兵时，谭甫仁唱一首国际歌，引起陈士榘注意，把他叫出来询问怎么会唱这首歌，他介绍自己过去的情况，也找到相关人员佐证后，回到革命队伍。

从抗战开始后，俩人都在343旅任职，随着革命根据地扩大，两人相距很远。解放战争时，谭甫仁在四野，担任军副政委；陈士榘在三野，担任兵团司令。

解放后，谭甫仁的成长很快，到六十年代已经晋升为大军区级正职，与陈士榘搭档。

在工作上，俩人很合拍，或许是过去上下级关系的缘故，谭甫仁对陈士榘是很尊重的。相比之前的搭档，在处理工作上几乎没有分歧和隔阂。但在1968年，上级突然把他从工程兵调任云南工作，无论是陈士榘，还是谭甫仁都感觉突然。

当时，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到了北京，第一政委兼云南第一书记阎红颜故去，第二政委李成芳也去了北京。云南地方以及昆明军区处于缺主官的状态，把他调去任用，也是对他能力的认可。

对于陈士榘来说，是不舍得。找一个合适的搭档是不容易的，但他能挽留吗，这是上级的任命。

1970年12月，军区大院的几声枪响，使得一位高级将领殒命。这个消息传到陈士榘耳朵里，是很沉重，又难过的。

至于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陈士榘曾说，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很多偶然凑在一起了。至于是什么导致，我们不去叙述了。

在那个特殊时代，按说作为大军区负责人，外面人进来难度大，大院里的人难预防。不管怎么说保卫工作是有问题的，在和平时代失去战争年代的警惕性。

多年后，谭甫仁的儿子去北京拜会陈士榘，见到老战友的儿子难过涌上心头。他说如果千方百计把他留在工程兵多好呢？

事后想起来是这样，实际上在当时能挽留的几率不大，把他调去云南工作，就是让他解决那里的军地等问题。至于现在说千方百计，也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