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平定其弟阿里不哥叛乱势力，稳定了关陇地区和统一了北方绝大部分省区后，事业进入了快车道。在经过一系列中央集权改革后，在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遂定都中都城，这标志着一个民族政权“大蒙古国”正式向一个封建王朝转型。

此时的忽必烈在自己内心的驱动和汉臣的建议下决定攻灭南宋、统一中国，所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忽必烈遂发动了灭宋之役，宋、蒙两军围绕重镇襄阳、樊城展开攻防战，宋军在坚持六年后，襄樊被攻占，南宋长江中段防线洞开，再也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下面就来说说对于这场决定宋、蒙国运的关键性战役。

南宋立国于东南，以长江流域为主要屏障，依次从东到西形成了两淮、荆襄、四川三大防区。而荆襄地区，自南宋名将岳飞收复襄、邓以来，南宋即长期经营，把这一地区当作抗击金军、屏蔽长江中游安全的桥头堡。

而长江中游防区的核心则在襄阳以及与襄阳一江之隔，互为依托的樊城。襄阳位于汉水南岸，三面环水，一面傍山樊城位于汉水之北，两城夹汉水而立，控扼荆豫南北，为兵家必争之地，“为历代攻守之地，引唐、邓为屏蔽，依荆渚为唇齿，方城、汉水，屹然天堑，故进可以荡秦、赵，退可以保上流，其险诚足固也”。

对于南宋来说，荆楚地区的得失，关系着东南政权的存亡，四川地区和襄樊为中心的汉水上游又关系到荆楚地区的存亡，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在宋理宗宝祐年间，蒙哥汗发动对四川的战争，自率大军以川蜀做为重点进攻方向，结果在余玠创立山城体系面前，蒙古军撞得头破血流，在四川地区长期停滞不前，蒙哥汗也在钓鱼山城之下含恨而终，控制川蜀攻宋的战略完全瓦解。

忽必烈

自蒙哥汗驾崩后，蒙古高层开始对选择川蜀方向为主攻点产生了严重质疑并进而否定。开庆元年（1259年），就钓鱼城之战那一年，忽必烈在南进途中就问计于隐士杜瑛，杜瑛即回答：“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这是有人第一次向忽必烈提出从襄樊突破攻宋的战略。

其后，忽必烈在景定元年（1260年）初即汗位，郭侃上平宋之策，“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正式提出突破荆襄，首取襄阳。但忽必烈此时正为阿里不哥叛乱焦头烂额，灭宋条件并不成熟，所以郭侃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南宋降将刘整入朝，提出对南宋“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并进一步提出了应该剥夺南宋的水军优势，大练水军，大造战船，这些建议均为忽必烈所接受。刘整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制造战船5000艘，练水军7万人，南宋的水军优势基本被抹平。忽必烈遂改变了以往蒙古军的战略方针，决定舍巴蜀于不顾，先行攻取襄阳。宋、蒙持续最久的战役，襄、樊之战一触即发。

忽必烈虽然决心夺取襄阳，但鉴于以往攻打襄阳城的时候，对襄阳的坚固程度很有体会，“命毋攻城，但围之，以俟其自降”。并任命速不台之孙、兀良合台之子阿术为主帅执行围攻襄阳的军事行动。咸淳三年（1267年）八月，阿术率军与宋军在襄阳西面的安阳滩一带激战，估计此战阿术意识到了蒙古军的缺陷，上奏忽必烈要求增派汉军攻打襄阳，“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前进”。

他的建议被忽必烈接受，遂任命南宋降将刘整（之所以不任命史枢，可能是忽必烈觉得刘整不仅非常骁勇，对南宋防御体系相当熟悉，甚于汉军之上）为汉军都元帅率领汉军参加对襄樊的进攻。

刘整

果然，刘整不负忽必烈所望，为了贯彻忽必烈的长围计划，开始不择手段。按照刘整的计算，“南人惟恃一黑灰团，可以利诱也”，抓住了驻守鄂州的南宋京湖制置大使吕文德的贪财好货的性格缺陷，遣使者向吕文德贿以玉带，请他允许在襄阳城外的鹿门山上开榷场允许贸易，吕文德果然应允，蒙古军很快建立起了外有土墙，内有堡垒的鹿门堡，这也是元军的第一座堡垒，吕文德后悔不已，“顿足曰：‘误朝廷者，我也。’”“刘整以泸州降北。先是郑兴守嘉定，被兵，整自泸州赴援，兴不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馈之。整怒，杖吏百而去。及兴为蜀帅，而泸州乃其属郡，兴遣吏打算军前钱粮，整赂以金瓶，兴不受。复至江陵，求兴母书嘱之，亦不纳，整惧。又似道杀潜、杀士璧，整益不安，乃以泸州降。北军压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为南者立东庑，为北者立西庑。’官吏皆西立，惟户曹东立，杀之，与西立者二十八司归北。荆湖制置吕文德复泸州，文德号为黑炭团。整归北，上急攻缓取之书，谋取襄阳。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团，可以利诱也。’乃遣使于文德，求置榷场于樊城外，文德许之。使曰：‘南人无信，安丰等处榷场，或为盗所掠，愿筑土墙以护货物。’文德不许，使辞去。或谓文德曰：‘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为然。迫使者不及。既而使者至，复申前议， 文德遂许焉。为请于朝，开榷场于樊城外，北人筑土墙于鹿门山外，通互市，筑堡。襄帅吕文焕知彼欺诳，乃两申制置司，为亲吏陈文彬匿之。北人又于白鹤城增筑第二堡。文焕复申制司，文德大惊，顿足曰：‘误朝廷者我也！’即请自赴援，会病卒。”但悔之晚矣！

元军又在白河口、万山等地修筑堡垒。咸淳五年（1269年）正月，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和枢密副使马忽剌出来到襄阳前线督战，蒙古军“再接再厉”，修筑了一条很长的包围工事，西起万山，南至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在岘山、虎头山修筑一字城，连接各地堡垒，“为久驻计”。咸淳七年（1271年）三月，刘整又在汉水置实心台堡，“上置弩炮，下为石囤五，以扼敌船”，意图断绝宋军水道。总而言之，蒙古军的围城工事可谓是“盛况空前”，史称“重营复壁，繁布如林”。

吕文德的弟弟襄阳知府吕文焕对元军的围城十分忌惮，决定主动出击，不能坐以待毙。早在咸淳四年（1268年）十一月，吕文焕就率军自襄阳出击，对蒙古军的围城各堡展开进攻，阿术率军抵御，“斩获甚众”，元军立功将士高达1304人，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咸淳六年（1270年）二月，宋军出步骑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堡，蒙古行军万户张弘范率军坚守阵地，宋军步骑轮番冲锋，张弘范乘宋军进攻力竭气衰之时，派部将李庭正面冲击，别将绕后，两面夹攻宋军，李庭身负二创力战击败宋军，宋军退回襄阳城中。万山堡之战的失败象征着宋军破围企图完全失败。

自蒙古军发动攻围襄阳之役后，南宋方面知襄阳乃是必争之地，也高频率地调遣军队前来支援。咸淳五年（1269年）七月，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战船3000艘，军队数万增援襄阳，他先分遣舟师出没于东岸林谷间，作为疑兵，实际上他率主力部队突破蒙古军的新堡。结果被蒙古军主帅阿术窥破意图，夏贵军反而被蒙古军伏击，至虎尾洲，为蒙古万户解汝楫的舟师所败，“俘杀二千余人，获战舰五十艘”。

当年十二月，荆襄方面的最高指挥官吕文德病死，宋廷以李庭芝担任京湖制置大使救援襄阳。咸淳六年（1270年）九月，范文虎奉李庭芝之命率兵船二千艘前来援襄，阿术、刘整等率军迎战于灌子滩，“杀掠千余人，获船三十艘，文虎引退”，据《癸辛杂识》记载，宋军此役战死“御前精兵”8000人，“文虎仅以身免”。

范文虎

咸淳七年（1271年）四月，阿术率万户阿剌罕等率军与宋将范文虎战于湍滩，宋军被击败，统制朱胜等100多人被俘。六月，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援襄，结果又被阿术击败。败退途中还被蒙古军将领解汝楫打击，大败而逃。七月，宋将来兴国攻击蒙古百丈山营垒，被阿术击败，蒙古军追至湍滩，宋军被斩首2000余人。

面对蒙古军严密的封锁，宋廷的增援算是顽强，屡败屡战，终于结出了果实。咸淳八年（1272年），宋廷派出沿江制置副使孙虎臣以及副帅高世杰顺流而下，增援襄樊，刚好遇到江水暴涨，宋军水师难得地打透了元军的堡寨和敌台，将衣袄、布匹、米盐、粮草运入襄阳，然后从樊城取道安阳河进入郢上。而在此次援襄成功后，宋廷的援襄行动也即将迎来悲壮的绝唱。

逆行的勇者：二张援襄

话说此前援襄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在遭受蒙古军数次暴击后，早已被吓破了胆，拒绝听从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命令增援襄樊前线，估计其他将领的态度也够呛，李庭芝居然只能求助于民间的力量，以重赏招募死士，得3000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骁悍善战者”，以抗蒙义军首领张贵、张顺为帅增援襄阳。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汉水上涨，李庭芝命二张援襄，张贵、张顺率轻舟百余艘，以三舟联为一舫，每船配置火枪、火炮、积炭、巨斧、劲弩，满载军用物资前去襄阳增援，在出发前，二张下令：“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败吾事。”全军感奋而行。

五月二十四日，在入夜后以红灯为号，启航向元军船阵突破，在磨红滩与蒙古军水兵短兵相接。张贵等率水军奋勇冲杀，突破蒙古军防线，“转战百二十里”，于二十五日黎明抵达襄阳城。城中见援军和物资到达，“踊跃气百倍”，但主将之一的张顺却身中四枪六箭壮烈牺牲，其遗体在战死后溯流而上，“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

张贵

张贵在完成援襄任务后决定回郢州，先派人约定范文虎以兵5000人于龙尾洲夹击元军，但范文虎不仅不出动，反而“退屯三十里”。屋漏偏逢连夜雨，张贵手下一士兵叛逃泄露张贵军的行动计划，而张贵在明知计划可能为元军所知的情况下强行突围。来到龙尾洲附近，当举“流星火”联络接应船只时，迎面而来的却是元军，张贵率军奋勇力战，身受数十伤被俘，不屈被杀，元军将尸体运至城下，“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

眼瞅着元军围困襄、樊已经长达数年之久还没破城，元世祖忽必烈也是非常焦急，在焦急中就打开了新思路，听闻西域回回炮非常好用，遂派使者赴西方诸汗国中招募炮匠，宗王阿不哥派阿老瓦丁、亦思马因二人应诏。咸淳七年（1271年），二人举家至京师，首造五门回回炮。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每机可发重逾三百磅之石，石飞甚远。忽必烈很是高兴，决定将其应用于襄樊，这件武器将大大改变战争进程。

襄、樊二城互为唇齿，襄阳在汉水之南，樊城在汉水之北，宋军植木江中，以铁链固定，架浮桥以通援兵，两城互相配合，让元军很是头疼。

樊城被破

咸淳八年（1272年）​三月，蒙古都元帅阿术、汉军都元帅刘整、阿里海牙对樊城发动猛烈进攻，攻破外城，宋军被杀2000人，被俘将领16人，筑重围守之。十一月，阿里海牙上奏：襄阳受围久未下，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忽必烈批准了这一计划，又命将将“用力省而所击甚远”的回回炮发至军前，加大破城力度。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阿术先派兵重点攻击襄樊之间的浮桥，“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其桥”，让襄阳宋军不能增援樊城，元军分数道猛攻樊城，战斗十分激烈。元将忙兀台焚烧宋军在南岸的战船，树立云梯于北岸，登柜子城，从城的西南角攻入；史枢大战14昼夜，从东北角破城；元将张君佐指挥炮队摧毁了樊城的角楼。

南宋侍卫马军都统制牛富率领死士百人，与元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后身受重伤，以头触柱赴火而死。裨将王福见牛富殉节，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也赴火而死。其余将领张汉英、王祀等纷纷战死。由于樊城抵抗凶猛，给元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元军将樊城军民全部屠戮，“拔而屠之，无噍类遗”。

襄阳投降

在攻破樊城之后，元军即趁战胜之威，携带回回炮移攻襄阳。而襄阳城内的形势也十分困难，在元军的长期围困下，衣装、柴薪非常缺乏，老百姓“撤屋为薪，缉麻为衣”，襄阳知府吕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

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元军发回回炮射向襄阳城，“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催陷”，襄阳城谯楼被毁，“城中汹汹，诸将顿逾城降者”，襄阳城摇摇欲坠。

吕文焕

但元廷认为，吕氏集团在宋廷影响力巨大，元廷决定劝降吕文焕，开始对其发动心理攻势。元将阿里海牙率先至城下劝降曰：“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矣。”并以折箭为誓。随同阿里海牙劝降的还有张庭珍也劝降道：“我师所攻，无不取者，汝孤城路绝，外无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阖郡之人何！汝宜早图之。”在元军的劝降攻势下，吕文焕帐前两天田世英执其总管武松叛降，吕文焕在万般无奈之下开城投降，襄、樊二城被元军攻占。

在吕文焕降元以后，随张贵、张顺的援襄民兵一起进入襄阳的右领卫将军范天顺（范文虎之侄）拒绝投降，仰天大呼：“好汉谁肯降贼，死时也做大宋忠义鬼。”二月二十七日，自缢于坚守的阵地上。为襄阳保卫战谱写了最后一曲悲歌。

历时六年的襄樊之役结束，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此役的胜利为元军灭亡南宋打下了牢固的的基础。对于南宋来说，则预示着其覆灭进入了最后倒计时。