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某一天，民部尚书刘文静和他的兄弟刘文起在家中饮酒。
因为自己的地位远不如昔日好友裴寂，刘文静心中本就有怨气。豪饮几杯后伤感、不满、愤怒之情油然而生，猛然间拿起佩刀狂砍柱子，一边砍一边说：“你裴寂论学识不如我，论谋略不如我，论功劳还不如我，凭什么你得到的赏赐比我多，官位也比我高，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刘文静的小妾郑氏，因为素日不得宠而对刘文静怀恨在心，就将刘文静的酒后狂言，告诉自己在皇宫中当值的哥哥，让哥哥把这件事告诉皇上。李渊知道后，将刘文静以“谋反罪”处死。
刘文静出生于公元568年，他不但相貌英俊魁梧，而且从很小就展露出过人的才干。后来担任晋阳县令，与当时担任晋阳宫监的裴寂成为好朋友，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饮酒、谈论时政。
隋朝末年，因为隋炀帝的一系列暴政，导致各个地方贵族武装起义、农民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裴寂经常跟刘文静感叹世事动荡和自己前程未卜，而刘文静则会安慰裴寂，纵使身处乱世，我们两个人志趣相投，又何惧当下呢！
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刘文静和裴寂一致认为李渊绝非池中之物，日后一定大有作为，在这两个人不断怂恿下，李渊终于决定起兵。裴寂利用职务之便，拿出晋阳宫的全部钱财、粮食来支持李渊，而刘文静奉命出使突厥，得到了始毕可汗的鼎力支持，从突厥带着2千名骑兵和1千匹战马南下。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登基，对开国功臣按功欣赏，李世民、裴寂、刘文静这三个人得到开国功臣前三甲的殊荣，特别授予他们“免二死”的特权。并任命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
后来，裴寂在朝中帮助李渊处理日常事务，刘文静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
公元618年，跟随李世民征讨薛举，恰巧赶上李世民身患严重的疟疾，刘文静没听李世民之前的嘱托，贸然出兵导致唐军大败，逃回长安后被贬为庶人。不久又跟随李世民歼灭薛举的儿子薛人杲大获全胜，刘文静又被封为民部尚书。
第二年，裴寂主动请缨讨伐刘武周，结果裴寂惨败。李渊不得不将裴寂召回长安，问罪裴寂后将其打入狱中，结果没过几天，李渊不但将裴寂放出来，还更加宠信裴寂。
这个时候刘文静越看裴寂越不顺眼，裴寂样样不如自己，却稳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而自己履历战功，无论是官位还是食邑哪一样不如裴寂。
于是刘文静在朝堂之上，处处跟裴寂作对。裴寂说东他就指西，还经常用言语来挖苦裴寂。裴寂也不是一个宽容之人，经常给刘文静穿小鞋。很快两个昔日好友，逐渐变成仇敌。
很快就有了刘文静因为酒后狂言而入狱的事情。这件事李渊知道后，竟然让裴寂来担任主审官，来审理刘文静的案子，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虽然副主审官萧瑀和李纲都认为刘文静没有谋反之意，只是因为心生怨恨而酒后失言。结果没想到裴寂只用一句话，就让李渊下定决心杀了刘文静。
“刘文静虽然非常有才，但是性格乖张、阴晴不定，如果留着他，日后一定成为大患!”
刘文静和裴寂，从“好兄弟”演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二人跟着李渊起兵成功后，利益分配不均衡。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裴寂和刘文静分别成为“新公司”两个对立派别的代言人,在两个派别暗中较量的时候，裴寂和刘文静首当其冲成为炮灰。
李渊是“新公司”的法人代表，李建成是“新公司”的法定继承人。而这个“新公司”的业绩大多数都是 “候补法定继承人”李世民带来的。
裴寂加入“新公司”后，很快就和“老板”李渊打成一片，两个人不是一起喝酒就是一起下棋。结果没多久，裴寂和李渊私交远远超过了刘文静和裴寂的关系。
这就让刘文静非常失落，在刘文静眼中的裴寂就是见利忘义之人，为了巴结“老板”，把自己这个昔日好友，忘到了九霄云外。
而刘文静从一开始就非常欣赏20出头的李世民，他认为在“李氏家族”企业中，只有李世民具有“麒麟之才”!
不但如此，刘文静还经常在公开场合称赞，李世民的才能堪比刘邦、曹操之流。虽说刘文静的眼光很是毒辣，但是像他这样大张旗鼓地表明自己站在李世民这一头，也暴露了他政治觉悟的幼稚。
刘文静公然将李世民比作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你把李渊和李建成比作什么？难道你刘文静想让李渊直接当太上皇，想让李建成甘心当一个王爷不成？
从李渊的立场来看，把刘文静一直留在李世民身边，就是一个祸害。李渊认为刘文静日后一定会怂恿李世民争皇位，所以说就算刘文静没有“酒后失言”事件爆发，李渊日后也一定会找机会除掉刘文静。
虽然李渊曾经承诺过可以免刘文静两次死罪，其实这不过是空头支票。如果皇帝就是想杀你，给你多少张“免死金牌”都没用，就像朱元璋建立大明后，给跟着他一起打江山的老兄弟们无数张“免死金牌”，结果这些拿着“免死金牌”的开国功臣，基本上都被朱元璋杀干净了。
李渊除掉刘文静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敲打秦王李世民，警告李世民安分守己当他的秦王，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事实证明李渊的敲打，不但没能震慑住李世民，反而起到了激发的作用。
所以说刘文静之死，也是日后“玄武门事变”隐藏最深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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